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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人。劭少沈默好学，博闻强记。仕北齐，待诏文林馆，当时大儒“祖孝徵、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因呼劭问之。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博物”。仕隋任著作佐郎。私撰《齐书》，为人告发，“上怒，遣使收其书，览而悦之。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所上表章，专以符箓祯祥附会纬书图谶，再文饰以经传及佛典，以取媚皇帝。满腹诗书，竟无一言诱导皇帝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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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帝不忍加诛。劭上书曰：“臣闻黄帝灭炎，盖云母弟，周公诛管，信亦天伦。叔向戮叔鱼，仲尼谓之遗直，石碏杀石厚，丘明以为大义。此皆经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贼，度越前圣，含弘宽大，未有以谢天下。”离间骨肉，助纣为虐，无逾于此。而文、炀以为“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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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劭执掌著作将二十年，亦与群儒交游，许多名儒在其属下助修国史，竟未荐举一人。“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所撰其他史志，“或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诚如史传所论，其人实不足称，“然其采擿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卷，时人服其精博”(74)。王劭亦颇留意搜访古书，在秘书监任上，曾于京师访得《古文孝经孔传》，送至河间刘炫。刘炫遂有《孝经述义》之作。其论魏晋以来经学流变语，颇中肯綮，每为后人所称引。唐高宗时，元行冲著《释疑》一文，论及往代学术演变之迹，中引王劭语，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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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王劭《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愦，郑、服之外皆仇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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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应属实情，持论亦称平允。自后论经学者，多引其言。然《新唐书·行冲传》书其名为“王邵”，后学相沿不改，竟不知其为何人。今按：劭、邵两字，音同义异，当是形近致误。自《隋书》已经两名并见，如《房彦谦传》作：太原王邵；《隐逸传》则作：太原王劭；《旧唐书》亦然，《元行冲传》作王劭，而《经籍志》竟书：“《读书记》三十二卷，王邵撰。”是知所指决为一人。如据《隋书》本传，王劭为人实不足观，然其论学语犹足可采，今略作考辨，以使名有攸归，亦以示不以人废言之义。然而与元行冲相友善的刘知几却给予王劭史学以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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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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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按：二子书谓劭《齐志》与宋孝王《风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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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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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王乃凭述起居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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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后人所“嗤鄙”、“讥诮”，唐初魏征修《隋书》，即以此为著史之病，而知几认为，此正为史家所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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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则足以知氓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媸。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志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盖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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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六句皆言现在俗传口语。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几面墙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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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批评唐初所撰六史，并非全是直笔，比如记北魏、北周诸帝之言，皆仿史汉文辞，不用当时口语实录。而认为“唯王劭所撰《齐志》，独无是焉”。“史臣美澹而讥劭者，岂所谓通鉴乎？语曰：‘蝉翼为重，千钩为轻。’其斯之谓矣！”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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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劭，作《齐志》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著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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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认为王劭在撰修国史时，已经见嫉于当时的贵族，“王劭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79)并借以影射当世修史诸人。刘知几为王劭辩护，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可谓不遗余力，可见王劭所著史书，亦有可观之处，可惜皆已佚失，不能考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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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有所谓“山东六儒”，于开皇初征召入京，并授太学博士。“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其中有张仲让者，“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其余亦多被谴归。唯马光独存。光字荣伯，武安（今属河北邯郸）人。“少好学，从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图书谶纬，莫不毕览，尤明《三礼》，为儒者所宗。”“尝因释奠，高祖亲幸国子学，王公以下毕集。光升座讲礼，启发章门。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人，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辨，而理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山东《三礼》学者，自熊安生后，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至是多负笈从入长安。”(80)这几位号称六儒的山东大儒，即是出自村野平民的所谓“野儒”，终因不达时务，而遭到贬夷。唯马荣伯是个例外，学问渊深，为群儒敬服。荣伯在乡间即有门徒千数，后竟多随其入京，亦一时之盛事。可见当时民间讲经问学之风的兴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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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平原王孝籍，少好学，博览群言，遍治五经，颇有文干。与河间刘炫同志友善。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劭不之礼，在省多年，而不免输税”。孝籍郁郁不得志，因上书吏部尚书牛弘求荐。辞义哀感动人，“弘亦知其有学业，而竟不得调。后归乡里，以教授为业”(81)。看来，沉沦下僚还不如归乡教书更能养家糊口。刘炫也受到过类似的待遇，幸得“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举，方得升迁。可见隋朝待士的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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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族出身的学者，多为南朝入隋的儒士，以萧该、萧吉、包恺、何妥为代表；北人则房晖远、辛彦之、元善数人而已。二萧为王室后人，萧该少时即封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82)开皇初，“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江陵陷，遂归于周”。“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吉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沉浮，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于世，郁郁不得志。”见上好徵祥之说，于是改变初衷，“干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83)。“包恺，字和乐。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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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妥，字栖凤，家庭“号为西州大贾”，随父通商入蜀。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江陵陷，仕周为太学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问儒者辛彦之，对曰：‘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宜有五。’妥驳曰：‘帝喾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数？’”由是封爵。由此可见，同为经史，其用竟有如此之不同。入隋除国子博士后升为祭酒，进爵为公。妥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尝以八事谏革朝政。其一曰“政之治乱，必慎所举，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察今之举人，良异于此，无论谄直，莫择贤愚”。“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自斯以降，若选重官，必须参以众议，勿信一人之举；则上不偏私，下无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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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党，则罪无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者，即阿党也。”如用人但凭爱憎，“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则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则有怨恨，谤讟之言出矣。伏愿广加逖访，勿使朋党路开，威恩自任。有国之患，莫大于此”(84)。余事亦大较如此。辞义非无可观，然其意在谮毁他人，实不足取。何妥精研《周易》与乐律，参与隋初的礼乐制作，多所考正与议定。著有《周易讲疏》、《孝经义疏》、《封禅书》、《乐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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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善，河南洛阳人也。父罗，初为梁州刺史，后奔于梁。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及侯景之乱，善归于周。赐爵江阳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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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初，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伦仪表也。”凡有敷奏，词气抑扬，观者属目。后迁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命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讽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更起朕心。”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醖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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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晖远，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治《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曾仕北齐与周，入隋，迁官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称其为“五经库”。擢升为国子博士。及诏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策问既讫，众博士不能及时定其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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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彦之，陇西狄道人。父灵辅任周滑州刺史。彦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于周初任中外府礼曹。“时国家草创，百度伊始，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历职中书侍郎，并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高祖受禅，除太常少卿，寻转国子祭酒。岁余，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后拜随州刺史。于时州牧多贡珍玩，唯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顾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87)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然而崇信佛道，每于任所城内立浮图，并十五层之高。卒后谥曰宣。彦之明于典章制度，撰《坟典》、《六官》、《新要》、《新礼》，《五经异义》各一部，并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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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于《隋书儒林传论》论及诸儒曰：“容体不足观，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胤者，其唯学乎？信哉斯言也。晖远、荣伯之徒，笃志不倦，自求诸己，遂能闻道下风，称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轩，见重明时，实惟稽古之力也。江阳从容雅望，风韵闲远，清谈高论，籍甚当年；彦之敦经悦史，砥身砺行，志存典制，动蹈规矩；何妥通涉俊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词笔，然讦以为直，失儒者之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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