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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62 刘炫“无行”的罪名是:“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156)此事为正史定谳,千百年来,无人致疑。然细考其事颇为可疑,试辨析之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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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64 刘炫当牛弘征书之际,仓促之间,岂能便造伪书百余卷?制作各成体系的百卷古书,非比注疏典籍,纵使刘炫有过人的精力与才学,也绝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且其时刘炫正值“遍历三省”,公务繁忙之际,即使才学足以欺世,也没有伪造古书的时间与机会。这是此案在时间上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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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66 学者推究刘炫献伪书以求赏,是为生活穷困所迫。《北史·儒林传论》说:“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157)“困于贫贱”似乎成为“学多卑俗”或献伪书的原因。考刘炫初入朝时,“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亦无薪俸,而且县官仍然要“责其赋役”。但是在经过上书自陈之后,“在朝知名之士”的极力保荐,刘炫已被任命为“殿内将军”。而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的时间,大体与之相当。此时的刘炫已经解决了贫穷的问题,不可能再为此希功邀赏。若说为了炫耀自己学富五车,才倾八斗,何不著书自署其名,岂不更为荣耀?这是此案动机上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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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68 在古代文献史上,出现过不少伪书,有些虽然被近年出土的先秦文献证明不伪,但有些则属确定不移的铁案。如西汉张霸伪造一部《尚书》,名《百两篇》,献给成帝。比原初孔子编定的百篇《尚书》还多出两篇。诏令“以中书校之,非是”。其书只不过是“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158)而成。可说铁证如山,作伪的行为,当时就被揭穿,张霸论罪当死。据《论衡·佚文篇》所载:“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两尚书》传在民间。”(159)《论衡·正说篇》更为明确地说:“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160)其事备在载籍,熟读群书的刘炫焉得不知,如何肯不顾前车之鉴,身败名裂的危险,敢于以身试法?这是明知故犯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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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70 时间既不允许,又已解除因贫困而造伪的动机,正常人一般都不会犯的错误,以刘炫的聪明还不至于如此之愚蠢。此案既然存在如上三大疑点,那又如何能够定案?定案的理由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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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72 刘炫《连山易》案与张霸《百两篇》伪书案既相类似,那么就可以比较一下,看两者各被认定作伪的理由是否可以成立。《百两篇》伪书案,《汉书》和《论衡》都说是以秘府所藏《尚书》与之校对,因而发现“非是”,“皆不相应”,於是可以论定其为伪造无疑。而刘炫《连山易》则不然,只是因为“有人讼之”而已,并未拿出原有的藏书加以校对,没有证据,如何便可判定真伪?看来,其所以如此定案,凭借只能是推测了。即古代虽有其书,但久已失传,现在忽然出现,就很有可能出于伪造。那么《连山易》究竟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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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74 《连山易》古有其书,是没有问题的。《周礼·春官》即有:“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之语。郑元(玄)注:“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也。”贾公彦疏:“此《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161)然其书在官方秘府久已失传,西汉刘向校书时,即未曾见,所以《七录》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并无著录。“有人讼之”者,想必是以自汉以来,未见著录为据,遂断定其书为伪;并非也不可能拿出秘府藏书,与之核对,然后断定其为伪书也。《隋书经籍志》只著录有《归藏易》,而无《连山易》,可见秘府原无其书,而断定刘炫所献为伪书后,秘府自然也不可能再予收藏。因此,只以不见前代著录为据,断定刘炫所献必为伪书,理由是不充分的。学府失于收藏,不能证明民间没有收藏。不然历代为何在政局稳定之后,都还要向民间征集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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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76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和史籍,每当存亡续绝之际,主要还是仰仗民间的传习与收藏才得以保存流传的。比如刘炫和刘焯“就之读书,向经十载”的“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就“素多坟籍”。而炫亦自称“驰骛坟典”。此前的晋代学者范平亦以“研览《坟》《索》,遍该百氏”(162)而知名。所谓“坟籍”、“坟典”“坟索”,即是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属,并非仅仅形容版籍的珍稀古老,而是实有所指。如《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云:“所谓《三坟》《五典》。”(163)《尚书正义》孔安国《序》云:“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据后人考证,此一“言大道”的“三坟”书,其内容实即古之三易。是因为孔子在整理古籍时,“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者之不一”,乃“芟夷烦乱,翦截浮辞”,“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赞易道以黜八索。”(164)只保留《周易》,而将《连山》《归藏》删除。但是孔子不传其书,不等于所有学派都不传其书,只是由于流传甚稀,几度现而复隐,所以历代很多大学者也不知其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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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78 《新唐书·艺文志》已录有《连山》十卷;(165)《郡斋读书志》著录《三坟书》七卷,文曰:“张商英天觉得之于比阳(泌阳)民家,《坟》皆古文而《传》乃隶书。