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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对经典解释用字的繁简，只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乃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郑玄解经往往注重训诂而忽视义理，以其冗繁的训诂窒息了对经典所蕴涵的思想之诠释。这是汉代今古文的通病，而古文经学犹甚。故班固云：“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义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59)这种状况，至东汉以后，不仅没有改变，且愈演愈烈，除烦琐外，又加谶纬，妄谬其说，故《隋志》曰：“六经之儒，不能究其宗旨，多立小数，一经至数百万言。……且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说。至后汉好图谶……先王正典，杂以妖妄，大雅之论，汩之以放诞。……驰骋繁言，以紊彝叙，成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蔽也。”(60)这里，《汉志》、《隋志》均把烦琐、妖妄两事，看做是“学者之大患”或“学者之蔽”，经学面临着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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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肃推引古学的目的，多在于扬弃充斥今文经学中的谶纬妄说，使经学从神学迷雾中解脱出来，以恢复经学的理性精神和现实性品格。那么王肃又综合今文，乃是吸收今文经学较为擅长义理的特点，以攻郑玄古文之繁碎所造成的对义理之遮蔽。在王肃看来，郑玄经学之所失，正是其今文中掺杂谶纬，而古文又陷入烦琐之章句。如果站在今古文不同学派的立场看王肃，则很难理解王肃的经学立场，正如皮锡瑞所指称的那样：“肃善贾、马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今文乎？案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也。”(61)皮氏自是不知王肃辨郑之非，即在于以今文说之义理，化约郑氏古文说之繁密；又以古文说之质直驳郑氏今文说之荒诞。因为烦琐会遮蔽或淹没义理；荒诞（谶纬）则易使义理变谬。故王肃不仅知今古文之分，且效郑君之综合古今，惟其对今古文之内容，自有取舍，而其取舍之标准是“惟义所在”。因为按着《汉志》和《隋志》的看法，无论今文还是古文，都同样存在烦琐和神秘主义，这乃是时代使然。因此，王肃经学综合古今的主要意义，乃在于既综合古今，又超越古今，从而克服“终日自蔽而不知变”的经学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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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援道入儒，潜创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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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岂之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一种说法，认为王肃“在经学衰微时代，引进了道家思想，把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无为相互融合，建立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的雏形”。(62)这一说法虽然有些夸大，但说王肃的经学视野已扩大到儒学以外的道家，却是可以成立的。对此，可以有以下几点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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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天”的看法。王肃在其礼注中，以“一天说”反对郑玄“六天说”。其所坚持的“一天”之天，非人格之天，实是对《毛诗传》“元气昊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的申说与继承。此与《庄子·齐物论》的“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的说法完全类似，已经有“自然之天”的义蕴。又郑玄《尚书注》对“禋于六宗”的解释，以“六宗”为天之神祇，即“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之谓。王肃引《家语》，以“四时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为六宗。(63)这也是以自然之物对“六天”或“六宗”的解释。又据《礼记·祭法》正义引魏明帝问王肃六宗，对曰：“坎为水、离为火、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兑为泽，乾坤六子也。”(64)此亦以水、火、雷、风、山、泽六种自然物为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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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道”的看法。其注《周颂·昊天有成命》说：“言其修德常如始，日新之谓盛德也”；又注《周颂·我将》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为“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谋四方，维天乃大”。(65)王肃引《易》之言，以“日新之谓盛德”解释“昊天有成命”，又以“善用法文王之常道”解释“仪式刑文王之典”。又注《大雅·思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说：“不闻道而自合于法，无谏者而自入于道也，然则唯圣德乃然。故云性与天合。若贤智者则需学习，不能无过，闻人之谏乃合道也。文王性与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为，进于善也。”(66)又注《大雅·皇矣》“帝迁明德，串夷载路”云：“天以周家善于治国，徏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习于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67)这里所谓“闻道”、“入于道”、“合道”、“性与道合”、“习于常道”等具有从属性、具体性的道中，抽象出“道”或“常道”，实乃是对老子“道”或“常道”的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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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道”之内涵的看法。上述所谓“道”或“常道”，其内涵为何？王肃借孔子之口道出“道”的内涵：“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是天道也。”(68)这是说，天道之所以为贵，即在于它“相从而不已”、“不闭而能久”、“无为而物成”这三大特点。这三大特点，都体现为自然而然，无为而然。因此，圣人就要顺应无为而自然的天道来治国、驭民、固位和保身。故“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物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之谓圣人”。(69)这里所谓圣人，实际上已与《老子》中的圣人相差无几。他又借孔子的口说：“聪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70)至此，我们可看到，王肃所谓道，早已突破了儒家之道的内涵，“愚”、“让”、“怯”、“谦”、“损之又损”，再加上前面的“无为”、“自然”等概念，俨然已由经注中的潜引道家，变成《孔子家语》的明引道家。其中最为明显者，莫过《观周》之文：孔子观周，“问礼于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且有临别赠言。由此，孔子“自周返鲁，道弥尊矣”。在周期间，“孔子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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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熖熖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雍，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罗网。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怒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惑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示其卑。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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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肃在其经注中，由于受到经文的限制，还不能对道家思想畅其所言，那么，在其伪撰的《孔子家语》中，则随处见机发挥。此《金人铭》，无论是抄自它书还是其所独创，无论从语言文字还是从思想内涵，已足见其引进老子以为孔子张目，至此，我们已见其援道入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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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与郑玄相较，王肃经学的最显著特点，即在其摈弃谶纬、推引古学、删繁化简、引申义理、援道入儒、潜创新说。