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4080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浸微。汉采坑焚之余，不绝如线，晋承板荡之运，扫地将尽。自时厥后，军国多虞，虽复黉宇时建，示同爱礼，函丈或陈，殆为虚器。遂使纡青拖紫，非以学优，制锦操刀，类多墙面。上陵下替，纲维靡立，雅缺道消，实由于此。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廕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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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082 大业三年，炀帝正式颁布科举之诏，诏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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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084 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祁大夫之举善，良史以为至公，臧文仲之蔽贤，尼父讥其窃位。求诸往古，非无褒贬，宜思进善，用匡寡薄。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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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086 明确提出了十科举人的科目为：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仪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在其后的诏书中，炀帝又提出“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仕”(8)的条目。范文澜先生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这是科举制度的开始。”(9)如此说来，其中的“学业优敏”、“经术登仕”，当即后来的明经科；而其余诸科也都可以在后世的科举中找到近似的科目，如唐宋普遍举行的秀才、明法、明算、吏治、将帅等常设科目和贤良忠直、志烈秋霜等特科。说明科举制在隋时已经全面推行，只是在当时还不怎么规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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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088 《隋书·文学传论》说：“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秀异之贡，不过十数。”(10)是就“秀异之贡”的秀才科而言，以其他科目“射策甲科”、“擢第甲科”、“射策高第”者，当亦不在少数。有些是因《隋书》无传，如王通；有些是因事迹主要在唐代，传记载于唐史，如王绩、房玄龄、窦威、孔颖达等。观文帝开皇九年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语，是知隋代科举于开皇年间即有“明经”之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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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090 隋代大兴文教的第二个措施，是于开皇之初，采纳秘书监牛弘的建议，征集天下图书。据《牛弘传》载：“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牛弘以为自孔子纂修诗书以来，历代鸿生巨儒所撰著的篇籍图书，经过秦汉以迄南北朝，“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几乎扫地以尽，但是秘牒缣帛，每藏民间，“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只要朝廷决意敦尚儒术，诚心征求，学艺之士，仍会“怀经负帙，不远斯至”。于是牛弘最后在奏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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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092 自华夏分离，彝伦攸斁，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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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094 文帝嘉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11)一二年间，篇籍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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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096 开皇九年平陈之后，文帝颇有偃文息武，兴复礼教之念，于是下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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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098 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官府从宦，丘园素士，心迹相表，宽弘为念，勿为跼促，乖我皇猷。朕君临区宇，于兹九载，开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形于颜色，劳于兴寝。自顷逞艺论功，昌言乃众，推诚切谏，其事甚疏。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启至诚，匡兹不逮。见善必进，有才必举，无或噤默，退有后言。颁告天下，咸悉此意。(12)明确指出：希望通过“隆兹儒训”，作育人才；提倡“推诚切谏”，以改革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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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00 李谔认为当时世风之浇薄，全在于官风以至于文风的不正，应该予以明令禁饬。因启奏文帝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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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02 人臣之道，陈力济时，虽勤比大禹，功如师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复功无足纪，勤不补过，而敢自陈勋绩，轻干听览！世之丧道，极于周代，下无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观其行。矜夸自大，便以干济蒙擢；谦恭静退，多以恬默见遗。