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2798

1702042799 何劭《王弼传》云：“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此时王弼22岁。(76)但由于当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王弼还未正式踏上仕途便遭挫折，“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可见王弼还是很在乎黄门郎一职的得失。何晏出于无奈，“以弼补台郎”。台郎，尚书台之郎官，亦称尚书郎，要比黄门侍郎差一个等级。但不久，刚刚上任的黄门郎王黎病亡。此时王弼本有机会补黄门郎的空缺，因为这个职位本是由何晏推荐他做的，但曹爽再一次拒绝了王弼，而以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晏为之叹恨”，王弼对于政治盖亦由此“益不留意焉”。

1702042800

1702042801 曹爽屡不重用王弼，原因盖有三焉：一是曹爽对王弼的印象不佳。王弼“补台郎”之初，“觐爽，请间，爽为屏左右，而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时爽专朝政，党与共相进用，弼通俊不治名高”（何劭《王弼传》）。在曹爽眼里，王弼只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即没有在政治上表态并为他出谋划策，以“党与共相进用”的标准衡量，此谓政治立场不清，态度不明，故不能重用。二是从培养前途上看，王弼亦不适合。其中，“弼通俊不治名高”一语，是对王弼性格、能力的准确概括。其性格、能力在于“通俊”、“名高”，而不在于治。即王弼本身是学术型而非治世型的人才。三是王弼虽“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但他有“颇以所长笑人”、“为人浅而不识物情”的缺点，故为时人君子所疾。这一点从他与曹爽的谈话中亦可看出。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曹爽并不识人。其在正始年间所提拔的钟会、裴秀、贾充、王沈等黄门郎，在关键时刻都投靠了司马氏，甚至都成为晋朝开国的元勋之士。说明曹爽在当时并不得人心。

1702042802

1702042803 《王弼传》载：“正始十年，曹爽废，以公事免。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无子绝嗣。弼之卒也，晋景王闻之，嗟叹者累日，其为高识所惜如此。”由以上可知，王弼在正始九年23岁时，经过几番蹉跎，始得一“台郎”之官，但第二年（正始十年）春，时局发生巨变，司马氏发动高平陵政变，曹爽、何晏等曹魏重臣及政权骨干，几乎被一网打尽，皆伏诛、夷三族。至此，曹魏政权完全控制在司马氏手中，从本质上完成了政权的嬗代与转移。而只做了不到一年尚书郎的王弼也被免职，并于当年秋天因“疠疾”而亡，时年24岁。王弼亦由此结束了短促而充满传奇色彩的学术人生，为后人留下了几乎成谜的无尽暇想：一位不满24岁的青年，如何能在高才如云的中国学术史上，留下“独冠古今”的浓墨重彩？

1702042804

1702042805 综观王弼暂短的一生，其与政治并无太多关系，他虽然在弱冠后不久，企图参与仕进，并做了尚书郎，但时间不过一年，便被惨烈的政争所打断，不久便因病死亡。他的一生，除去婴幼儿期和其生命的最后两年，应该说其有效的学术撰述活动时间不会超过六年。因此，如果非要为王弼一生划分阶段的话，大致只可能划分为两个时期：从4岁至17岁为读书积累和知识消化时期(77)；从18岁至24岁为迸发新思想及广泛交流和学术撰述时期。因此，王弼的著作基本上应该是在18岁至24岁这六年中完成的。

1702042806

1702042807 二、王弼著述及其学术思想渊源

1702042808

1702042809 王弼一生虽然仅存二十四年，但其著述却异常丰富。以其短寿却著述丰赡，这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亦实属罕见。按历代史志及各类图书目录所著录，其著作多达十余种。计有：

1702042810

1702042811 《周易注》十卷 （《经典释文叙录》、《隋志》等） 《周易略例》一卷 （《释文叙录》、《隋志》） 《论语释疑》三卷 （《释文叙录》、《隋志》） 《周易大演论》一卷 （《旧唐志》，《新唐志》作《大衍论》） 《老子道德经注》二卷 （《释文叙录》、《隋志》等） 《玄言新记道德》二卷 （《旧唐志》、《新唐志》作《新记玄言道德》） 《老子指略》二卷 （《释文叙录》、《隋志》） 《道略论》 （《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 《老子杂论》一卷 （《隋志》注引） 《周易穷微》一卷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易传纂图》三卷 （焦竑《国史经籍志》） 《易辨》一卷 （《宋志》、《中兴馆图书志》） 《王弼集》五卷 （《隋志》） 以上十三种著作，虽均见于历代史志或各类藏书目录，但有些并不十分可靠。如《易传纂图》，首先，查王弼《周易注》，无一图式出现，因此可排除后人集王弼《易注》中的图式为《易传纂图》说；第二，王弼《易注》中，很少或几乎不注文字，不重训诂，因此更不可能以图式解说《周易》。以图解易，与王弼解易体例不合；第三，“查隋唐史志，并无纂图一类书名，至宋代图书之学兴，才有各种‘纂图’出现”。(78)由此可以断言，《易传纂图》非王弼所作，乃明以后，解王弼《易注》者为之。

