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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易学与之不同，李鼎祚在集解《剥》卦时，在引征虞翻的同时，恰好也引了王肃，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王、虞对比的机会。王肃曰：“在下而安人者，床也；在上而处床者，人也。坤以象床，艮以象人。床剥尽以及人身，为败滋深，害莫甚焉。故曰‘剥床以肤，凶也。’”(15)这里，王肃排除了迂回、烦琐的论证形式，不采卦变、旁通、反卦等说，故不取“巽木为床”之训，而直取《说卦》“坤为地……为大舆”的说法，即取地、舆负载万物，犹床之载人之义，故曰“坤以象床”。又《说卦》：“艮，三索而得男，谓之少男，”是艮有人象，故曰：“艮以象人。”综观王肃对《剥》之六四爻辞的解释，简洁明了：床则安人，床则载人，床被剥落殆尽，必危及坐床之人，故曰：“床剥尽以及人身，为败滋深，害莫甚焉。”这明显突出了《剥》卦的义理。可惜王肃易注佚失，仅得零星佚文，而不能得其全貌，但仅凭以上两条佚文，即可窥见其一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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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注《易》，不仅排除卦变、旁通、卦气等说，亦摒弃互体、爻辰说，此与郑玄注易的对比中，亦可见一斑。据惠栋《易汉学》卷六《郑康成易》所辑郑玄“以爻辰说易”十二条，其中三条与仅存的王肃易注相对应的三条相比照，即可一目了然。下列《郑、王三条〈易〉注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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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郑、王易注三条佚文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二者的明显区别：郑玄以“爻辰”说解释卦爻辞，而王肃却扫除爻辰而不用，直以字义或爻位说解经。这体现了王肃易学对象数学的取舍与扬弃。所谓爻辰，是按六十四卦卦序，把每对立的两卦十二爻，配以十二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别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用以推算岁、月与所发生事情及与卦爻辞的联系。郑玄之爻辰法，即是以《乾》、《坤》两卦十二爻，配十二辰，以生十二律之位。《乾》之六爻依次配“子、寅、辰、午、申、戌”六辰；《坤》之六爻则依次配“未、酉、亥、丑、卯、巳”六辰。故《比》之初六，爻辰在未。《明夷》六二，爻辰在酉，九三在辰。《中孚》六三，辰在亥，六四辰在丑等。郑玄通过这些迂迴缭绕、牵强附会的解释，企图说明卦爻辞与卦爻象之间的必然联系。爻辰说本于《易纬》，而《易纬》又是在孟、京卦气说基础上发展而来。郑玄集《易纬》、孟、京卦气说之大成。郑玄以爻辰说易，是对孟、京、《易纬》及今文易说的发展，但也由此把易学推向支离、烦琐，并成为魏晋时期王弼易学革新的“酵母”和“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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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王肃对《比》卦初六爻辞的解释，只言“缶者，下民质素之器”；其注《明夷》六二，亦只注一个“般”字，认为“般，旋也”。明确不以郑玄“辰得巽气为股”之爻辰说。其注《中孚》，也仅以“三、四在内，二、五得中，兑说而巽顺，故孚也”十余字给以解说。三、四在内，是指《中孚》（）卦六爻，六三、六四两爻为阴爻在内，故曰：“三、四在内。”外四爻为阳爻，其中九二、九五两爻居上下卦之中位，故曰：“二、五得中。”《中孚》卦之下卦为兑，上卦为巽，兑有悦义，巽有顺义，故曰：“兑说（悦）而巽顺，故孚也。”若按郑玄的解释，《中孚》之六三爻，辰在亥为豕，因六三不得位为失正，“故变而从小名，言豚耳”。此解《中孚》卦辞中“豚”的来历。为什么六三失位而“豕”称小名而言“豚”？同样为什么六四爻得位而“龞蟹”得变大名而言“鱼”？这些解释完全是牵强附会，不得要领，且烦琐破碎，解《中孚》卦辞“豚鱼吉”三字，竟用了九十八个字。而王肃只用了十六个字，只依《易传》立说，且简单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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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引文及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王肃解易的主要特点即在简明。要简明，唯扬弃汉易中的卦变、旁通、卦气、互体、爻辰等诸说，直以义理说易。朱伯崑先生在其《易学哲学史》中评价王肃易学说：“曹魏时期的经学大师王肃，乃古文经学派的集大成者。其《周易注》，继承了费氏易的传统，注重义理，以《易传》的观点解释经文，排斥今文学派和《易纬》解易的学风，不讲互体、卦气、变卦、纳甲等。……王肃的解易学风，在当时颇有影响。”(16)这一评价是符合王肃易学基本情况的。从现存王肃《周易注》的佚文看，其注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汉易今文学的影响，但通过上述比照，其易学义理化倾向还是很明显的，这预示着魏晋经学中的易学系统面临巨大变革。如果说，以郑玄为集大成的汉代易学象数学走向支离、烦琐，从而成为魏晋时期王弼易学革新的“酵母”或“催化剂”的话，那么王肃易学则是直接为玄学化易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是魏晋时期学术思想转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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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肃的《礼注》及礼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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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经学的重点，似在礼学。