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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六句皆言现在俗传口语。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几面墙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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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批评唐初所撰六史，并非全是直笔，比如记北魏、北周诸帝之言，皆仿史汉文辞，不用当时口语实录。而认为“唯王劭所撰《齐志》，独无是焉”。“史臣美澹而讥劭者，岂所谓通鉴乎？语曰：‘蝉翼为重，千钩为轻。’其斯之谓矣！”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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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劭，作《齐志》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著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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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认为王劭在撰修国史时，已经见嫉于当时的贵族，“王劭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79)并借以影射当世修史诸人。刘知几为王劭辩护，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可谓不遗余力，可见王劭所著史书，亦有可观之处，可惜皆已佚失，不能考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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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有所谓“山东六儒”，于开皇初征召入京，并授太学博士。“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其中有张仲让者，“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其余亦多被谴归。唯马光独存。光字荣伯，武安（今属河北邯郸）人。“少好学，从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图书谶纬，莫不毕览，尤明《三礼》，为儒者所宗。”“尝因释奠，高祖亲幸国子学，王公以下毕集。光升座讲礼，启发章门。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人，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辨，而理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山东《三礼》学者，自熊安生后，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至是多负笈从入长安。”(80)这几位号称六儒的山东大儒，即是出自村野平民的所谓“野儒”，终因不达时务，而遭到贬夷。唯马荣伯是个例外，学问渊深，为群儒敬服。荣伯在乡间即有门徒千数，后竟多随其入京，亦一时之盛事。可见当时民间讲经问学之风的兴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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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平原王孝籍，少好学，博览群言，遍治五经，颇有文干。与河间刘炫同志友善。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劭不之礼，在省多年，而不免输税”。孝籍郁郁不得志，因上书吏部尚书牛弘求荐。辞义哀感动人，“弘亦知其有学业，而竟不得调。后归乡里，以教授为业”(81)。看来，沉沦下僚还不如归乡教书更能养家糊口。刘炫也受到过类似的待遇，幸得“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举，方得升迁。可见隋朝待士的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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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族出身的学者，多为南朝入隋的儒士，以萧该、萧吉、包恺、何妥为代表；北人则房晖远、辛彦之、元善数人而已。二萧为王室后人，萧该少时即封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82)开皇初，“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江陵陷，遂归于周”。“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吉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沉浮，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于世，郁郁不得志。”见上好徵祥之说，于是改变初衷，“干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83)。“包恺，字和乐。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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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妥，字栖凤，家庭“号为西州大贾”，随父通商入蜀。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江陵陷，仕周为太学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问儒者辛彦之，对曰：‘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宜有五。’妥驳曰：‘帝喾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数？’”由是封爵。由此可见，同为经史，其用竟有如此之不同。入隋除国子博士后升为祭酒，进爵为公。妥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尝以八事谏革朝政。其一曰“政之治乱，必慎所举，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察今之举人，良异于此，无论谄直，莫择贤愚”。“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自斯以降，若选重官，必须参以众议，勿信一人之举；则上不偏私，下无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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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党，则罪无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者，即阿党也。”如用人但凭爱憎，“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则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则有怨恨，谤讟之言出矣。伏愿广加逖访，勿使朋党路开，威恩自任。有国之患，莫大于此”(84)。余事亦大较如此。辞义非无可观，然其意在谮毁他人，实不足取。何妥精研《周易》与乐律，参与隋初的礼乐制作，多所考正与议定。著有《周易讲疏》、《孝经义疏》、《封禅书》、《乐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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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善，河南洛阳人也。父罗，初为梁州刺史，后奔于梁。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及侯景之乱，善归于周。赐爵江阳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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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初，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伦仪表也。”凡有敷奏，词气抑扬，观者属目。后迁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命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讽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更起朕心。”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醖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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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晖远，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治《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曾仕北齐与周，入隋，迁官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称其为“五经库”。擢升为国子博士。