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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于“《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核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专门考论历代天文、律历著作之是非得失;《历书》十卷,即历史上著名的《皇极历》;《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刘焯的著作大多成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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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乡居讲学期间,“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98)。说明当时学界对刘焯的学问是如何的景仰;也透露出时人追求和钻仰儒家学术的风气,是如何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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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杨勇闻其名而召之,既至京师,未及进谒,忽然诏令事蜀王杨秀。文帝此命,实欲为蜀王“选贞良有重望者为之僚佐”(99),而饱学之士,正可担任书佐侍读之类僚属。然对刘焯而言,事出意外,故尔迟迟吾行,久之不赴。刘焯此次应召进京的目的,原本希望献上自己所著的《皇极历》书,讨论并采纳、推行其研制的历法。所以《北史》解释其“久之不不赴”的原因是“非其好也”。然而,敢于淹迟王命,岂非自取其辱?可是此一看似愚蠢的行为,又焉知不是刘焯刘炫用以自全的智慧?蜀王在藩,多行不法,残酷横暴,道路皆闻。二刘知其必将丧败,故而有意激怒之。果然,蜀王杨秀闻之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军防。其后典校书籍”(100)。及“蜀王以罪废,官属多罹其患”(101)。而刘焯刘炫竟得以安全返朝。非但未受牵连,反而继续留在朝廷“与诸儒修定礼、律”,刘焯还官“除云骑尉”,刘炫则官“授旅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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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炀帝即位,复开庠序”之时,刘焯与刘炫又被同时迁转太学博士。《史》云大业年间,“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缙绅咸师宗之”。可惜好景不长,好大喜功、欺世盗誉的隋炀帝,不久即破坏了这种安定的局面,“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凡有经籍,因此湮没于煨烬矣。”(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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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在太学博士任上,因参与历法之辨受挫,其心不平,乃托疾去职。“数年之后,复被征以待顾问。因上所著《历书》,与太史令张胄玄多不同,被驳不用。”及玄胄历法不验,朝廷意欲行用刘焯历法,而刘焯已于大业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不久乱起,终隋之世,《皇极历》未得实行。刘焯卒后,刘炫曾为之请谥,而朝廷未予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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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称:“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103)刘焯与刘炫,郡望相同,年龄相若,并皆聪明绝异,学术志趣即为同窗好友,仕宦取止亦皆进退相似,一生甘苦同尝,荣辱与共,亦足为学术史上的一件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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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刘焯学识如何地淹灌通博,学究天人,却始终没有超出经学章句的范围;虽然孜孜不倦地探求经传义理,却未能深入理解儒家之道的精髓。因之也就缺乏拯世济民的宏伟抱负,以及了悟终极之道的那种超脱境界;好逞口舌之辨,务以胜人,而乏宽厚之心,以德服众。一如其自述所云:“性不谐物,功不克终。”(104)故尔所至招致怨尤,伤人误己。史传不无婉惜地说他:“然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105)隋代学者实多“困于贫贱”,刘焯亦时有“衣食不继”之患,教书养学,世或多有,刘焯自亦未能免俗。然而胸怀如此不广,毕竟有失大儒风范。可是此说亦有疑点,既然从之质疑受业者不可胜数,则岂能尽皆囊槖充盈?其间当亦有无力奉贽者;讲坛之下,听者既众,断不会独将其人摈之于门墙之外。盖或有一于彼,则外间即已风闻如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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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儒林传论》曾深刻地分析了这种一代“巨儒多鄙俗”的原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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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惟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见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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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世重视刑名之学的律令制定,而轻忽儒家之学的文教建设。国家官员多出于刀笔之吏,儒士经生几无进身之路,更遑论经邦治国,博青紫致富贵了。既不甘心于贫贱,复不能大伸其志,这是隋世儒生所遭遇的尴尬处境,于是“儒罕通人,学多鄙俗”境况也就在所难免了。然而,儒者倘不能自甘寂寞,以追求大道为终极鹄的,“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06)。而徒然龂龂于章句之辨,汲汲于富贵之求,已经失去了儒家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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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传论》还对刘焯刘炫的学术作了如下评价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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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刘焯,德冠缙绅,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钩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一人而已。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并时不我与,馁弃沟壑。斯乃子夏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与者聪明,所不与者贵仕,上圣且犹不免,焯、炫其如命何!(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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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又将二刘博学而不偶的原因归之于宿命,显然又和上面的分析相互矛盾;然则,《传论》的作者或许认为,不能遭逢明时,而偏生于浊世,这不正是他们的命运吗?从而寄予同情,深致悼惜。而对二刘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则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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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经学历史》评判说:“隋之二刘,冠冕一代。”“魏晋经师之书,先自南传于北,北学以徐遵明为最优,择术最正。”“其后则刘焯、刘炫为优,而崇信伪书,择术不若遵明之正。”