他一生遍注群经，对《礼》尤为重视，从其所存礼学注述的目录看，有《周官礼注》十二卷、《仪礼注》十七卷、《丧服经传注》一卷、《丧服要记》一卷、《丧服变除》、（《晋书·礼志》未著录卷数）、《礼记》三十卷、《祭法》五卷、《明堂议》三卷、《宗庙诗颂》十二篇、《三礼音》三卷。无论从种类和卷数看，都是其经注中数量最多的。但由于众注散佚，现仅存佚文百不足一，其礼注及其礼学思想已无法窥其全貌，现仅据晋以后群书所引及辑佚书所辑有限的礼注佚文，以观其礼学思想之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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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王肃礼注中最具思想意义者，莫过其“五帝非天说”，这是能够反映其通过对天、帝的解释而对传统今文礼学，特别是郑玄礼学的改造。《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玄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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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大祭曰禘。……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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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礼记·郊特牲》孔颖达疏引郑玄义云：“郑氏以为天有六天，天为至极之尊，其体只应是一。而郑氏以为六者，指其尊极清虚之体，其实是一；论其五时生育之功，其别有五：以五配一，故为六天。”(18)根据这些材料，可知郑玄以五帝配“清虚之体”，这“清虚之体”即“昊天上帝”或称“天皇大帝”。以五帝为天，又合“昊天上帝”或“天皇大帝”即为六，此郑玄六天说之大义。在郑玄看来，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所谓五帝，即苍、赤、黄、白、黑，并皆以正月郊祭之。按《礼记·大传》“不王不禘”之说，这种禘祭，是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之大祭，故郑玄以正月郊祀五帝，即是以五帝为天。又据新《唐志》礼乐志引郑玄说：“玄以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宝也。……玄以为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说，后世莫能废焉。”(19)又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兴必感其一，因别祭尊之。”(20)这两条材料与《礼记》孔颖达疏所引基本一致，即郑玄认为“天皇大帝”居于北辰，又有太微五帝分居五方，并在天上轮迭为王，地上之王必感五帝（五天）之一而生，是谓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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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主“五帝非天”说，认为“天惟一而已，安得有六”？在王肃看来，天有五行，其神谓之五帝。这五帝只能称其为天的辅佐，而不能称“上天”。据《礼记·祭法》孔颖达疏引王肃难郑“六天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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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难郑云：“案《易》‘帝出乎震’，‘震，东方’，生万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为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黄帝之子孙，各改号代变，而以五行为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郑玄云‘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又天惟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语》云：‘季康子问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是五帝之佐天也，犹三公辅王，王公可得称王辅，不得称天王。五帝可得称天佐，不得称上天。而郑玄以五帝为灵威仰之属，非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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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王肃力辨“天惟一而已，何得有六”之“一天说”，而否定郑玄之“六天说”，其目的即在于强调人间之帝（五人帝）非出自上天之五天帝。他引《周易》《说卦》之文，以“帝出乎震”、“震，东方也”，说明万物之生，皆有所出。人间亦然，“初以木德王天下”，乃指地上的王者，效法天地万物之生，制以为序，改号代变，以五行之序为次焉。因此，“初以木德王天下”，只是说人类社会发展之初，效法五行之序，给其治体以称号而已，并不是以天下之帝为“五行之木精所生”，更非“太微之精所生”。在王肃看来，所谓“五帝”，乃人间五帝，都是黄帝的子孙，焉可如郑玄所谓为“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哉？