是以通表陈诚，先论己之功状；承颜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无惭耻之色；强干横请，唯以干没为能。自隋受命，此风顿改，耕夫贩妇，无不革心，况乃大臣，仍遵敝俗！如闻刺史入京朝觐，乃有自陈勾检之功，喧诉阶墀之侧，言辞不逊，高自称誉，上黩冕旒，特为难恕，凡如此辈，具状送台，明加罪黜，以惩风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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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04 文帝深以为然，于是将李谔前后所上奏章颁示天下，以警戒各级官员，一时“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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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06 在礼乐制度方面，文帝于开皇之初，便有重新制礼订乐之举。《隋书·礼仪志》载：“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然其初受周禅，“恐黎元未惬，多说符瑞以耀之”(14)后又敕令礼部尚书和太常卿修撰《五礼》、改定雅乐。牛弘召集诸儒参议，撰成《开皇礼》，行于当世。牛弘又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以时事草创，未遑制作，竟寝不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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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08 在刑法律令方面，“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16)。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开皇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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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10 隋文帝在位期间，“平一四海。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为政治的改革，文教的兴盛，做出杰出的贡献。“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这些弱点和错误，终于导致他一步步迈向衰败的深渊。考文帝一生，身为功臣、帝翁而篡夺女婿的帝位，并因此疑忌功臣而动辄屠戮，继而又追悔无及。这种负罪感，终将伴随其终生。更何况这一切又为儒家名教所不容，难以树立其圣王明君的形象。大概为了掩饰自己深重的罪孽，缓解心灵的压力，晚年的文帝不得不乞灵于宗教，一心崇敬佛、道，广录佛经，大建寺院，甚至下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17)“不道”属于《隋律》里的“十恶之条”，罪在不赦。其尊崇佛道，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既崇佛道，当然也就轻忽儒学，然后遂有废学之举。《隋书儒林传序》分析说：“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既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18)“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文帝晚年废学的理由，其在仁寿元年诏书中，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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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12 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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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14 所述的理由实则难以成立，国子与州县学生，“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以及“未有灼然明经高第”的原因，其在开皇九年诏中曾经看的十分准确：即“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即使如其此次所言是“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所导致，那么只要严格教训和考课，甚至改进“多而未精”的“设学之理”可矣，何至于简省到废弛的地步？时任旅骑尉的刘炫“上表言学不宜废，情理甚切，高祖不纳”(20)。《儒林传序》说是因其暮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高祖纪》说是晚年崇信佛道，迷信鬼神。“果于杀戮”与忏佛禳道，是其精神状态与行为方式的两个极端，儒学本来就是在佛道思想与法家之学之间所取的“中道”，执政者放弃中道的儒学，则必然走向佛道或法家两个极端的相结合，以取得精神的平衡。而在隋文帝这里，首先是因为是向法家理念的倒退（恣意屠戮功臣是法家“尊君卑臣”理念的极端表现），作为对严刑峻罚的补充，便又不得不向佛道二教祈求禳解。借口“设学之理，多而未精”，而“简省”学校，也与其俭吝的习性有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其颁布废学诏的同一天，却不惜重费，“颁舍利于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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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16 隋大业初年，曾一度复兴儒学教育。“炀帝继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21)并诏许民间儒生学行优敏者给予不次待遇，“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22)。一时大有尊儒敬贤，文教聿新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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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18 可惜好景不常，“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23)隋炀帝“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24)，对内实行残暴统治，对外征战不休，最终导致民不聊生，海内分崩，身戮国灭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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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20 隋代统一寰宇，结束三百年动乱，两任帝王若能继续将励精图治，聿兴文教的政策贯彻始终，使百姓安乐，与国咸休，则训致太平，盛世可期。而乃于富庶强盛之际，暴至败亡，不能不令人深思。隋炀帝比文帝更熟稔儒家经典，而且才华过人，竟然能把一个富强统一的大帝国葬送，唐初君臣对此颇为不解。