1702042812

1702042813 至于《周易穷微》、《易辨》两书，皆出于宋代以后著录，其所以晚出，即属可疑。经王葆玹先生考证，此两书实为同书异名，并引陈振孙、王应麟说，此两书皆“类《略例》”或“大类《略例》”。即把《周易穷微》、《易辨》两书，看做是王弼《周易略例》的类编，而非独立的著作。既然同意陈、王二氏《周易穷微》、《易辨》两书，皆“类《略例》”或“大类《略例》”的说法，即可得出：不仅《穷微》与《易辨》同书异名；而且《穷微》、《易辨》之与《周易略例》，亦应为同书异名。何以葆玹先生反得出“《穷微》、《易辨》都是《周易大衍论》的别名，并且是与《周易略例》不同的著作”？(79)葆玹先生的这一结论，实令人费解。陈振孙、王应麟所以得出《穷微》、《易辨》“类《略例》”或“大类《略例》”，而不言“类《周易大衍论》”或“大类《周易大衍论》”，即是因为他们看到过《穷微》与《易辨》的内容，多与《略例》相合，这是最具发言权的结论。且葆玹先生在其考辨之中，明确地引征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王弼《周易穷微》一卷后说：“称王辅嗣凡为论五篇。《馆阁书目》有王弼《易辨》一卷，其论《彖》、论《象》，亦类《略例》，意即此书也。”(80)很明显，“论《彖》”、“论《象》”，正是《周易略例》的主要内容，与《周易大演论》似无关系。且《周易大演论》至宋已佚，陈振孙、王应麟未能亲见其书，因此，据陈振孙、王应麟所见所议，《周易穷微》、《易辨》与《周易略例》同书异名、实为一书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

1702042814

1702042815 至于《周易大演（衍）论》，情况比较复杂。其名称最早见于何劭《王弼传》。称“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云云。所谓“大衍义”，盖指韩康伯《系辞注》引王弼不足八十字的所谓“大衍义”文。因这不足八十字的释文，发前人所未发，且对贯通《易》、《老》的形上学，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故引起当时的争辩及后人的推崇。但《七录》、《隋志》等未见著录，孔颖达《周易正义》亦仅著录王弼《周易注》和《周易略例》，而《周易大演论》却未见著录。因此，《周易大演论》的成书问题盖有两种可能：一、本无此书，何劭《王弼传》所称“荀融难弼大衍义”之“大衍义”三字，不是书名，而是“义指”（概括意义之旨），即是对王弼解《系辞》“大衍之数五十”之意的概括，而未成书；二，非义指，而是书名。即当时王弼已专就“大衍之义”写成专书或专文，但后来亡佚，故《七录》、《隋志》、《经典释文》等未能著录。

1702042816

1702042817 在上述两种可能中，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因王弼《易注》，在两晋即已产生巨大影响，至隋唐达至鼎盛，其《周易注》、《周易略例》不佚，奈何《大衍义》（或《周易大演论》）而独佚乎？很明显，新、旧《唐志》所著录的《周易大演论》（分别著录为一卷和三卷），已露出该书晚出之迹。不仅晚出，且编纂杂乱，已非何劭《王弼传》所标示的“大衍义”之专义微旨，而只是借“大衍义”之名，广编杂纂而已。(81)正因这种散漫汇编的著作，其中虽必以王弼易学为主要内容，但与流传甚广的《易注》、《略例》多有重复，故不具版本价值，因此在其流传中，不久便归于亡佚。

1702042818

1702042819 总之，王弼著述流传下来的只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部分佚文）、《老子注》、《老子指略》等六种。除《论语释疑》大部分亡佚、《道略论》、《王弼集》全佚外，可以说，王弼最主要的著作都保存下来了。而新、旧《唐志》及其以后的史志著录者，多为杂纂、汇编之类，故其虽亡，亦不足惜，因其未碍大局也。

1702042820

1702042821 关于王弼的思想学术渊源，自隋至清，学者多有论述，虽有不同看法，但其趋向基本一致。逮至近世，蒙文通、汤用彤等人亦多有阐发，使这一问题更趋明朗。总括古今议论，王弼经学（特别是易学的思想学术渊源），原其大略，盖有三端：

1702042822

1702042823 其一，可谓源自古文经学传统。据《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有施、孟、梁、丘及京氏学，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同时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虽未得立于学官，但却大有其传。东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后，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82)据《隋书·经籍志》的说法，古学之兴，乃由于两汉之际谶纬之学盛行，俗儒趋时，附益其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为说，故有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起，“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83)