在王肃看来，郑玄之所以认为“王者之祖，皆感五帝之精以生”的根本原因，是混淆了“五天帝”与“上天”的区别。在王肃看来，所谓五天帝，不过是五行“分时化育以成万物”的自然过程，故称“其神谓之五帝”。“五帝”即“五行之神”，而这里的“神”，并非人格神，而是指木、火、金、水及土五种自然物的功能或作用。这种功能和作用实际上具有“佐天”的意义，故称“是五帝之佐天也”。五帝之佐天，犹三公之辅王；王辅不得称“天王”，亦犹天佐不得称“上天”一样，故称“五帝为灵威仰之属，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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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王肃反对“六天说”的议论中，潜在地渗透着一种自然主义精神，若以五帝为灵威仰之属，无疑是谶纬神学的复活，因为郑玄的说法，六天之说皆源自纬书，不仅“五帝”为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汁光纪等神学虚构，就连“天皇大帝”之“耀魄宝”亦属虚渺之谈。王肃力图清除谶纬迷雾，故通过否定六天说，坚持“一天说”，以恢复礼学的人间现实性。因为在王肃看来，其所坚持的“一天”之“天”，亦非人格之天。这可从唐高宗时期的礼部尚书许敬宗的奏议中略见端兆。许说：“按《周易》云：‘日月丽天，百谷草木丽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诗传》云：‘元气昊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此则苍昊为体；不如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两仪。天尚无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肃群儒，咸驳此义。”(22)这段话虽以许敬宗的奏议出现，但却明显是在王肃“一天说”基础上发挥的，其中亦含王肃思想。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元气昊大”、“远视苍苍”等说法，已多少涵有自然之天的义蕴，此是从《周易》、《毛诗传》，一直到魏晋乃至王肃，自然之天思想向儒家经学中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思潮的变迁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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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礼学思想的再一个重要表现，是其“丘郊一祭”说。这一问题，实际上与“五帝非天”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郊祀之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王肃礼注大多佚失，仅存佚文，不足以全面辨正，故仅以王肃礼注存者，与郑玄对照，仅得其大概而已。郑玄认为“圆丘”与“郊”是有区别的。按《礼记》，祀天地于郊，以其始祖配之，谓之禘。《礼记·大传》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玄注曰：“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也。”(23)又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下有禘、郊、祖宗。”(24)这里，郑玄以“禘”为“圆丘”，祭昊天；以“郊”为“南郊”，祭感生之帝。即分丘郊为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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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的“丘郊为二”说，受到王肃的诘难。王肃与郑玄相反，持“丘郊一祭”说，谓郊即丘、丘即郊，故丘郊一祭耳。他说：“玄（郑玄）以圆丘祭昊天最为首礼，周人立后稷庙，不立喾庙，是周人尊喾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喾配至重之天，何轻重颠倒之失？所郊则圆丘，圆丘则郊，犹王城之内与京师，异名而同处。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喾，《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证之明文也。《诗》云‘天命玄鸟’，‘履帝武敏歆’，自是正义，非谶纬之妖说。”(25)这是说，郑玄以圆丘祭昊天是诸祭中最重要的祭祀，以此区别郊祭感生之帝。在王肃看来，这种区分颠倒或割裂了“昊天”与“上帝”的关系，《祭法》所标示的虞、夏、殷、周四代所禘之黄帝、帝喾二帝，皆为“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非郑玄所云“禘谓祭昊天于圆丘，郊为祭上帝于南郊”之谓。因此，在王肃看来，丘郊为二，乃“轻重颠倒之失”，其根源乃是受谶纬神学影响，把王之先祖皆看做是“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因此祭祀应以祭统帅太微五帝的“昊天上帝”之禘为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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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认为，丘郊乃一祭之祭，不应为二，“郊则圆丘，圆丘则郊”，二者“犹王城之内与京师”，实乃“异名而同处”，故为一祭，而不应分祭。若依郑玄分郊丘为二，是“乱礼之名实”。《郊特牲》正义引王肃《圣证论》云：“玄既以《祭法》禘喾为圆丘，又《大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于郊祭后稷，是乱礼之名实也。按《尔雅》云：‘禘，大祭也。’‘绎，又祭也。’皆祭宗庙之名。则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圆丘及郊也。”