及诏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策问既讫，众博士不能及时定其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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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彦之，陇西狄道人。父灵辅任周滑州刺史。彦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于周初任中外府礼曹。“时国家草创，百度伊始，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历职中书侍郎，并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高祖受禅，除太常少卿，寻转国子祭酒。岁余，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后拜随州刺史。于时州牧多贡珍玩，唯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顾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87)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然而崇信佛道，每于任所城内立浮图，并十五层之高。卒后谥曰宣。彦之明于典章制度，撰《坟典》、《六官》、《新要》、《新礼》，《五经异义》各一部，并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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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于《隋书儒林传论》论及诸儒曰：“容体不足观，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胤者，其唯学乎？信哉斯言也。晖远、荣伯之徒，笃志不倦，自求诸己，遂能闻道下风，称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轩，见重明时，实惟稽古之力也。江阳从容雅望，风韵闲远，清谈高论，籍甚当年；彦之敦经悦史，砥身砺行，志存典制，动蹈规矩；何妥通涉俊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词笔，然讦以为直，失儒者之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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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贞，字孝逸，梁郡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少聪敏，七岁好学，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善属文词，不治产业，每以讽读为娱。开皇初，州举秀才，授县尉，非其好也。谢病于家。孝逸举秀才后，曾任秘书学士随王劭在秘书省校书。《唐会要》载其于长安书肆访得《古文尚书孔传》事，(88)本传未载。大业年间，齐王杨暕镇江都，闻其名，以书召之。及贞至，王以客礼待之，朝夕问安，并索阅文集，览后称善，赏赐甚厚。未几，以疾甚还乡里，终于家。孝逸有答齐王启，自述平生并论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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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公旦之才艺，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与天道，雅志传于游、夏，余波鼓于屈、宋，雕龙之迹，具在风骚，而前贤后圣，代相师祖。赏逐时移，出门分路，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谁许独为麟角。孝逸生于战争之季，长于风尘之世，学无半古，才不逮人。往属休明，寸阴已昃，虽居可封之屋，每怀贫贱之耻。适鄢郢而迷途，入邯郸而失步，归来反覆，心灰遂寒。岂谓横议过实，虚尘睿览，枉高车以载鼷，费明珠以弹雀，遂得裹粮三月，重高门之余地，背淮千里，望章台之后尘。与悬黎而并肆，将骏骥而同阜，终朝击缶，匪黄钟之所谐，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顾想平生，触途多感，但以积年沈痼，遗忘日久，拙思所存，才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见学仙之远，窥而不睹，始知游圣之难。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龙之降，惭过白豕之归，伏纸陈情，形神悚越。(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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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孝逸的心目中，周公的才艺，在于“能事鬼神”的礼乐；而孔子的文章，在于“性与天道”的义理，可见其志趣不在典章礼制，而在探究幽明之际，以及“性与天道”的哲理。慨叹自己追寻半生，“学无半古，才不逮人”。结果是“适鄢郢而迷途，入邯郸而失步”。虽然所至求学，遍读群书，仍然是“窥而不睹”，始知优入圣域，窥知圣人境界之难。“归来反覆，心灰遂寒”，几乎成为困惑终生的不解心结。这就是他为什么在衰老之年，不惜跋山涉水，远赴河汾，向王通执礼问道的原因，遂亦留下“白首北面”的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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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赜字祖浚，博陵安平人也。其父崔廓，博览书籍，多所通涉，尝“言刑名之理，其义甚精”，山东学者皆宗之。赜七岁能属文，有口才。开皇初，秦孝王荐之，射策高第，诏与诸儒定礼乐，授校书郎。寻转协律郎，太常卿苏威雅重之。征为河南、豫章二王侍读，后转晋王记室参军，王重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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赜与洛阳元善、河东柳抃、太原王劭、吴兴姚察、琅邪诸葛颍、信都刘焯、河间刘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谈竟日。所著词赋碑志十余万言，撰《洽闻志》、《八代四科志》，江都倾覆，咸为煨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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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诩，河东人也。父琚，开皇中为洹水令，以清正闻。有书数千卷，教训子侄，皆以明经自达。文诩博览文籍，特精《三礼》，其《周易》、《诗》、《书》及《春秋三传》，并皆通习。每好郑玄注解，以为通博，其诸儒异说，亦皆详究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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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诩尝游太学，晖远等莫不推伏之，学内翕然，咸共宗仰。其门生多诣文诩，请质凝滞，文诩辄博引证据，辨说无穷，唯其所择。治书侍御史皇甫诞一时朝彦，恒执弟子之礼。右仆射苏威闻其名而召之，与语，大悦，劝令从官。文诩意不在仕，固辞焉。仁寿末，学废，文诩策杖而归，灌园为业。州郡频举，皆不应命。时人方之闵子骞原宪焉。年四十，终于家。乡人为立碑颂，号曰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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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张文诩这样隐于山林的儒者还有许多，不仅风气如此，亦是时势使然。所以史臣论之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曒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他们“忘怀缨冕，毕志丘园，隐不违亲，贞不绝俗，不教而劝，虚往实归”，对于百姓，同样“爱之如父母，怀之如亲戚，非有自然之纯德，其孰能至于斯乎？”(90)亦即所谓“儒隐之操”(91)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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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虽然未能最终完成统一南北经学的重任，但其地位之重要实不可忽视，马宗霍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经学史》中说隋代经学“上拾周陈之坠绪，下启李唐之始规，当绝续之交，隋实介其中而为之系”(92)。对后世经学发生较大影响，足以代表隋代经学发展水平的是刘焯与刘炫，二刘属于阐释经传的传统经学系统，岂仅是“上拾周陈之坠绪”，亦可谓已经融会南北学术之大成，文而又儒，是历史上罕见的通儒；大儒王通则属于经世致用的儒家子学系统，思想深邃，学贯古今，独辟蹊径，讲道河汾，培养了大批济世安邦人才。刘焯、刘炫和王通三人皆曾秀才中举。三人生平学思，已设章节专论，兹不重述。魏征曾于《隋书·文学传论》中曰“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邓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秀异之资，所在多有。惜乎，隋之得人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尽；加之炀帝嫉贤妒能，残害忠良，遂使一代英才，风流云散，又复隋末战乱，著述亦皆散佚殆尽，所留几如沧海遗珠矣。因检儒臣、文学、隐逸诸传学者，简述而略论之，以见隋代儒学之整体概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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