所谓‘三坟’者,山、气、形也。”并加按语曰:“《七略》不载《三坟》,《隋志》亦无之,世皆以为天觉伪撰。”(166)其中的“山坟”,即是“连山易”,与今传世本相符。(167)实际上,此书的再度面世,始于唐末“天复”年间青城山的隐者;北宋元丰七年,毛渐复得之于泌阳邮要亭,由此得以流传。(168)且其书唐时尚有十卷,而商英所得仅为七卷,说明在收藏流传的过程中又佚失了三卷,符合古书在民间受条件所限的流传规律。若为商英伪撰,何不凑足十卷,使符合历史记载也。所以张商英也不是撰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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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80 北宋郑樵《通志略·艺文略》曰:“伏牺氏本山坟而作易,曰连山”,“虽不画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连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而统以山”,“皆八而八之,为六十四。其书汉魏不传,而元丰中始出于唐州比阳之民家。世疑伪书。然其文古、其辞质而野,其错综有经纬。恐非后人之能为也”。并说:“《归藏》至晋始出,《连山》至唐始出,然则三坟始出乎近代,亦不为异事也。”郑樵推测《连山》《归藏》之亡佚原因说:其书“言占筮事,其辞质,其义古,后学以其不文,则疑则弃之。往往《连山》之所以亡者,复过于此矣”。言占筮事而且文理不通,故为学者所疑所弃。如《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存目》就说:《古三坟》之易卦,“其名皆不可训诂”,“浅陋尤甚”。“伪书之拙,莫过於是。”(169)然而这也从反面证明,若果为后人伪造,何不制作得典雅通顺一点?所以郑樵反诘说“独不知后之人能为此文乎”(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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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82 即使考之隋唐前史,此书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寻,成书于隋代的《北堂书钞·艺文志》即引桓谭《新论》云:“厲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北宋的《太平御览·学部》引桓谭《新论》亦有“《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之语。可见东汉官藏实有此二书,后因战乱流落民间。马国翰在其《夏〈连山〉辑佚》序中说:“皇甫谧《帝王世纪》、郦道元《水经注》、李淳风《乙巳占》皆引《连山》。谧,晋人;道元,北魏人,皆在刘炫前,”(171)而淳风在其稍后。从晋魏至隋唐,虽然又经五胡之乱,南北分裂,其书流传愈稀,但不能说已经绝无踪迹。刘炫在藏书之家研读过此书是完全可能的,至牛弘征书,酬以重值,刘炫抄录甚或背诵录以献官,当亦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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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84 最重要的是今传《连山易》的内容,即其文辞之质朴和卦序之经纬,诚如郑樵所论“非后人之能为”。我们知道,所有易卦卦序的组配与排列,都须受易理逻辑的支配,不同的易理逻辑便形成不同的卦序。《连山易》卦序的经纬组织,自然也不能超出其外。《连山》《归藏》两易的卦序相近,而与传世本《周易》不仅起始卦不同,整个排列系统也绝不相侔。也与汉代京房的八宫卦序不同。《周易》六十四卦卦序是按照非反既覆的错综法则排列;八宫卦序是按照爻卦世应进退的法则排列;而《连山易》的八组卦序,每一组都以一个八纯卦之经卦(即三画卦)为上卦,然后再分别以各八纯卦的经卦作为下卦而组成,形式上非常整齐。而且与前两种卦序一样,都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律。然而《连山》卦序却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相合。帛书《周易》的卦序,是自秦汉以来久已失传了的一种卦序排列方式,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学派对卦理的一种不同理解和诠释。不能说帛书易与连山易存在什么亲缘关系,但是可以说两者对卦理逻辑的理解,必有其相近之处或共同古老的渊源,都是战国以前的古易书,是不应该有问题的。可是,自汉以后,帛易的卦序系统深藏于地下,没有人知道其存在,所以隋代的刘炫也不可能按照其卦序,造出一部不同于《周易》系统的《连山》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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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86 献伪书事件,还关系到一个人的人品问题。虽然据《北史·儒林传论》所说,是因为贫困造成一代儒士“儒罕通人,学多鄙俗”,但那仅是就整体状况而言。而观其文意,是把刘焯刘炫排除在外的。并且说刘炫“学实通儒”,“文雅过之”。不仅是对其学问也是对其人品的肯定。刘炫既是一位学问淹通、文雅过人的学者,岂不闻孔子“君子固穷”之义而持守之?虽不能说其人品上毫无缺陷,然观其人苦学成名,每以正论立朝,绝不至卑劣如此。惟一能够解释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恃才傲物,故所以为人所诬枉。如《刘焯传》所载:开皇“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172)。众口烁金,积毁销骨,遂铸成此一冤案。后“经赦免死,坐除名”,已是大幸。但献伪书一案,不仅可疑,也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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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88 刘炫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志趣说“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厘改僻谬”。对传世的经典和前人注疏中的错误还要“厘改僻谬”,又焉能再伪造一部比“僻谬”更甚的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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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90 三代古易,源出一系,原本都是口耳相授的占筮之书,《连山》易仅为其中之一种,应是易学形成早期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形成文字之后,没有经过圣贤级的大学问家加以整理。所以《周易》出现之后,其被遗弃,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其作为一部历史资料,或者占筮的方术,为民间所保藏和传习,也是完全可能的。刘炫在“残缣折简,盈箱累筐”(173)的藏书之家发现并誊录其书,在更无他本,“莫与比较”的情况下,“疑以传疑”,未加整理,仍旧保持其“浅陋”的原貌,因此反被误认为“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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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92 (二)伪撰《古文孝经孔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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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94 有关刘炫的第二桩学术公案是伪撰《古文孝经孔传》。