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3150
1702043151
第四，王弼经学的义理化创新，引发出中国经学史或中国哲学史中最具理论意义的本体论思考和体用论之完善。王弼的言意之辨，即是从象与意，或言与意的关系，来揭示本体与现象以及如何体认本体的问题。其对“大衍之数”的解释，则进一步阐明了有与无、一与多、体与用的关系，并由此得出“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的体用统一论。可以说，王弼援道入儒，援《老》入《易》之经学变革在理论上的最大突破，即是把道家的本体论思维引进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同时又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发展和完善了对体用关系的辩证解决。其可谓援于道家，又超越道家；融入经学，又超越经学，从而使本体论和体用论思想成为晋唐以后，乃至宋明时期儒道两家的公共话语，其间虽经唐代韩愈提出道统说，以重新厘定“道”与“德”的涵义，以分离或疏远道家老庄之学，但却并未影响唐以后的儒家学者对王弼本体论和体用论的吸收和改造，并由此形成对佛教思想的全面回应、吸收、融合和同化的过程。
1702043152
1702043153
宋代易学的发展即体现了这一过程。以北宋易学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程颐为例，其义理之学，即是直接由王弼之易学转化而来。此一转化的思想学术背景，是佛教在唐宋间的广泛流行及其在社会上造成的巨大影响。佛教思想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细密的逻辑思辨，以及对民间造成普遍影响的天堂地狱、轮回报应之说等等。这些影响对本土文化，特别是对儒家所关心的价值信仰体系，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当时的儒家学者如中唐以来的韩愈、李翺，宋初的孙复、石介、胡瑗等人，都针对佛道二教的这些影响和冲击进行了批判，但都似乎缺乏理论的高度。这不仅影响了儒家思想对外来文化的反应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儒家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和理论上的困乏。因此，重建儒家自身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建立儒家的本体论、心性论、体用论等形上学，以回应佛道二教在这些理论问题上所构成的挑战，便成为有宋一代儒家学者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宋代易学复兴的思想动力和历史契机。
1702043154
1702043155
但犹如建立楼阁不能脱离基础一样，思想理论大厦的建立，也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因此，王弼易学便成为宋代回应佛教挑战和易学复兴道路上一座不可忽视，亦不能逾越的必经桥梁。程颐说：“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178)这里，程颐推荐三家易作为“素未读《易》”者的入门之书，其中把王弼《易注》列于首位，可见其对王弼的重视。其实，对于“素未读《易》”者，先读王弼《易注》的主张，可能并非程颐本意，因为王弼《易注》扫除象数，专言义理，对于初学《易》者，是很难把握其要义的。程颐这样主张，只能反映其对王弼《易注》之专言义理的赞赏和肯定，因为程颐对王弼易学之援《老》入《易》一直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王弼以老庄之意解释《周易》，实乃“元不见道”。(179)在程颐看来，王弼只言道家之道，而实不知儒家之道也。对此，程颐深表不解，他说：“自孔子赞《易》之后，更无人会读《易》。只以庄、老解之，是何道理？”(180)
1702043156
1702043157
可见，程颐对王弼易学的态度，正是出于建立儒家自身理论体系的迫切需要，故力言王弼援道入《易》之非，而在其他如解易方法、解易休例、本体论、体用论等方面，可以说几乎完全抽象地继承了王弼易学的精要。特别是在本体论和体用论方面，程颐在列除或剥离了王弼以《老》说《易》的玄学外衣后，直接袭取了王弼易学本体论和体用论之合理内核。请试观其论：
1702043158
1702043159
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徒是也。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181)
1702043160
1702043161
《易》之有卦，《易》之己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己见者也。己形己见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此学者所当知也。(182)
1702043162
1702043163
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之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183)
1702043164
1702043165
从以上几条材料中可以看出，程颐所关注的，也正是王弼所关注的。他们对言、象、意、数（王弼实未言数）关系的探讨，其目的即在于解决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无论程颐将“意”视为“理”，还是王弼将“意”视为“道”或“无”，（实际上，王弼亦有“物无妄然，必由其理”）他们都力图通过言、象及数，去探求言、象、数这些具有表象功能意义存在的根据、根源或本质。这个根源、根据或本质，即是他们所共同追寻的哲学本体。然本体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通过具体器物的名象或言辞去表达，或从其社会意义说，即是探寻道德或名教存在的根据，从而论证道德或名教存在的合理性。因此，道德或名教便成了表达哲学本体的“言”或“象”。
1702043166
1702043167
可以说，探寻哲学本体的最高目的，乃在于本体与现象、天理与道德、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只要体用统一了，那么这个本体无论是称作“道”、“一”、“无”，还是称作“理”或“太玄”，其实质差别就不那么重要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程颐的本体论思维完全脱胎于王弼，其思维水平亦不高于王弼。而其体用论虽也渊源于王弼，但其“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表述，则明显高于王弼的体用论思维。程颐易学的独特贡献，不在于其本体论或体用论的运用，而在于把易学本体论直接纳入儒学，消解了王弼的道家痕迹，使本体论思维成为儒学的自觉。故《四库总目提要》称王弼易学“一变而为胡瑗程子，说以儒理”。从而使儒学结束了近千年的本体论及形上学不足的理论欠缺和尴尬。从此，儒家以全新的面貌登上宋代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舞台，演绎出儒家经学的全面复兴，并由此把儒学推向高峰。若饮水思源，其间不乏王弼之力也。
1702043168
1702043169
(1) 皮锡瑞：《经学历史》，台北：鸣宇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页。
1702043170
1702043171
(2) 皮锡瑞：《经学历史》，台北：鸣宇出版社1980年版，第154页。
1702043172
1702043173
(3)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孔衍《汉魏春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3页。
1702043174
1702043175
(4) 《孔子家语》，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702043176
1702043177
(5)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
1702043178
1702043179
(6) 《三国·魏书·王肃传》。
1702043180
1702043181
(7) 《后汉书·杨震传》。
1702043182
1702043183
(8) 《后汉书·杨震传》注引《续齐谐记》曰：“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宝取之以归，置巾箱中，唯食黄花，百余日羽毛成，乃飞去。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爱救拯，实感成济’。以白环四枚与宝：‘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矣。’”此可反映后世对杨氏累世清德与儒学之褒誉。
1702043184
1702043185
(9) 洪亮吉《传经表》载《洪北江全集》，其图式为：伏胜——欧阳生——兒宽——欧阳生——（欧阳氏家学）——（欧阳氏家学）——欧阳高——林尊——平当——朱普——桓荣——桓郁——杨震——杨秉——杨赐——王朗——王肃。（转引自皮锡瑞《经学历史》，台北：鸣宇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页注④。）
1702043186
1702043187
(10)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1702043188
1702043189
(11) 林忠军：《易纬导读》，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79页。
1702043190
1702043191
(12)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二《坤》卦引，中国书店1984年版。
1702043192
1702043193
(13)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1702043194
1702043195
(14)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剥》卦引，中国书店1984年版。
1702043196
1702043197
(15)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剥》卦引。
1702043198
1702043199
(16)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274页。
[
上一页 ]
[ :1.702043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