1702042824

1702042825 从《隋志》的议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古文易》的传授系统，即费直——马融——郑玄——荀爽——王肃——王弼。我们也须指出，在这个传授系统中，亦有许多复杂情况。因两汉的经学发展并非是一条直线，其中，今古文的交错互综至郑玄集大成。在郑玄经学中很难明析今古文的界限，但这并不影响经古文自身所具有的学术特征，特别是在易学的发展中，古文易学的最大特征在其扬弃谶纬。这一特征，越往后发展，表现越明显、越自觉，而至王弼则产生质的飞跃。因此，我们所以强调王弼经学的思想学术渊源，不在于表面确认形式化的师承关系，而在于揭示时代思潮转型所内涵的思想动因。如果离开这一点，我们便不能理解，何以王弼易学能超拔群儒而独冠古今？可以说，在王弼的易学体系中，古文易所开辟的思想道路，成为王弼易学思想的头脑和灵魂。因为以下所要论述的“渊源”，实皆离不开古文学传统。

1702042826

1702042827 其二，源自荆州学派后定之学。对此，近儒已论之详矣。汤用彤先生在其《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一文中说：“王弼之《易》注出，而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乃成。新义之生，源于汉代经学之早生歧异。远有今古学之争，而近则有荆州章句之后定。王弼之学与荆州盖有密切之关系。”(84)这是说，王弼易学的思想学术渊源，远有今古学之争，近有荆州章句之后定。今古学之争，前面已经述及，它作为一种远因，不仅对王弼产生影响，就是对整个荆州学派也产生巨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荆州学派即是对经古文的延续和发展。荆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刘表、宋衷、司马徽、綦毋闿、李譔、尹默等人，其学多依准贾、马，异于郑玄。如《三国志·蜀志·李譔传》云：“譔父仁与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衷等学。譔具传其业”，其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解》、《太玄指归》等，“皆依准贾马”，即皆以经古文为归趋而创新义。

1702042828

1702042829 因此，王弼之《易》，源出古学，其最根本之途径乃是通过荆州后定之学而得其近因。这里也隐约地存在着一个荆州易学的传授系统，即刘表——宋衷——李譔——王肃——王弼。以上诸人皆治《周易》，且均有易著。在这一系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宋衷。宋衷不仅治古文，且擅长太玄学。李譔学源宋氏，著《太玄指归》，王肃则直接从宋衷读《太玄》，且更为之解，撰《杨子太玄经注》七卷。从上述荆州易学的传播系统来看，其中一项最值得注意者，乃是太玄学已完全纳入当时务求创新的易学家的学术视野。在这一太玄学的思想运动中，可谓宋衷发其轫，而王肃集其成矣。

1702042830

1702042831 太玄学向易学的渗透，为根本上改变易学的面貌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动力。如果说，王肃《太玄经注》七卷，集太玄学大成，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汉代易学面貌，融“太玄”于《周易》之中，则是王弼的任务。汤用彤先生率先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虞翻言‘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解之率少。至桓灵之际，颍川荀谞（爽）号为知易’。可见汉末，孔门性道之学，大为学士所探索。因此而《周易》见重，并及《太玄》，亦当时学风之表现。而王弼之《易》，则继承荆州之风，而自有树立者也。”(85)

1702042832

1702042833 如果说，王弼易学从古学中主要吸取的是排斥谶纬，依理说经；那么他从延续并发展古文经学的荆州学派那里，主要得到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在解经体例上，上继古文学传统，下承荆州易学传统，即“引传证经”，“经传连合”和“以传附经”。虽其间各家深浅有别，但轻视后师章句，则基本相同。“《易》学至此，汉人旧说乃见衰颓，魏晋新学乃可兴起也”。(86)二是在解经思想上，引进《老》、《庄》之学。此亦得益于荆州学派之太玄学传统及由太玄学上溯到汉代兼治《易》、《老》的传统。“汉代自严遵以来，兼治《老》、《易》之人固多矣。即若虞仲翔（虞翻）之《易》，世固谓之汉《易》矣。然于乾象引自胜者强，坤象引胜人者有力，屯卦辞引善建者不拔，下系引自知者明。以《老》、《庄》入《易》，不论其是否可为姤病，然在汉魏之时，此风已长，王弼用之，并非全为创举也。”(87)由此，我们亦可以大致勾画出王弼学术思想之易老结合之渊源，即：严遵——扬雄——王充——虞翻——王弼。