(26)王肃之所以不分郊丘为二，目的在于强调二者都是祭宗庙之名，无论是帝喾，还是后稷，皆周之先祖，皆以宗庙祭之，故不应再分郊丘二祭。而郑玄分郊丘为二，难免引起混乱，即一方面依《祭法》禘喾为圆丘，依《大传》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另一方面，“又施之于郊祭后稷”，岂后稷非其祖之所自出哉？此即“乱礼之名实”也。由此，王肃得出结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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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即圆丘，圆丘即郊。所在言之则谓之郊，所祭言之则谓之圆丘。于郊筑泰坛象圆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坛，则圆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礼》云：“冬至祭天于圆丘。”知圆丘与郊是一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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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肃看来，所谓“郊”，是指祭祀地点；所谓“圆丘”，是指祭祀的名称。这好比在郊外某地筑泰坛，其坛象圆丘之形，其形本之于天地之性，二者本是一体，都体现为祭祀活动，如“燔柴于泰坛”，或“始郊日以至”，或“冬至祭天于圆丘”等。郑玄分郊丘为二，即是以“所在”为“所祭”，从而导致“所祭”失“所在”。这也构成王肃难郑“乱礼之名实”。郑玄混禘于郊，故有南郊之禘、圆丘之禘。其注《大传》云：“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此即南郊之禘。又注《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此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此即圆丘之禘。二禘所祀不同，故分丘郊为二。王肃不信谶纬，不从感生帝义，故谓丘郊一祭，并强调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圆丘及郊也”。这实际上是否定郑玄禘为祭天之义，而力主禘为宗庙之祭。其争论的焦点，仍在“祖之所自出”这一问题上。承认禘为祭天，即等于承认“王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的纬书感生说；以“禘为宗庙之祭”，则追享其先祖所自出之帝，乃得姓所自出也。即前文所述“五帝皆黄帝之子孙，何太微之精所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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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一天说”、“郊丘一祭说”外，王肃的礼学思想尚有“禘大祫小说”、“庙制议”、“丧礼议”等多项内容，其主旨多与郑玄相反。王肃之攻难郑氏礼制，反映了魏晋之际政治、思想、学术乃至礼仪典章制度的变迁与发展，同时也是时代思潮转型的重要表现。这种转型往往体现为政治与学术的综合运动，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魏晋嬗代的政治斗争或政治需要，而是综合地、曲折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历史、思想、学术、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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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肃的毛诗学及其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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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所列王肃与郑玄著述对照表中可知，王肃经学以礼学为最，其次便是诗学。郑玄诗学著述仅有三种，而王肃有五种。除《毛诗注》二十卷外，尚有《毛诗义驳》八卷、《毛诗奏事》一卷、《毛诗问难》二卷及《毛诗音》（未著录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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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矣。魏太常王肃，更述毛非郑。”《四库全书总目·诗类毛诗正义提要》亦云：“自郑笺既行，齐、鲁、韩三家遂废。然笺与传义，时有异同。魏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诸书，以申毛难郑。”但王肃的这些著作均已不传，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分别辑有上述四书部分佚文及辑佚简序。对于《毛诗注》，马氏曰：“辑录四卷，其说申述毛书往往与郑不同。案郑笺毛诗而时参三家旧说，故传笺互异者多。《正义》于毛郑皆分释之：凡毛之所略而不可以郑通之者，即取王注以为传意，间有申非其旨而十得六、七。”(28)《毛诗义驳》辑本序曰：“肃注毛诗，以郑笺有不合于毛者，因复为此书。曰义驳者，驳郑氏义也。……辑录凡十二节。”(29)其对《毛诗奏事》曰：“肃有毛诗义驳，专攻郑氏。此则取郑氏之违失，条奏于朝，故题奏事也。《隋志》以一卷著录，《唐志》不载，佚已久矣。今从《正义》採得四节……”(30)又于《毛诗问难》辑本序曰：“此之问难，大抵亦申毛以难郑也。《隋志》云梁有二卷，亡。《唐志》复著录二卷，今佚。从《正义》所引辑录七节。与注及驳、奏相比次，王氏一家之学，萃于兹矣。”(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