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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无行”的罪名是：“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156)此事为正史定谳，千百年来，无人致疑。然细考其事颇为可疑，试辨析之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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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当牛弘征书之际，仓促之间，岂能便造伪书百余卷？制作各成体系的百卷古书，非比注疏典籍，纵使刘炫有过人的精力与才学，也绝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且其时刘炫正值“遍历三省”，公务繁忙之际，即使才学足以欺世，也没有伪造古书的时间与机会。这是此案在时间上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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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推究刘炫献伪书以求赏，是为生活穷困所迫。《北史·儒林传论》说：“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157)“困于贫贱”似乎成为“学多卑俗”或献伪书的原因。考刘炫初入朝时，“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亦无薪俸，而且县官仍然要“责其赋役”。但是在经过上书自陈之后，“在朝知名之士”的极力保荐，刘炫已被任命为“殿内将军”。而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的时间，大体与之相当。此时的刘炫已经解决了贫穷的问题，不可能再为此希功邀赏。若说为了炫耀自己学富五车，才倾八斗，何不著书自署其名，岂不更为荣耀？这是此案动机上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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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献史上，出现过不少伪书，有些虽然被近年出土的先秦文献证明不伪，但有些则属确定不移的铁案。如西汉张霸伪造一部《尚书》，名《百两篇》，献给成帝。比原初孔子编定的百篇《尚书》还多出两篇。诏令“以中书校之，非是”。其书只不过是“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158)而成。可说铁证如山，作伪的行为，当时就被揭穿，张霸论罪当死。据《论衡·佚文篇》所载：“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两尚书》传在民间。”(159)《论衡·正说篇》更为明确地说：“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160)其事备在载籍，熟读群书的刘炫焉得不知，如何肯不顾前车之鉴，身败名裂的危险，敢于以身试法？这是明知故犯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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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既不允许，又已解除因贫困而造伪的动机，正常人一般都不会犯的错误，以刘炫的聪明还不至于如此之愚蠢。此案既然存在如上三大疑点，那又如何能够定案？定案的理由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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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连山易》案与张霸《百两篇》伪书案既相类似，那么就可以比较一下，看两者各被认定作伪的理由是否可以成立。《百两篇》伪书案，《汉书》和《论衡》都说是以秘府所藏《尚书》与之校对，因而发现“非是”，“皆不相应”，於是可以论定其为伪造无疑。而刘炫《连山易》则不然，只是因为“有人讼之”而已，并未拿出原有的藏书加以校对，没有证据，如何便可判定真伪？看来，其所以如此定案，凭借只能是推测了。即古代虽有其书，但久已失传，现在忽然出现，就很有可能出于伪造。那么《连山易》究竟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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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易》古有其书，是没有问题的。《周礼·春官》即有：“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之语。郑元（玄）注：“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也。”贾公彦疏：“此《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161)然其书在官方秘府久已失传，西汉刘向校书时，即未曾见，所以《七录》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并无著录。“有人讼之”者，想必是以自汉以来，未见著录为据，遂断定其书为伪；并非也不可能拿出秘府藏书，与之核对，然后断定其为伪书也。《隋书经籍志》只著录有《归藏易》，而无《连山易》，可见秘府原无其书，而断定刘炫所献为伪书后，秘府自然也不可能再予收藏。因此，只以不见前代著录为据，断定刘炫所献必为伪书，理由是不充分的。学府失于收藏，不能证明民间没有收藏。不然历代为何在政局稳定之后，都还要向民间征集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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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和史籍，每当存亡续绝之际，主要还是仰仗民间的传习与收藏才得以保存流传的。比如刘炫和刘焯“就之读书，向经十载”的“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就“素多坟籍”。而炫亦自称“驰骛坟典”。此前的晋代学者范平亦以“研览《坟》《索》，遍该百氏”(162)而知名。所谓“坟籍”、“坟典”“坟索”，即是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属，并非仅仅形容版籍的珍稀古老，而是实有所指。如《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云：“所谓《三坟》《五典》。”(163)《尚书正义》孔安国《序》云：“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据后人考证，此一“言大道”的“三坟”书，其内容实即古之三易。是因为孔子在整理古籍时，“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者之不一”，乃“芟夷烦乱，翦截浮辞”，“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赞易道以黜八索。”(164)只保留《周易》，而将《连山》《归藏》删除。但是孔子不传其书，不等于所有学派都不传其书，只是由于流传甚稀，几度现而复隐，所以历代很多大学者也不知其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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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艺文志》已录有《连山》十卷；(165)《郡斋读书志》著录《三坟书》七卷，文曰：“张商英天觉得之于比阳（泌阳）民家，《坟》皆古文而《传》乃隶书。