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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贞，字孝逸，梁郡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少聪敏，七岁好学，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善属文词，不治产业，每以讽读为娱。开皇初，州举秀才，授县尉，非其好也。谢病于家。孝逸举秀才后，曾任秘书学士随王劭在秘书省校书。《唐会要》载其于长安书肆访得《古文尚书孔传》事，(88)本传未载。大业年间，齐王杨暕镇江都，闻其名，以书召之。及贞至，王以客礼待之，朝夕问安，并索阅文集，览后称善，赏赐甚厚。未几，以疾甚还乡里，终于家。孝逸有答齐王启，自述平生并论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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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公旦之才艺，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与天道，雅志传于游、夏，余波鼓于屈、宋，雕龙之迹，具在风骚，而前贤后圣，代相师祖。赏逐时移，出门分路，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谁许独为麟角。孝逸生于战争之季，长于风尘之世，学无半古，才不逮人。往属休明，寸阴已昃，虽居可封之屋，每怀贫贱之耻。适鄢郢而迷途，入邯郸而失步，归来反覆，心灰遂寒。岂谓横议过实，虚尘睿览，枉高车以载鼷，费明珠以弹雀，遂得裹粮三月，重高门之余地，背淮千里，望章台之后尘。与悬黎而并肆，将骏骥而同阜，终朝击缶，匪黄钟之所谐，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顾想平生，触途多感，但以积年沈痼，遗忘日久，拙思所存，才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见学仙之远，窥而不睹，始知游圣之难。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龙之降，惭过白豕之归，伏纸陈情，形神悚越。(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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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孝逸的心目中，周公的才艺，在于“能事鬼神”的礼乐；而孔子的文章，在于“性与天道”的义理，可见其志趣不在典章礼制，而在探究幽明之际，以及“性与天道”的哲理。慨叹自己追寻半生，“学无半古，才不逮人”。结果是“适鄢郢而迷途，入邯郸而失步”。虽然所至求学，遍读群书，仍然是“窥而不睹”，始知优入圣域，窥知圣人境界之难。“归来反覆，心灰遂寒”，几乎成为困惑终生的不解心结。这就是他为什么在衰老之年，不惜跋山涉水，远赴河汾，向王通执礼问道的原因，遂亦留下“白首北面”的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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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赜字祖浚，博陵安平人也。其父崔廓，博览书籍，多所通涉，尝“言刑名之理，其义甚精”，山东学者皆宗之。赜七岁能属文，有口才。开皇初，秦孝王荐之，射策高第，诏与诸儒定礼乐，授校书郎。寻转协律郎，太常卿苏威雅重之。征为河南、豫章二王侍读，后转晋王记室参军，王重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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赜与洛阳元善、河东柳抃、太原王劭、吴兴姚察、琅邪诸葛颍、信都刘焯、河间刘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谈竟日。所著词赋碑志十余万言，撰《洽闻志》、《八代四科志》，江都倾覆，咸为煨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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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诩，河东人也。父琚，开皇中为洹水令，以清正闻。有书数千卷，教训子侄，皆以明经自达。文诩博览文籍，特精《三礼》，其《周易》、《诗》、《书》及《春秋三传》，并皆通习。每好郑玄注解，以为通博，其诸儒异说，亦皆详究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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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诩尝游太学，晖远等莫不推伏之，学内翕然，咸共宗仰。其门生多诣文诩，请质凝滞，文诩辄博引证据，辨说无穷，唯其所择。治书侍御史皇甫诞一时朝彦，恒执弟子之礼。右仆射苏威闻其名而召之，与语，大悦，劝令从官。文诩意不在仕，固辞焉。仁寿末，学废，文诩策杖而归，灌园为业。州郡频举，皆不应命。时人方之闵子骞原宪焉。年四十，终于家。乡人为立碑颂，号曰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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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张文诩这样隐于山林的儒者还有许多，不仅风气如此，亦是时势使然。所以史臣论之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曒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他们“忘怀缨冕，毕志丘园，隐不违亲，贞不绝俗，不教而劝，虚往实归”，对于百姓，同样“爱之如父母，怀之如亲戚，非有自然之纯德，其孰能至于斯乎？”(90)亦即所谓“儒隐之操”(91)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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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虽然未能最终完成统一南北经学的重任，但其地位之重要实不可忽视，马宗霍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经学史》中说隋代经学“上拾周陈之坠绪，下启李唐之始规，当绝续之交，隋实介其中而为之系”(92)。对后世经学发生较大影响，足以代表隋代经学发展水平的是刘焯与刘炫，二刘属于阐释经传的传统经学系统，岂仅是“上拾周陈之坠绪”，亦可谓已经融会南北学术之大成，文而又儒，是历史上罕见的通儒；大儒王通则属于经世致用的儒家子学系统，思想深邃，学贯古今，独辟蹊径，讲道河汾，培养了大批济世安邦人才。刘焯、刘炫和王通三人皆曾秀才中举。三人生平学思，已设章节专论，兹不重述。魏征曾于《隋书·文学传论》中曰“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邓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秀异之资，所在多有。惜乎，隋之得人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尽；加之炀帝嫉贤妒能，残害忠良，遂使一代英才，风流云散，又复隋末战乱，著述亦皆散佚殆尽，所留几如沧海遗珠矣。因检儒臣、文学、隐逸诸传学者，简述而略论之，以见隋代儒学之整体概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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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刘焯的生平与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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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焯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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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生于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卒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州）人。