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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四库全书提要·史部政书类二》卷八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第7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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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唐律疏义笺解·名例》卷第一，第2页；《十恶》，中华书局，1996年第1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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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韩非子集释·外储说右下》卷十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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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孔子家语·刑政第三十一》卷七，百子全书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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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台北：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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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三十八》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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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唐律疏议·斗讼》卷第二十三，第61，1636，1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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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新唐书·刑法志》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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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章 隋代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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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隋代儒学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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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学的旋兴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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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是承袭北周建立起来的王朝，隋文帝在建国之初，颇有揽辔澄清，革故鼎新之志；移风易俗，兴复礼仪之举。尽革北朝敝政，恢复汉官威仪。在大兴土木，营建新都之后，文教制度方面，亦思去故谋新，凡百改创。如在总结前朝学制的基础上，设立太学、国子学、四门学(1)；另外还创立了书学、算学和律学，此三学之设即为历史上有专科教育之始。太学、国子、四门及书、算两学隶属国子监，设祭酒、主簿、录事各一人，专掌教育事业，此又为历史上专设教育行政部门及教育长官之始。惟有律学由大理寺直接领导。各学设有博士、助教以及生员，各有定额。博士和助教于“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于“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2)。可见当时中央官学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教育的振兴，造成了文化学术独步一时的空前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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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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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教事业还没有在整个北方展开，争强斗狠，风俗浇弊的状况还没有多少改变。开皇三年，潞州刺史柳昂，见天下承平，正可在各地劝学行礼，因上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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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帝王受命，建学制礼，故能移既往之风，成惟新之俗。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浇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于时，则儒雅之道，经礼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轨物由兹而坏。（陛下）君临四海。择万古之典，无善不为；改百王之弊，无恶不尽。至若因情缘义，为其节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献，尚未尽行。儒风以坠，礼教犹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顿变。若行礼劝学，道教相催，必当靡然向风，不远而就。家知礼节，人识义方，比屋可封，辄谓非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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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览而善之，因俯允其请，下《劝学行礼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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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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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遂于天下州县皆设学置博士讲学习礼。由此看见隋文帝初年对文教事业还是有着清醒的的认识，自京师以至州县设置学校，劝学行礼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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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朝，与兴复教育相应的，是科举制度的创立。隋立国之后，由于国家统一，中央政府确立，亟需大批胸怀经世之策，谙习“政事之方”的治国人才，委以政务。隋文帝登基伊始，即锐意罗致人才，“诏举贤良”之士。废除自汉魏以来“察举取士”的九品中正制，以制举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彻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选官局面。开皇三年下诏曰：“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里之行。民间情伪，咸欲备闻。已诏使人，所在赈恤，扬镳分路，将遍四海，必令为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5)又于开皇七年诏“制诸州岁贡三人”。进而明确制举的科目，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其“清平干济”科，当即当时推行的“州举秀才”。此后又陆续下诏公卿士庶，“见善必进，有才必举”，要求“内外官各举所知”。诏令甚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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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时，行足以励俗，遗弃于草野，堙灭而无闻，岂胜道哉！所以览古而叹息者也。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是以小心励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忧兆庶未康，以庶政为怀，虑一物失所。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唯恐商歌于长夜，抱关于夷门，远迹犬羊之间，屈身僮仆之伍。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穷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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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文帝初期向往政清治平，求贤若渴的至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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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元年，炀帝继位之初，即在其改元大赦诏中提出“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不久又颁布兴学举贤之诏，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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