所谓‘三坟’者，山、气、形也。”并加按语曰：“《七略》不载《三坟》，《隋志》亦无之，世皆以为天觉伪撰。”(166)其中的“山坟”，即是“连山易”，与今传世本相符。(167)实际上，此书的再度面世，始于唐末“天复”年间青城山的隐者；北宋元丰七年，毛渐复得之于泌阳邮要亭，由此得以流传。(168)且其书唐时尚有十卷，而商英所得仅为七卷，说明在收藏流传的过程中又佚失了三卷，符合古书在民间受条件所限的流传规律。若为商英伪撰，何不凑足十卷，使符合历史记载也。所以张商英也不是撰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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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郑樵《通志略·艺文略》曰：“伏牺氏本山坟而作易，曰连山”，“虽不画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连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而统以山”，“皆八而八之，为六十四。其书汉魏不传，而元丰中始出于唐州比阳之民家。世疑伪书。然其文古、其辞质而野，其错综有经纬。恐非后人之能为也”。并说：“《归藏》至晋始出，《连山》至唐始出，然则三坟始出乎近代，亦不为异事也。”郑樵推测《连山》《归藏》之亡佚原因说：其书“言占筮事，其辞质，其义古，后学以其不文，则疑则弃之。往往《连山》之所以亡者，复过于此矣”。言占筮事而且文理不通，故为学者所疑所弃。如《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存目》就说：《古三坟》之易卦，“其名皆不可训诂”，“浅陋尤甚”。“伪书之拙，莫过於是。”(169)然而这也从反面证明，若果为后人伪造，何不制作得典雅通顺一点？所以郑樵反诘说“独不知后之人能为此文乎”(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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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考之隋唐前史，此书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寻，成书于隋代的《北堂书钞·艺文志》即引桓谭《新论》云：“厲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北宋的《太平御览·学部》引桓谭《新论》亦有“《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之语。可见东汉官藏实有此二书，后因战乱流落民间。马国翰在其《夏〈连山〉辑佚》序中说：“皇甫谧《帝王世纪》、郦道元《水经注》、李淳风《乙巳占》皆引《连山》。谧，晋人；道元，北魏人，皆在刘炫前，”(171)而淳风在其稍后。从晋魏至隋唐，虽然又经五胡之乱，南北分裂，其书流传愈稀，但不能说已经绝无踪迹。刘炫在藏书之家研读过此书是完全可能的，至牛弘征书，酬以重值，刘炫抄录甚或背诵录以献官，当亦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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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今传《连山易》的内容，即其文辞之质朴和卦序之经纬，诚如郑樵所论“非后人之能为”。我们知道，所有易卦卦序的组配与排列，都须受易理逻辑的支配，不同的易理逻辑便形成不同的卦序。《连山易》卦序的经纬组织，自然也不能超出其外。《连山》《归藏》两易的卦序相近，而与传世本《周易》不仅起始卦不同，整个排列系统也绝不相侔。也与汉代京房的八宫卦序不同。《周易》六十四卦卦序是按照非反既覆的错综法则排列；八宫卦序是按照爻卦世应进退的法则排列；而《连山易》的八组卦序，每一组都以一个八纯卦之经卦（即三画卦）为上卦，然后再分别以各八纯卦的经卦作为下卦而组成，形式上非常整齐。而且与前两种卦序一样，都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律。然而《连山》卦序却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相合。帛书《周易》的卦序，是自秦汉以来久已失传了的一种卦序排列方式，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学派对卦理的一种不同理解和诠释。不能说帛书易与连山易存在什么亲缘关系，但是可以说两者对卦理逻辑的理解，必有其相近之处或共同古老的渊源，都是战国以前的古易书，是不应该有问题的。可是，自汉以后，帛易的卦序系统深藏于地下，没有人知道其存在，所以隋代的刘炫也不可能按照其卦序，造出一部不同于《周易》系统的《连山》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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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伪书事件，还关系到一个人的人品问题。虽然据《北史·儒林传论》所说，是因为贫困造成一代儒士“儒罕通人，学多鄙俗”，但那仅是就整体状况而言。而观其文意，是把刘焯刘炫排除在外的。并且说刘炫“学实通儒”，“文雅过之”。不仅是对其学问也是对其人品的肯定。刘炫既是一位学问淹通、文雅过人的学者，岂不闻孔子“君子固穷”之义而持守之？虽不能说其人品上毫无缺陷，然观其人苦学成名，每以正论立朝，绝不至卑劣如此。惟一能够解释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恃才傲物，故所以为人所诬枉。如《刘焯传》所载：开皇“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172)。众口烁金，积毁销骨，遂铸成此一冤案。后“经赦免死，坐除名”，已是大幸。但献伪书一案，不仅可疑，也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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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志趣说“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厘改僻谬”。对传世的经典和前人注疏中的错误还要“厘改僻谬”，又焉能再伪造一部比“僻谬”更甚的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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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古易，源出一系，原本都是口耳相授的占筮之书，《连山》易仅为其中之一种，应是易学形成早期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形成文字之后，没有经过圣贤级的大学问家加以整理。所以《周易》出现之后，其被遗弃，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其作为一部历史资料，或者占筮的方术，为民间所保藏和传习，也是完全可能的。