史传说他少有异秉，聪敏深沉，不好嬉戏，惟知读书。“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当，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93)刘、郭、熊三位都是北朝的名儒，二刘从之受业，而竟“皆不卒业而去”，即未待一部经传讲完，就谢师辞别。可能是因为二人聪明颖悟，早已领会；也可能是刻苦勤奋，先期读毕。二刘的颖异苦学，自不待言。然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几位老先生所讲的名物训诂之学，已不能满足二人追求义理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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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儒林传》载其同时人徐文远读书问学事：“时耆儒沈重讲太学，授业常千人，文远从之质问，不数日辞去。或问其故，答曰：‘先生所说，纸上语耳。若奥境，彼有所未见者，尚何观？’”二刘的情况当与之相似。当时北朝的学者，大都笃守汉学，尊崇郑注，淳朴笃实，不作任何义理发挥，所以讲学往往没有新意。文远所谓“奥境”，自然是说义理的深刻含义。读书而追求经传义旨的“奥境”，不再满足于章句的训释，这是南朝的学风，说明其时北朝的年轻学者受南朝的影响已深。北齐武平末年，刘焯、刘炫得到南朝费甝《义疏》孔氏注解之《尚书》，乃留意研读；而费甝《诗》、《礼》、《春秋》诸疏，“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94)。此为北人习南学之始，而焯、炫实开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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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得知武强交津桥世族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乃相与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博通儒学而远近知名，被冀州刺史辟为州博士。入隋，复为刺史赵煚引为冀州从事，成为刺史僚佐。约在开皇二年，又被“举秀才，射策甲科”。按秀才之名，始见于汉代，至晋代始成为选拔人才的途径。秀才科举，首先要经过州郡选举，然后送京师考试。考试的科目有文赋和经义，还要作三篇引经据典针对时政的方略策论，亦即对策。难度极高，应者亦少，所以至唐代逐渐被取消。据《陔余丛考》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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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世始有秀才之举。永宁初，王接举秀才，报友人书曰：“非荣此行，实欲极陈所言，冀有觉悟耳。”此士子专称秀才之始。元帝时，所举秀才皆不能试经，尚书孔坦请展限五年，听其讲习，诏许之。则秀才有不能试经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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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亦重此科，王融、任昉俱有策秀才文载《文选》，可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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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隋时，秀才之举益重。《杜正玄传》：开皇中，海内举秀才杜正元一人。杨素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妄举如此！”素意欲试黜之，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令至未时俱就。正玄果如期并了。素大惊曰：“诚好秀才！”后其弟正藏、正伦亦举秀才。隋世，天下举秀才不十人，而杜氏一门三秀才，此其极盛也（亦见《唐书·杜正伦传》）。唐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开元十四年以后复有此举。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欲奖拔，多黜落之，其科遂废。《封氏闻见记》：唐初秀才试方略策三道，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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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科不仅要求文采出众，熟知经义，而且要求满腹经纶，能对时局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方略对策。没有高才实学确实难以达到，所以举人多畏惮之。隋世重举秀才，天下不过十人，亦可想见其荣贵。而其中就有刘焯、王通和杜氏兄弟，俱为当时所称美，而刘焯很可能是最早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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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甲科擢第之后，奉命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献上其奉敕修造并自信足可“会通今古，符允经传，稽于庶类，信而有征”(96)的历法新书。因与刘孝孙联名反对张宾所修之《开皇历》，被斥为“谤毁天历”，被调直门下省，以待顾问。俄除员外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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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郁郁不得志，因请假还乡里，县令韦之业引为功曹。寻复入京，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宗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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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等考定。洛阳《石经》是指《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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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经》或称《汉石经》，是东汉熹平年间用隶书一种字体写刻，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首次将《周易》等七种儒家经典镌刻于石，立于洛阳太学，做为当时传写的正本。《正始石经》或《魏石经》，刻于三国魏正始年间，书以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故又称《三体石经》。北朝后魏初年，权臣高欢将《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迁往邺城（今河北磁县），行至河阳（今河南孟县），遇河岸崩塌，部分石经沉入黄河，运到邺城的已“不盈太半”。至此，遂又由隋文帝“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经刘焯、刘炫等考定之后，“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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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国子释奠，刘焯与刘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其实这次被遣回乡，还因为又一次“参议律历”，深揭张玄胄历法之非，而为其同党宠臣袁充所排挤。刘焯从此优游乡里，专心以教授著述为务，披览讲诵，孜孜不倦。对贾逵、马融、王肃、郑玄所传之今古文经典章句，论定是非，多所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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