唐太宗尝读炀帝《文集》，“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25)隋炀帝饰非拒谏，过于其父，立身即已不正，则过人的才华适足以助成其恶。魏征之论，可谓一语中的，实堪为百世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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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22 二、隋朝治国政策的儒法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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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24 有隋一代，文炀两帝在其统治前期，为了刷新政治，也为了招揽人心，做出许多尊崇儒学的举措，如创制科举，简拔人才，网罗图书，大兴文教，初亦未尝不欲励精求治，训至太平。奈何隋朝不能将儒治的理念贯彻始终，朝令夕改，言与心违，儒学教育旋兴旋废。法律的宽简，田赋的改制，使经济得以发展，国家富足。然而文帝虽知恤民，但过于俭啬，吝于赏赐，甚至因“宜简省”而废弛京师与州县官学；炀帝则过度奢靡，征求无厌，几至敲骨剥髓。任情予夺，赏罚不公。两帝虽有如此不同，但皆暴戾成性。《新唐书·刑法志序论》曾评价其父子曰：“隋文帝性刻深，而炀帝昏乱，民不胜其毒”。(26)至如府库充盈，贯朽粮腐，民贫而不恤，却是这对父子的共性。“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27)而炀帝更有甚者，大业八年“是岁，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不但不予赈济，反而乘机“密诏江、淮南诸郡阅视民间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28)。所以造成了历史上虽然少见但却有迹可寻的现象。即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经济危机和天灾饥荒，全是最高统治者的政策所造成的人祸。历史上可与比拟的，在商则有鹿台之焚，在秦则有咸阳大火，真可谓殷鉴不远，于此鼎足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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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26 自秦王朝实行法家的治国政策以来，历代的统治者并没有完全将其废除。汉代更是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而著名。只要有专制制度与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在，法家的理论和政策就不会在政治生活中消失，诚如朱熹所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29)只是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统治者，在儒法之间的平衡上各有所侧重而已。除了天灾人祸的因素之外，儒家政治的成分多一些的王朝，一般历祚长久，称为治世；法家政治的成分过度的王朝，以刀锯斧钺，严刑峻法待天下臣民，一般都会迅速导致动乱乃至覆亡。这是儒家总结出的经验，也是具有充分事实作为根据的论断。或许有人会问，隋文帝废除秦汉以来的酷刑，这与法家的严刑峻法迥不相侔矣，何得更谓其为法家？文帝废除酷刑，确属法律的进步，是文帝对历史的贡献。酷刑属于峻罚，但废除峻罚不等于废除峻法，隋代法网之严密，可谓细大不捐，特别是执法之严酷，纤芥之过，必置之重典。《隋书·刑法志》说：“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甚有盗粮“一升以上皆死”与“盗一钱以上皆弃世”之律。“此后又定制，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如果稍有恻隐之心，不至如此视民命如草芥。律条法令既已严酷，更何况有法不依，率意杀人。史载：“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而用法尤其峻刻，遂使“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30)。这样一幅图景，又何异于人间地狱。秦法尚不至于如此严酷。在朝堂之上，文、炀两帝，皆是朝纲独断，拒谏饰非；任情施法，盛怒杀人，往往连谏者一并诛之。玩弄权术，陷人于罪，还算是罪有攸归，可怕的是记人细过旧怨，然后寻机诛戮（如隋炀帝之杀薛道衡）。在这种情况下，人人自危，除非逢君之欲，哪里还有人敢于进谏。帝王既没有一点君人之度，更谈不上什么君臣共治的儒家理念了。《隋书酷吏传论》论儒法之不同云：“御之良者，不在于烦策，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故虽宽猛相资，德刑互设，然不严而化，前哲所重。”而有隋之酷吏，在国家承平之日，“时无桀黠，未闲道德，实怀残忍。贼人肌体，同诸木石，轻人性命，甚于刍狗”(31)。严刑峻法，再加上繁重的赋役，这就是法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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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128 所以史家认为，汉唐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倾而未覆，危而复安；及夫秦隋之所以在鼎盛之期竟二世而亡的原因，不在于“攻守之势异也”，亦不在于统治者的庸懦或骄奢，而实在于治国理念政策的儒法王霸之别。如台湾史家李则芬即说：“开皇、贞观不同之处，在于王道、霸道之别。”他认为，隋代所继承的大统，始自北魏政权，鲜卑拓拔族“唯武功是尚，鞭笞及杀戮是其惯用的统治手段。其后虽努力吸收中原文化，然落后民族的暴戾之气仍然存在”(32)。文帝深染北朝风气。受禅改元之初，正当大赦之际，却执意尽灭旧朝皇族宇文氏，儒臣“（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于是遂尽诛之”(33)。平陈之后，更是患得患失，疑神疑鬼，乃借故将草创元勋，有功大臣诛夷殆尽。虽然诏令制定了蠲除前代鞭刑及轘裂之法的《开皇律》，可是文帝并不遵从。尤喜于殿廷用杖或鞭捶楚杀人，高颎柳彧等重臣数谏不从，乃以辞官请罪的形式，使其暂得收敛，但不久即故态复萌。而且杀人不分时候，“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雷霆之怒的理论明显地来自法家，《韩非子·主道篇》谓：“明君之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34)赵绰与文帝的两个“则天法地”理论，代表了儒法治政理念的不同。儒家认为，人所要效法的天地之道，主要是其生生之德，王者施政也要体现上天的好生之德。庆、赏、刑、罚的王者四政和春、夏、秋、冬的天地四时，“以类相应”，所以也应该按照四时的顺序施行。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狩猎与采伐尚须禁止，何况杀人。体现了儒家，“先德而后刑”“任德不任刑”的思想。而文帝竟以炎夏雷霆亦属天道为由，驳斥了赵绰，为自己可以随时杀人找到理论依据。天日和雷霆，同是天道的体现，而春秋晋国的赵盾，被形容为可畏的夏日；喜怒无常的隋文帝则以雷震自喻。夏日的威炎，人们尚可以规避；雷霆之怒，却往往使人遭遇不测，人人怀惧。可见文帝所奉行的，完全是法家那一套“用法之相忍，以弃仁人之相怜”。“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35)的残暴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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