关于《古文孝经孔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是《孝经》的今古文之争;其次是《孔传》的真伪之辨,包括其何时出现和重新发现等问题。而本文所要辨析的,是《古文孝经孔传》在隋代重出,是否为刘炫所伪撰的问题。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桩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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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96 《孝经》是孔子门人记录、整理孔子对曾子讲述孝道言论的著作,其间又经过曾子学派不同传人的传习加工;秦火之后,又经今、古两种文字的传抄,於是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传本。据《汉书·艺文志》著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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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598 《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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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600 颜师古注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闺门章),凡二十二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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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602 《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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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604 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翼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杂传四篇;安昌侯说一篇。(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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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606 是知《孝经》自汉代起即分为:今文十八章本和古文二十二章本。之所以不惮其烦地照录《汉志》原文,是深恐学者以其简略而忽之。按照班固《汉志·六艺略》的体例,每一类藏书,都是先列其经文,而后再列其传、说、章句、解故、说义等书。《汉志》于“《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之后,复著录诸家《孝经》说。非为重出,实乃前者为“四家”经文之书,后者为诸家训说之书也。这也与汉魏以前古籍经传分别成书的事实相符合。而“《古文孝经孔氏》一篇”,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分明是说其为出自孔氏的“古文字”写本之经文。《汉志·尚书略后序》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安国献之”(175)。足资参互证明。而《汉志》于其后并无著录有关《古文孝经》的《传》或《说》,说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经书,没有《古文孝经》的《传》,或者其时孔安国尚未为《古文孝经》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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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608 《古文孝经孔传》是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由许慎之子许冲献出,始得行世。据许冲《上书进〈说文〉表》说:“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176)许冲自述其家学,当可据信。与《汉志》稍异者,《古文孝经》为西汉“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或刘向所见即此本,而安国献书时,并未献出《古文孝经》,至昭帝时,始由“三老所献”。卫宏属古文经学派,其“所校”者孔氏古文《经》,而所“口传”之“孔氏古文《说》”,亦即孔氏古文《传》也。再次证明《汉志》所录《孝经古孔氏》一篇,只是传自孔氏的古文经,尚非《古文孝经孔传》,《孔传》是由许慎或许冲“撰具”录上,并因而行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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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4610 至三国时期,《古文孝经孔传》的书名和作者才被正式确定下来。王肃在其《孔子家语解》载有孔安国孙孔衍《上成帝书》:“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会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177)说明了古文经传“各废不行于时”,是因为政治动荡造成的。王肃又在《家语解后叙》中说:“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撰众师之义,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178)正式指明《古文孝经传》为孔安国作。由于王肃是一位学术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孔子家语》被认为属于伪造,于是其有关《古文孝经孔传》的论断,自然也难于被取信。如清代学者盛大士就断定《孔传》“必是王肃妄作”,隋代的王劭和刘炫“或皆被欺于王肃”(179)。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认为“孔传则自汉以后,真本久亡。隋王逸(180)托言得之长安,复由王邵示刘炫,炫信为真,复率意删改,作《孝经述义》,分为二十二章”(181)。未及《孝经孔传》与王肃的关系,但言伪本出自隋代,而经刘炫“率意删改”。郑珍《辨日本国〈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虽然旨在辨证清初传自日本的太宰纯校刊本《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但在涉及刘炫时,仍然说:“不知孔氏原未为《孝经》作传。就令唐人所见《孔传》至今尚存,亦是刘炫伪撰,不足与汉儒注疏说并重。”(182)这些论断,虽然都出自享有重名的学者之手,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亦难免于臆说武断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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