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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王粲与族兄凱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凯生业，业即刘表外孙也。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业字长绪，位至谒者仆射。子宏字正宗，司隶校尉。宏，弼之兄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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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材料中我才可以得知：王弼的兄长王宏，他们的父亲王业，王业的父亲王凱，王凱与王粲是族兄，王凱之妻是刘表之女，故王弼为刘表曾外孙。又知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书与粲。粲亡后，其二子均参与魏讽谋反被诛，但为何“邕所与书悉入业”？《三国志》裴注引孙盛《魏氏春秋》：“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即王弼的父亲王业，以族侄身份过继给王粲，即成为王粲的嗣子。王弼字辅嗣，抑或带有嗣孙继承光大祖粲之义。因此，若无《魏氏春秋》“以业嗣粲”一语，“邕所与书悉入业”的说法，便缺乏理由。故裴松之注引两书的这些文字，无疑对后世了解王弼这位在中国学术史上大放异彩的人物之身世，帮助甚大。又由此，我们才可通过王粲，上溯到王弼的四世、五世祖之家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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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国志·王粲傳》，粲字仲宣，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这样我们即可把王弼的家族谱系联系起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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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王龚、王畅本传：龚，世为豪族，仕历安、顺两朝，官至太尉，善举贤士，深疾宦官专权，志在匡正，为东汉名臣。畅，仕历桓、灵之世，官至司空，秉承父志，在官严整，深疾豪族奢靡，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时弊。王粲，建安七子之一，汉魏之际著名诗人、文学家、名理学家。王弼生父王业，在魏任尚书郎，“位至谒者仆射”。其兄王宏，入晋曾任汲郡太守、卫尉、河南尹、大司农等要职，卒后追赠太常。可见，王弼家世，在汉晋之际，属世家大族。但其本支，看起来并不显赫，以其生祖王凱以上，史籍无载，而自其生父王业过嗣王粲后，才真正接续上这个显赫家族的传统。王弼之所以能够在暂短的一生中，造就学术上的异军突起，亦与这个家族的文化传统有极大关系（在下一节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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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王弼生平，也多以何劭《王弼传》所记为主要根据。《王弼传》说：“弼，幼而聪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又曰：“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也者，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75)这两条材料，说明王弼少年时期，即已崭露头角。“年十余”、“未弱冠”，皆指其成年之前，盖当正始中期以前，王弼约十五岁或十六岁左右，即为当时名士裴徽、傅嘏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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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文学》载：“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此条材料，何劭《王弼传》未载。时间亦应在正始中期以前，与上述王弼往造裴徽的时间相若，即都在王弼弱冠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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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钟会传》载：“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钟会长王弼一岁，其弱冠时，王弼尚未弱冠，故弼当在十九岁（正始六年）。《王弼传》云：“弼与钟会善，会议论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据这些材料的记载，可知王弼在弱冠前，即已与当时名士、才隽、高官在思想学术上有了较多的交流，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与时任吏部尚书何晏的交往，引起何晏对他的欣赏和倚重。当时，司马氏集团正觊觎曹魏政权，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其中包括对士人及年轻士子的笼络和争夺亦在暗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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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劭《王弼传》云：“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此时王弼22岁。(76)但由于当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王弼还未正式踏上仕途便遭挫折，“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可见王弼还是很在乎黄门郎一职的得失。何晏出于无奈，“以弼补台郎”。台郎，尚书台之郎官，亦称尚书郎，要比黄门侍郎差一个等级。但不久，刚刚上任的黄门郎王黎病亡。此时王弼本有机会补黄门郎的空缺，因为这个职位本是由何晏推荐他做的，但曹爽再一次拒绝了王弼，而以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晏为之叹恨”，王弼对于政治盖亦由此“益不留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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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爽屡不重用王弼，原因盖有三焉：一是曹爽对王弼的印象不佳。王弼“补台郎”之初，“觐爽，请间，爽为屏左右，而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时爽专朝政，党与共相进用，弼通俊不治名高”（何劭《王弼传》）。在曹爽眼里，王弼只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即没有在政治上表态并为他出谋划策，以“党与共相进用”的标准衡量，此谓政治立场不清，态度不明，故不能重用。二是从培养前途上看，王弼亦不适合。其中，“弼通俊不治名高”一语，是对王弼性格、能力的准确概括。其性格、能力在于“通俊”、“名高”，而不在于治。即王弼本身是学术型而非治世型的人才。