(108)所谓“伪书”,亦即南学所传习之古文经传,所以皮锡瑞批评二刘“择术不若遵明之正”。这自是皮氏的学术偏见。殊不知徐遵明专守郑学,固有“抱残守阙”之功,而二刘的学术倾向,更代表了时代的学术潮流。隋朝短暂的统一,便出现了许多博通各个领域,淹贯南北经学的学者,已为儒学范围的扩大,经学南北的统一,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惜隋文帝“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废天下之学,唯留国子一所”。炀帝即位,虽“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征辟经师,“使相与讲论得失”。但不过是粉饰升平,虚应故事而已。不久便“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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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的经学著作统名之为《五经述义》,时行于世,今已不传。然其中精义,已被吸收至唐代官修的《五经正义》之中。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序》介绍其书特点曰:“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所无双,其于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同,异其所异;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110)又于《尚书正义序》中说:前人疏解《尚书》诸书,“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也。”(111)但刘焯这种不肯蹈袭前人的探索精神,也还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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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经学而外,还精通天文、律历、地理、算术诸学。著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这两部书的学术观点,部分地保留在《隋书·律历志》中,尚可据以考索,其余经疏并所作文集,各类著作十余部上百卷之多,当时并行于世,后均散佚。(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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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焯的律历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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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在今天被列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是因为他在天文历法方面的贡献。在古代历法虽然与天文密切相关,但是它却是和音律联系在一起,合称律历之学。人们知道刘焯是隋代著名的经学家或儒家学者,却很少知道天文、律历之学和经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实,中国历史上天文学和历法学之所以特别发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儒家特别予以关注重视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它原本即是儒家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专门之学。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就曾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卷》中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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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文、历法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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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和历法之学,在中国上古极早的时期即已产生。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最早都见于儒家的经典之中。严格地讲,是见于儒家奉为经典的古籍之中。如《诗》《书》《易》《礼》《乐》和《春秋》之中。《春秋》虽然是孔子所作,但其资料来源,却都是原始的记录。后世对这六部经典不断地研究诠释,便形成经学。天学和历法自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另外在《孟子》、《孔子家语》及其《礼记》等儒家典籍中还有许多有关记载。如“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114)。说黄帝“考日月星辰”,制律历定五行,“以顺天地之义,知民所急”,“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春夏秋冬育护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化”(115)等等,都是关于天文历法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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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晦明,四季代序,节气变换,风雨时至,对初民的农事和渔猎活动的影响甚巨,必须通过观察了解天时星象之变化,以决定自己次日的作息,预测年景的丰欠,以及是否需要祈禳神灵等。观星几乎成为人们普遍的活动。所以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辞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屐,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116)就是根据《诗经》的内容做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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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书·尧典》中记载尧禅位舜时所阐述的政务,第一项就是天文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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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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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典全篇首言尧钦明文思之德,次言其治历明时之政,而后才言及选拔官吏,举舜自代事。全文极短,而这段文字已经超过三分之二。可见治历明时在古代政务中占有首要地位。这段文字并不费解,是说根据星象以定四季,以及须在每季所应安排的相应政务。为什么采取这种近乎宗教的形式,乃是因为古人认为,政道的大原本于天,人间的秩序都应按照天行的秩序建立起来,治政的精神和庶务的安排也要遵循天时的变化而各有其相应的变换。亦即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118)。(日月运转四时递变,没有异常谓之“天不变”;若天行失次,冬暖夏寒,则谓之“灾变”,应对之道也要随之变通;出现日月食,则意味着天子失德等。)篇中“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说得正是这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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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说明古人观测天象的目的,固然是通过洞察自然现象,发现其内在规律,并按自然规律来决定一年的季节,制成历法,使农业生产能够及时进行。而更多的内容则是按时安排有关祭祀昊天、祖先、社稷、山岳河流等礼仪活动。所谓“民时”,远非只是安排农事那么简单。“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19)这才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目的和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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