1702042834

1702042835 其三，家学渊源。焦循《周易补疏叙》云：“东汉末，以易学名家者，称荀、刘、马、郑。荀谓慈明爽，刘谓景升表。表之学受于王畅，畅为粲之祖父，与表皆山阳高平人。粲二子既诛，使业为粲嗣；然则王弼者，刘表之外曾孙而王粲之嗣孙，即畅之嗣元孙也。弼之学，盖渊源于刘表，而实根本于畅。”又云：“宏字正宗，亦撰《易义》，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远矣。”焦氏所言皆本自《三国志·钟会传》注引《博物记》及《魏氏春秋》。关于王弼家世前文已有所述，这里强调的仅是其家氏与汉末学术的关联亦十分紧密。

1702042836

1702042837 首先，王龚、王畅据后汉三公之位，在文化学术上亦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刘表十七岁便从学于王畅，并在畅门下多年，关系密切。由此可知，刘表之易学多源于畅。王畅又与荀爽的父亲荀淑有密切关系，《三国志·荀彧傅》注引《续汉书》云：“淑有高才，王畅、李膺皆以为师。”淑子爽，字慈明，汉末易学大家。王畅师事爽淑，授学刘表，而荀、刘恰为焦循所谓“东汉末，以易学名家者，称荀、刘、马、郑”之四家之半，而畅居其中，足贝其易学资源之深厚。不仅如此，且有王肃家学之交叉，王肃的父亲王朗早年师事杨赐，赐父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杨秉、杨赐与王畅同时，且同朝为官，多有交往，故对杨氏易学应有所知。杨、王易学传至王肃，集其大成。且王肃与荆州学派关系密切，遂使王肃家学与刘表、宋衷之荆州易学发生关联。故王肃易学之所以成为王弼易学之先导，盖非偶然。这即是说，王弼家学传统，乃以王畅为中心，上承荀淑影响，下启刘表荆州之后定，中间又与杨氏易学交叉，遂成王弼家学之一大渊源。

1702042838

1702042839 王弼家学，至王粲达至一个新的高度。王粲为建安七子中最具有才气者。据《三国志》本传载，粲“博闻多识，问无不对”；“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参与制定朝廷典章制度，“兴一代之制”；又善“校练名理”（《文心雕龙·论说》）。王粲对王弼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王粲的历史文化地位及思想影响；二是王粲所受蔡邕万卷书，粲死后，悉归弼父王业。王弼本是望门出身，其为刘表曾外孙、王粲嗣孙，而王粲曾祖王龚和祖父王畅，不仅为汉朝三公，且自有学术传统及有广泛的人脉及学术交游，其家族本身所积累的思想文化资源已足可观，再加上蔡邕的万卷藏书，已构成王氏家族培育出学术大家的所有必需的外部条件。仅就王弼所能看到的图书资料来说，在当时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书》云：“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又引《抱朴子》曰：“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叮咛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88)从这两条材料可知，当时能看到并阅读《论衡》的人并不多，王朗且能以《论衡》之益，称其才进，而况王肃、王弼之英才特进者乎？张湛《列子注序》亦言，其先君（盖张湛曾祖）与刘陶、傅敷（傅咸子），皆王氏之甥。永嘉之乱，图书散佚，张湛先祖即从扬州刺史刘陶处得《列子》四卷，在王弼女婿赵季子家得《列子》六卷，参校有无，《列子》书始得全备。可见，《列子》与《论衡》之类，盖皆蔡邕所赠之书也。永嘉之乱，晋室南渡，王氏家藏图书亦散佚矣。

1702042840

1702042841 综上所述，王弼的思想学术渊源，盖有以上三个方面，并构成远近两因。但一位学术大家的造就，仅凭外因还是不够的，此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王弼之伟业，固不在因缘时会（“在”字前似应补一“全”字），受前贤影响。而多在其颖悟绝伦，于形上学深有体会。今日取王书比较严遵以至阮籍之《老子》，马融、虞翻之《周易》，王氏之注，不但自成名家，抑且于性道之学有自然拔出之建设。因其深有所会，故于儒道经典之解释，于前人著述之取舍，均随意所适。以合意为归，而不拘于文字，虽用老氏之义，而系因其合于一己之卓见。虽用先儒书卷之文，而只因其可证成一己之玄义。其思想之自由不羁，盖因其孤怀独往，自有建树而然也。”(89)

1702042842

1702042843 三、王弼易学的主要特点及其创新

1702042844

1702042845 王弼易学思想体系由《周易注》和《周易略列》两部分组成，《周易注》是其主体，而《周易略例》则是主体之侧翼。顾名思义，“略例”者，举释纲目，统明文理，错综而略録者也。它可以离开六十四卦的具体经文，而统论易理；而《周易注》则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序为主，逐一加以解释，故注不能离经。故研究王弼易学思想，《易注》与《略例》不能相离。

1702042846

1702042847 （一）解《易》理论之创新

[ 上一页 ]  [ :1.70204279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