三是王弼虽“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但他有“颇以所长笑人”、“为人浅而不识物情”的缺点，故为时人君子所疾。这一点从他与曹爽的谈话中亦可看出。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曹爽并不识人。其在正始年间所提拔的钟会、裴秀、贾充、王沈等黄门郎，在关键时刻都投靠了司马氏，甚至都成为晋朝开国的元勋之士。说明曹爽在当时并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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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传》载：“正始十年，曹爽废，以公事免。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无子绝嗣。弼之卒也，晋景王闻之，嗟叹者累日，其为高识所惜如此。”由以上可知，王弼在正始九年23岁时，经过几番蹉跎，始得一“台郎”之官，但第二年（正始十年）春，时局发生巨变，司马氏发动高平陵政变，曹爽、何晏等曹魏重臣及政权骨干，几乎被一网打尽，皆伏诛、夷三族。至此，曹魏政权完全控制在司马氏手中，从本质上完成了政权的嬗代与转移。而只做了不到一年尚书郎的王弼也被免职，并于当年秋天因“疠疾”而亡，时年24岁。王弼亦由此结束了短促而充满传奇色彩的学术人生，为后人留下了几乎成谜的无尽暇想：一位不满24岁的青年，如何能在高才如云的中国学术史上，留下“独冠古今”的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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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王弼暂短的一生，其与政治并无太多关系，他虽然在弱冠后不久，企图参与仕进，并做了尚书郎，但时间不过一年，便被惨烈的政争所打断，不久便因病死亡。他的一生，除去婴幼儿期和其生命的最后两年，应该说其有效的学术撰述活动时间不会超过六年。因此，如果非要为王弼一生划分阶段的话，大致只可能划分为两个时期：从4岁至17岁为读书积累和知识消化时期(77)；从18岁至24岁为迸发新思想及广泛交流和学术撰述时期。因此，王弼的著作基本上应该是在18岁至24岁这六年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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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弼著述及其学术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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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一生虽然仅存二十四年，但其著述却异常丰富。以其短寿却著述丰赡，这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亦实属罕见。按历代史志及各类图书目录所著录，其著作多达十余种。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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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注》十卷 （《经典释文叙录》、《隋志》等） 《周易略例》一卷 （《释文叙录》、《隋志》） 《论语释疑》三卷 （《释文叙录》、《隋志》） 《周易大演论》一卷 （《旧唐志》，《新唐志》作《大衍论》） 《老子道德经注》二卷 （《释文叙录》、《隋志》等） 《玄言新记道德》二卷 （《旧唐志》、《新唐志》作《新记玄言道德》） 《老子指略》二卷 （《释文叙录》、《隋志》） 《道略论》 （《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 《老子杂论》一卷 （《隋志》注引） 《周易穷微》一卷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易传纂图》三卷 （焦竑《国史经籍志》） 《易辨》一卷 （《宋志》、《中兴馆图书志》） 《王弼集》五卷 （《隋志》） 以上十三种著作，虽均见于历代史志或各类藏书目录，但有些并不十分可靠。如《易传纂图》，首先，查王弼《周易注》，无一图式出现，因此可排除后人集王弼《易注》中的图式为《易传纂图》说；第二，王弼《易注》中，很少或几乎不注文字，不重训诂，因此更不可能以图式解说《周易》。以图解易，与王弼解易体例不合；第三，“查隋唐史志，并无纂图一类书名，至宋代图书之学兴，才有各种‘纂图’出现”。(78)由此可以断言，《易传纂图》非王弼所作，乃明以后，解王弼《易注》者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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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周易穷微》、《易辨》两书，皆出于宋代以后著录，其所以晚出，即属可疑。经王葆玹先生考证，此两书实为同书异名，并引陈振孙、王应麟说，此两书皆“类《略例》”或“大类《略例》”。即把《周易穷微》、《易辨》两书，看做是王弼《周易略例》的类编，而非独立的著作。既然同意陈、王二氏《周易穷微》、《易辨》两书，皆“类《略例》”或“大类《略例》”的说法，即可得出：不仅《穷微》与《易辨》同书异名；而且《穷微》、《易辨》之与《周易略例》，亦应为同书异名。何以葆玹先生反得出“《穷微》、《易辨》都是《周易大衍论》的别名，并且是与《周易略例》不同的著作”？(79)葆玹先生的这一结论，实令人费解。陈振孙、王应麟所以得出《穷微》、《易辨》“类《略例》”或“大类《略例》”，而不言“类《周易大衍论》”或“大类《周易大衍论》”，即是因为他们看到过《穷微》与《易辨》的内容，多与《略例》相合，这是最具发言权的结论。且葆玹先生在其考辨之中，明确地引征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王弼《周易穷微》一卷后说：“称王辅嗣凡为论五篇。《馆阁书目》有王弼《易辨》一卷，其论《彖》、论《象》，亦类《略例》，意即此书也。”(80)很明显，“论《彖》”、“论《象》”，正是《周易略例》的主要内容，与《周易大演论》似无关系。且《周易大演论》至宋已佚，陈振孙、王应麟未能亲见其书，因此，据陈振孙、王应麟所见所议，《周易穷微》、《易辨》与《周易略例》同书异名、实为一书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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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周易大演（衍）论》，情况比较复杂。其名称最早见于何劭《王弼传》。称“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云云。所谓“大衍义”，盖指韩康伯《系辞注》引王弼不足八十字的所谓“大衍义”文。因这不足八十字的释文，发前人所未发，且对贯通《易》、《老》的形上学，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故引起当时的争辩及后人的推崇。但《七录》、《隋志》等未见著录，孔颖达《周易正义》亦仅著录王弼《周易注》和《周易略例》，而《周易大演论》却未见著录。因此，《周易大演论》的成书问题盖有两种可能：一、本无此书，何劭《王弼传》所称“荀融难弼大衍义”之“大衍义”三字，不是书名，而是“义指”（概括意义之旨），即是对王弼解《系辞》“大衍之数五十”之意的概括，而未成书；二，非义指，而是书名。即当时王弼已专就“大衍之义”写成专书或专文，但后来亡佚，故《七录》、《隋志》、《经典释文》等未能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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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种可能中，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因王弼《易注》，在两晋即已产生巨大影响，至隋唐达至鼎盛，其《周易注》、《周易略例》不佚，奈何《大衍义》（或《周易大演论》）而独佚乎？