刘炫在“残缣折简，盈箱累筐”(173)的藏书之家发现并誊录其书，在更无他本，“莫与比较”的情况下，“疑以传疑”，未加整理，仍旧保持其“浅陋”的原貌，因此反被误认为“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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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伪撰《古文孝经孔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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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刘炫的第二桩学术公案是伪撰《古文孝经孔传》。关于《古文孝经孔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是《孝经》的今古文之争；其次是《孔传》的真伪之辨，包括其何时出现和重新发现等问题。而本文所要辨析的，是《古文孝经孔传》在隋代重出，是否为刘炫所伪撰的问题。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桩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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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是孔子门人记录、整理孔子对曾子讲述孝道言论的著作，其间又经过曾子学派不同传人的传习加工；秦火之后，又经今、古两种文字的传抄，於是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传本。据《汉书·艺文志》著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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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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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师古注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闺门章），凡二十二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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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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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翼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杂传四篇；安昌侯说一篇。(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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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孝经》自汉代起即分为：今文十八章本和古文二十二章本。之所以不惮其烦地照录《汉志》原文，是深恐学者以其简略而忽之。按照班固《汉志·六艺略》的体例，每一类藏书，都是先列其经文，而后再列其传、说、章句、解故、说义等书。《汉志》于“《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之后，复著录诸家《孝经》说。非为重出，实乃前者为“四家”经文之书，后者为诸家训说之书也。这也与汉魏以前古籍经传分别成书的事实相符合。而“《古文孝经孔氏》一篇”，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分明是说其为出自孔氏的“古文字”写本之经文。《汉志·尚书略后序》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安国献之”(175)。足资参互证明。而《汉志》于其后并无著录有关《古文孝经》的《传》或《说》，说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经书，没有《古文孝经》的《传》，或者其时孔安国尚未为《古文孝经》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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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孝经孔传》是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由许慎之子许冲献出，始得行世。据许冲《上书进〈说文〉表》说：“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176)许冲自述其家学，当可据信。与《汉志》稍异者，《古文孝经》为西汉“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或刘向所见即此本，而安国献书时，并未献出《古文孝经》，至昭帝时，始由“三老所献”。卫宏属古文经学派，其“所校”者孔氏古文《经》，而所“口传”之“孔氏古文《说》”，亦即孔氏古文《传》也。再次证明《汉志》所录《孝经古孔氏》一篇，只是传自孔氏的古文经，尚非《古文孝经孔传》，《孔传》是由许慎或许冲“撰具”录上，并因而行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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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国时期，《古文孝经孔传》的书名和作者才被正式确定下来。王肃在其《孔子家语解》载有孔安国孙孔衍《上成帝书》：“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会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177)说明了古文经传“各废不行于时”，是因为政治动荡造成的。王肃又在《家语解后叙》中说：“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撰众师之义，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178)正式指明《古文孝经传》为孔安国作。由于王肃是一位学术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孔子家语》被认为属于伪造，于是其有关《古文孝经孔传》的论断，自然也难于被取信。如清代学者盛大士就断定《孔传》“必是王肃妄作”，隋代的王劭和刘炫“或皆被欺于王肃”(179)。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认为“孔传则自汉以后，真本久亡。隋王逸(180)托言得之长安，复由王邵示刘炫，炫信为真，复率意删改，作《孝经述义》，分为二十二章”(181)。未及《孝经孔传》与王肃的关系，但言伪本出自隋代，而经刘炫“率意删改”。郑珍《辨日本国〈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虽然旨在辨证清初传自日本的太宰纯校刊本《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但在涉及刘炫时，仍然说：“不知孔氏原未为《孝经》作传。就令唐人所见《孔传》至今尚存，亦是刘炫伪撰，不足与汉儒注疏说并重。”(182)这些论断，虽然都出自享有重名的学者之手，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亦难免于臆说武断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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