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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49.75印张 567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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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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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定价：1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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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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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是中国社会再度由分裂、动乱走向统一、安定的时期。也是政治、经济、文化重新调整、发展，国力空前强盛，文化大放异彩的时代。然而隋朝竟然重蹈秦代二世而亡的覆辙，在正当国富兵强之时，忽然土崩瓦解，其原由究竟安在？唐代建立了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统一大帝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领域都展现出繁荣富强的景象和恢宏阔大的气度，乃至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其原因又在何处？千百年来，人们在追缅贞观、开元之治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追寻造成大唐盛世的根本原因。可是，自晚清以来，学术史研究一致认定隋唐属于儒学衰敝佛学昌盛的时代，不知这一“佛学时代”何以会在隋唐两代造成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近年则有三教并重，思想开放之说。这固然亦是唐代宗教、文化政策的事实，然而，三教并重之时，思想开放之际，中国文化还没有其赖以存在的固有根基，还没有一凭以开放并吸纳外来文化的主体或曰发展的主轴。亦有认为唐代儒学的最大成就，就是经学的统一，而这又恰恰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好像大唐的文治武功，富甲天下，恩威远被，万国来朝，都是从佛家的诵呗声中、道教的符箓青烟里演绎出来，惟与儒学的民本思想、治国安邦之策没有任何联系。余自从学以来，疑之久矣。及受师命，从事于隋唐思想研究，观史论世，方知世势之隆污，与儒学之兴衰息息相关。则此书之作，实即研读此一过程之记录。是耶非耶？还望大方之家予以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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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唐时期的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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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与唐初是中国社会再度由分裂、动乱走向统一、安定的时期。也是政治、经济、文化重新调整和发展的时期。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表现在学术上，便是南北经学的回归终至统一；表现在宗教上，便是佛教的复兴以至昌盛，道教也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为三教各自的发展以及三教间的斗争融合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历史条件。文化的全方位发展，在总体上展现了与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繁荣与盛大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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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原人民在异族统治下近三百余年的苦难，恢复了汉族统治；结束了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使祖国复归统一。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隋文帝注意与民休息，厉行节俭，恢复汉魏制度，修订礼乐，减省刑律。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使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与长足发展。在文化上最足称道的是创立科举制度，魏晋及南朝的九品中正制及北朝的贵族制，从此得以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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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官吏多是北周旧贵族，南朝与北齐的士族只能保持社会声望，而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于是实行考试选官制度。文章优美的士人，由州保荐应秀才科。不久发现，这样不利于改变虚浮华美的文风，又改加志行修谨、清平济干二科，以德才取士。后来隋炀帝又诏定十科举人，其中即有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进士科的创立，不仅消除了南北士族界限，也为出身寒素的士人提供了进身之路。这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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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政策上，隋朝标举三教并重，而实际上佞佛甚于尊儒。隋文帝对儒学未始不予重视。观其“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亲临太学听博士们辩论经义，并且“超擢奇儁，厚赏诸儒”(1)。一再“诏天下劝学行礼”(2)称：“武力之子，俱可学文，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3)。甚至在政治上行德政而缓刑诛，崇节俭以化民俗，又何尝不是按儒家的要求而行。但是从实质上看，仍然是为巩固政权的需要加以表面利用而已。《隋书·儒林传》说他平一宇内之后，对儒生“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旌帛好爵都不过是天网一类羁縻人才，牢笼人心的手段。隋文帝所重视的儒学，只不过是朝仪礼制以及烦琐的经学罢了，一点也不敢接触儒学的实质，包括大义名份、忠孝节义之类。这与他以禅让的形式，夺取北周的政权有关。当其废周自立时，儒臣颜之仪誓死不从，正色抗议，使“文帝大怒，命引出，将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4)。所谓禅让，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在儒家典籍中找不到这种禅让的根据。所以他即位后，“每谓群臣曰：‘我兴由佛法’”(5)。并颁《立舍利塔诏》曰：“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见在，爰及来世，永作菩因，同登妙果。”等于是在“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余处，各起舍利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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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高统治者获得政权的方式，对当代儒学学风的影响是巨大的。凡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的政权，就只把名教当作伪饰，儒臣宣扬大义名份等理论，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成为禁忌。遂导致儒生纷纷投入烦琐的经义探索之中，真可谓“碎义逃难”(7)了。魏晋南北朝莫不如此，如晋朝，只能大力提倡儒家的孝道和礼制，而不敢忠孝并提，在其无情地以各种罪名杀戮不合作者的淫威下，很多名士纷纷以清谈为高甚至佯狂以保身。隋文帝算是其中较有开明气度的一位，然亦仅重孝而不敢导倡忠义。隋朝有此先天不足，其尊崇佛道甚于儒学，使官方儒学仅局限于远离现实的经义与礼制一隅，也就并非不好理解了。才冠一世的刘焯、刘炫，遍注群经，在经学发展史上，成就卓著，成为《五经正义》的张本，然而生前却丝毫得不到重视，屡遭贬抑，终至穷困潦倒；大儒王通见儒家学术不为时之所用，乃退居乡野，遍续《六经》，对儒家学理的发挥，多所创见；以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提出“三教可一”(8)的主张；为重建新的治世，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杰出人才，反为大唐的开国与贞观盛世的创建，做出彪炳史册的贡献。当时有位隐者李士谦与客论“三教优劣”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9)佛教之辉煌如日中天，道教亦如朗月普照，惟儒学仅如天际的星辰闪烁，然亦足以指引夜行的方向。这一形象的比喻，足以反映隋时的三教政策及三教的实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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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隋书·经籍志·道经后论》载：周武帝时，道教“与佛法俱灭，开皇初又兴。隋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但这可能是就佛道两教的比较而言，文帝登基后，重用禅位时曾献符命的道士张宾，任其为司天监等要职；又“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10)以扶持道教发展。《经籍志·佛经后论》又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1)。遂使北方被周武帝废毁的佛、道教得以复兴。炀帝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达到了崇道佞佛的程度。“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12)还曾让嵩山道士潘诞为其合炼丹药，“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13)。“郡县佛寺，改为道场，道观改为玄坛，各置监、丞”(14)。将佛道设置正式纳入到官制之中。对道士徐则、王远知等以“商山四皓”和“淮南八公”相期，“皆为炀帝所重”(15)。又同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交往密切，从之受菩萨戒。“其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谓之四道场”。“帝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16)，略有积极意义的是：文帝于长安大兴善寺、炀帝于东都上林园开设译场、名僧大德群集京师，南北佛理会聚一堂，展开正面的论辩研讨，有力地促进了佛学的演进及中国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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