很明显，新、旧《唐志》所著录的《周易大演论》（分别著录为一卷和三卷），已露出该书晚出之迹。不仅晚出，且编纂杂乱，已非何劭《王弼传》所标示的“大衍义”之专义微旨，而只是借“大衍义”之名，广编杂纂而已。(81)正因这种散漫汇编的著作，其中虽必以王弼易学为主要内容，但与流传甚广的《易注》、《略例》多有重复，故不具版本价值，因此在其流传中，不久便归于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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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王弼著述流传下来的只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部分佚文）、《老子注》、《老子指略》等六种。除《论语释疑》大部分亡佚、《道略论》、《王弼集》全佚外，可以说，王弼最主要的著作都保存下来了。而新、旧《唐志》及其以后的史志著录者，多为杂纂、汇编之类，故其虽亡，亦不足惜，因其未碍大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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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弼的思想学术渊源，自隋至清，学者多有论述，虽有不同看法，但其趋向基本一致。逮至近世，蒙文通、汤用彤等人亦多有阐发，使这一问题更趋明朗。总括古今议论，王弼经学（特别是易学的思想学术渊源），原其大略，盖有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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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可谓源自古文经学传统。据《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有施、孟、梁、丘及京氏学，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同时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虽未得立于学官，但却大有其传。东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后，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82)据《隋书·经籍志》的说法，古学之兴，乃由于两汉之际谶纬之学盛行，俗儒趋时，附益其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为说，故有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起，“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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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志》的议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古文易》的传授系统，即费直——马融——郑玄——荀爽——王肃——王弼。我们也须指出，在这个传授系统中，亦有许多复杂情况。因两汉的经学发展并非是一条直线，其中，今古文的交错互综至郑玄集大成。在郑玄经学中很难明析今古文的界限，但这并不影响经古文自身所具有的学术特征，特别是在易学的发展中，古文易学的最大特征在其扬弃谶纬。这一特征，越往后发展，表现越明显、越自觉，而至王弼则产生质的飞跃。因此，我们所以强调王弼经学的思想学术渊源，不在于表面确认形式化的师承关系，而在于揭示时代思潮转型所内涵的思想动因。如果离开这一点，我们便不能理解，何以王弼易学能超拔群儒而独冠古今？可以说，在王弼的易学体系中，古文易所开辟的思想道路，成为王弼易学思想的头脑和灵魂。因为以下所要论述的“渊源”，实皆离不开古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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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源自荆州学派后定之学。对此，近儒已论之详矣。汤用彤先生在其《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一文中说：“王弼之《易》注出，而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乃成。新义之生，源于汉代经学之早生歧异。远有今古学之争，而近则有荆州章句之后定。王弼之学与荆州盖有密切之关系。”(84)这是说，王弼易学的思想学术渊源，远有今古学之争，近有荆州章句之后定。今古学之争，前面已经述及，它作为一种远因，不仅对王弼产生影响，就是对整个荆州学派也产生巨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荆州学派即是对经古文的延续和发展。荆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刘表、宋衷、司马徽、綦毋闿、李譔、尹默等人，其学多依准贾、马，异于郑玄。如《三国志·蜀志·李譔传》云：“譔父仁与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衷等学。譔具传其业”，其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解》、《太玄指归》等，“皆依准贾马”，即皆以经古文为归趋而创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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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王弼之《易》，源出古学，其最根本之途径乃是通过荆州后定之学而得其近因。这里也隐约地存在着一个荆州易学的传授系统，即刘表——宋衷——李譔——王肃——王弼。以上诸人皆治《周易》，且均有易著。在这一系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宋衷。宋衷不仅治古文，且擅长太玄学。李譔学源宋氏，著《太玄指归》，王肃则直接从宋衷读《太玄》，且更为之解，撰《杨子太玄经注》七卷。从上述荆州易学的传播系统来看，其中一项最值得注意者，乃是太玄学已完全纳入当时务求创新的易学家的学术视野。在这一太玄学的思想运动中，可谓宋衷发其轫，而王肃集其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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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玄学向易学的渗透，为根本上改变易学的面貌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动力。如果说，王肃《太玄经注》七卷，集太玄学大成，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汉代易学面貌，融“太玄”于《周易》之中，则是王弼的任务。汤用彤先生率先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虞翻言‘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解之率少。至桓灵之际，颍川荀谞（爽）号为知易’。可见汉末，孔门性道之学，大为学士所探索。因此而《周易》见重，并及《太玄》，亦当时学风之表现。而王弼之《易》，则继承荆州之风，而自有树立者也。”(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