所谓“潜创”，是指他还未能建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只是在其经学中，有一种潜在的革新冲动。这种冲动，体现为经学内部的立异与纷争，由此推动了经学的发展。正如上世纪一位著名的日本汉学家所说：“王肃在郑玄以外又出异说，以起波澜，对于经学不是恶结果，反而是欲造其极端，更给一转机，使回复其生命的。皮锡瑞说：‘王学出而郑学衰。’然假令王肃祖述郑玄恰如元、明诸儒为宋儒之说作纂疏，愈加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同样，郑学反而更衰是无疑的。王肃所以出诡曲的异说，是由于易代革命不得已的事情，亦是个性敏锐的人物不堪立于人下所致。由此对于说经启示自由讨究的余地，实后来经学上伟大的功绩。”(72)这一评价可谓准的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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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王弼经学的玄学化及其儒道会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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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王肃经学一节中，已经谈到，王肃与郑玄相较，其经学的显著特点，是其摈弃谶纬，推引古学，删繁就简，引申义理，援道入儒，潜创新说。而王弼经学，即是按着这条道路走下来的，只是比王肃走得更远。王肃还未能建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而王弼则把王肃经学中潜在的革新冲动，引向经学的明显变革，并由此创造出一种新思想体系，遂使自东汉以来由扬雄、张衡、王充等人发轫开端的儒道融合会通的学术转型，由“渐靡”而至“顿变”。王弼经学以其《周易注》和《论语释疑》为代表，实现了由象数向义理的转变；开创了以老庄说易的先河。由此，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率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周期，从而使它在中国文化的演变进化中，具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王弼亦由此成为名烁古今的经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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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弼家世与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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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226—249），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生于魏文帝黄初七年，卒于魏废帝齐王芳正始十年。王弼一生仅活了二十四岁，但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质量很高、学术性甚强、影响力极大的著作，这些著作都具有创新性。尤其他开创了一代玄风，成为魏晋玄学的创始者；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划时代贡献的经学家，其《周易注》，东晋至唐以后，被列为学官，孔颖达称其为“独冠古今”之作。但对王弼的学术贡献，当时或稍后的人并未能完全认识，因此在陈寿撰著《三国志》时，并未为王弼单独立传，只在《钟会传》后，附简短数语。幸有裴松之在为《钟会传》作注时，引了何劭的《王弼传》和张华的《博物记》及孙盛的《魏氏春秋》，(73)才使我们今天能了解王弼的一部分家世及生平事迹。此外，有关王弼的生平事迹，还散见于《世说新语》、《三国志》、《晋书》等史籍传记资料中，但这些材料所记，均未超出《王弼传》及《博物记》所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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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弼的家世出身，史籍记载并不详密。今天看来，若无《钟会传》注引《博物记》及《魏氏春秋》所载，王弼的家世出身将湮灭不传。《博物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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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王粲与族兄凱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凯生业，业即刘表外孙也。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业字长绪，位至谒者仆射。子宏字正宗，司隶校尉。宏，弼之兄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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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材料中我才可以得知：王弼的兄长王宏，他们的父亲王业，王业的父亲王凱，王凱与王粲是族兄，王凱之妻是刘表之女，故王弼为刘表曾外孙。又知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书与粲。粲亡后，其二子均参与魏讽谋反被诛，但为何“邕所与书悉入业”？《三国志》裴注引孙盛《魏氏春秋》：“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即王弼的父亲王业，以族侄身份过继给王粲，即成为王粲的嗣子。王弼字辅嗣，抑或带有嗣孙继承光大祖粲之义。因此，若无《魏氏春秋》“以业嗣粲”一语，“邕所与书悉入业”的说法，便缺乏理由。故裴松之注引两书的这些文字，无疑对后世了解王弼这位在中国学术史上大放异彩的人物之身世，帮助甚大。又由此，我们才可通过王粲，上溯到王弼的四世、五世祖之家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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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国志·王粲傳》，粲字仲宣，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这样我们即可把王弼的家族谱系联系起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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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王龚、王畅本传：龚，世为豪族，仕历安、顺两朝，官至太尉，善举贤士，深疾宦官专权，志在匡正，为东汉名臣。畅，仕历桓、灵之世，官至司空，秉承父志，在官严整，深疾豪族奢靡，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时弊。王粲，建安七子之一，汉魏之际著名诗人、文学家、名理学家。王弼生父王业，在魏任尚书郎，“位至谒者仆射”。其兄王宏，入晋曾任汲郡太守、卫尉、河南尹、大司农等要职，卒后追赠太常。可见，王弼家世，在汉晋之际，属世家大族。但其本支，看起来并不显赫，以其生祖王凱以上，史籍无载，而自其生父王业过嗣王粲后，才真正接续上这个显赫家族的传统。王弼之所以能够在暂短的一生中，造就学术上的异军突起，亦与这个家族的文化传统有极大关系（在下一节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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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王弼生平，也多以何劭《王弼传》所记为主要根据。《王弼传》说：“弼，幼而聪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又曰：“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也者，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75)这两条材料，说明王弼少年时期，即已崭露头角。“年十余”、“未弱冠”，皆指其成年之前，盖当正始中期以前，王弼约十五岁或十六岁左右，即为当时名士裴徽、傅嘏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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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文学》载：“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此条材料，何劭《王弼传》未载。时间亦应在正始中期以前，与上述王弼往造裴徽的时间相若，即都在王弼弱冠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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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钟会传》载：“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钟会长王弼一岁，其弱冠时，王弼尚未弱冠，故弼当在十九岁（正始六年）。《王弼传》云：“弼与钟会善，会议论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据这些材料的记载，可知王弼在弱冠前，即已与当时名士、才隽、高官在思想学术上有了较多的交流，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与时任吏部尚书何晏的交往，引起何晏对他的欣赏和倚重。当时，司马氏集团正觊觎曹魏政权，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其中包括对士人及年轻士子的笼络和争夺亦在暗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