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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孝经孔传》在梁代曾与《孝经郑氏注》同列于国学，值梁末丧乱而亡佚。至隋代又由王劭于偶然发现于长安，送与刘炫命其考论，才有刘炫于讲论之余所著《古文孝经述义》五卷一书。(186)因为“秘府又先无其书”，於是“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自从隋代儒者致疑之后，《古文孝经孔传》为刘炫伪造之说，便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桩疑案。几成定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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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定此说，自唐迄清，为《古文孝经》和《孔传》辩护者，代不乏人。唐代玄宗朝诏群儒质定《孝经》，就曾又一次掀起《孝经》今、古文以及郑注与孔传优劣的论战。左庶子刘知几在上玄宗《〈孝经注〉议》中，为古文《孝经孔传》作辩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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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其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复流行。至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陈人处置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更此书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劭以为此书经文尽在，正义甚美，而历代未尝置于学官，良可惜也。然则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音发问，校其短长，愚谓行孔废郑，于义为允。(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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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未将经传细分，说得比较笼统。但于《孔传》在隋代重新发现的过程，则叙述详明。肯定刘炫是受命“校定”，绝非伪撰；而刘炫对《孔传》的稽疑，则不为他所认可。认为《孔传》“正义甚美”，批评刘炫在无兼本依凭情况下，“辄以所见，率意刊改”。想来刘知几是看过刘炫有关著作的。刘知几还列举出“十二验”，亦即十二条证据，论证今文《孝经郑氏注》非郑玄所作，因而提出“行孔废郑，于义为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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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祭酒司马贞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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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时，尚有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非宣尼之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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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罗列《孔传》“文句凡鄙，不合经典”的若干例证，断定其为“近儒诡说”，“妄作此传”，因之不可扬孔抑郑，要求“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司马贞虽然没有明指即是刘炫伪撰，但仍然扣上“刘炫诡随，妄称其善”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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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最后由玄宗裁决，玄宗“诏曰：间者诸儒所传，颇乖通议。敦孔学者，冀郑门之息灭；尚今文者，指古传为诬伪。岂朝廷并列书府。以广儒术之心乎”。最后裁定：《郑注》“可令仍旧行用”，《孔传》“传习者稀。宜存继绝之典”。于是郑注与孔传得以并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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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唐末五代之乱，《孝经》的这两个注本，又都亡于战火之中。《郑注》虽然曾两度从国外传回，但《孔传》从此失传。所幸继清代从日本传回太宰纯刊本《古文孝经孔传》之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日本又发现了刘炫《孝经述议》的残卷，林秀一博士复据各种古抄本将其补全。胡平生《孝经译注·附录》收有刘炫的《孝经述议序》一篇，是国内从未刊布过的珍贵资料。胡平生是研究《孝经》致力最勤的学者之一，他根据这些珍贵资料，对《古文孝经孔传》非刘炫伪造，做出无可辩驳的论证。兹约取其文，列之如下，以为此一公案的结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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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在《孝经述议序》中，将《孔传》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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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之十有四载，(188)著作郎王邵（劭）始得其书，远遣垂示，似火自上，如石投水，散帙披文，惊心动魄，遂与焯（刘焯）考正讹谬，敷训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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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孝经述议》卷一篇末“孔氏传”下有刘炫“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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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孝经》）皆及魏、蜀，似无见者。吴郁林太守陆绩作《周易述》引《孝经》曰：“闺门之内具礼矣乎！”则陆绩作《周易述》尝见之矣。江左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泰元元年，再聚朝臣讲《孝经》之义，有荀茂祖者，撰集其说，载安国（序）于其篇首，篇内引孔传者凡五十余处，悉与今传符同。是荀昶得孔本矣。及梁至萧衍作《孝经讲义》，每引古文。“非先王之法服”，云古文作“圣王”；“此庶人之孝”；云古文亦作口口；“事其先君”，云古文作“圣先公”；“虽得之，君子不贵也”，云古文作“虽得，君子不道也”。此数老（按“老”字疑是“者”之误）所云古文，皆与今经不同，则梁王所见别有伪文，非真古文也。后魏以来，无闻见者。开皇十四年，书学博土王孝逸（于）京市买得，以示著作郎王邵（劭）；邵（劭）遣送见示，幸而不灭，得至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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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孔传》于汉后流传情况，与刘知几《奏议》为《古文孝经孔传》辩护时所云若合符契，而且更为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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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在《述议》中对孔传的文字、义疏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如《五刑章》“此大乱之道”一句的孔传有“能从法者臣民”云云，《述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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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法者臣民”，谓民之善者能顺从上法也。准上句言明君忠臣，则此当说良善之意，“臣”字似误，但不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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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传》之误，只是质疑，并未擅自改动。而仅在其误之后，加上自己的评议，如“传非经意”，“其言非经旨”等等，多达二十余例。甚至于《孝经》成书因由，也胪列了十条理由，反对孔传的说法。假如是刘炫伪造孔传，何必如此自找麻颊，自己批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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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在《述议》中对孔传用典每每指明出处，但有些典故不知出于何处，刘炫则如实表明。如《三才章》“是以其教弗肃而成”《孔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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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而呼，音达五十里，因高之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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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议》说：“登山而呼，音达五十里”，盖有成文，不知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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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孔传》是刘炫伪作，怎么可能自己为难自己，弄到不知典之所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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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所谓的刘炫伪造《古文孝经孔传》，纯属不实之辞，应当予以推倒。(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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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炫的学风与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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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与刘焯的经术渊源，皆本于北学。后得南朝费甝《古文尚书孔传义疏》等书，崇信传习之，其学遂亦兼通南学。《隋书儒林传序》说：“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190)皮锡瑞则在《经学历史》中评论说：“隋之二刘，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诗》、《书》皆本二刘；而孔颖达《书疏》序云：‘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义既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据孔氏说，是二刘以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之体，蹈华腴害骨之讥；盖为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也。”(191)《隋书·隐逸传》记其一时风尚曰：“崔赜与洛阳元善、河东柳抃、太原王劭、吴兴姚察、琅邪诸葛颍、信都刘焯、河间刘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谈竟日。”(192)几乎与南朝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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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当时的南方学风颇受玄学的影响，而玄学是以发挥义理与简约见长的。二刘受其习染，自然会影响其学术风格，并表现于经解之中，而不能为笃守汉学经学家所接受。但是就时代上划分，隋唐经学的系统，仍然属于汉学的范围，刘炫与刘焯自然也不除外。从孔颖达《五经正义》吸取二刘经说，又加以批评删削来看，就是对二刘学术倾向的一种纠正，也是向汉学的一种复归，遂使唐代的经学仍然笼罩在汉学的风气之下。只是到宋代理学产生，才展现出注重以义理说经的特色，学风亦为之丕变。经学至此遂有汉、宋之争。汉学家认为解经应恪守完全忠实本文的原则，不该有解经者的主意与成见，一有自己的主见即是超出了解经的范围；而宋学家解经时往往会加上自己的见解，当然也并非没有根据的“臆说”，总之要发挥经旨涵义，使无余蕴，方能便于理解乃至践行。而二刘的经学，已有这方面的倾向，无妨视为宋学的先驱，而成为汉宋间学术之一过渡形态。兹拈汉、宋学家对《论语》“颜渊问仁”章的不同解释以说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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