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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郑樵《通志略·艺文略》曰：“伏牺氏本山坟而作易，曰连山”，“虽不画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连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而统以山”，“皆八而八之，为六十四。其书汉魏不传，而元丰中始出于唐州比阳之民家。世疑伪书。然其文古、其辞质而野，其错综有经纬。恐非后人之能为也”。并说：“《归藏》至晋始出，《连山》至唐始出，然则三坟始出乎近代，亦不为异事也。”郑樵推测《连山》《归藏》之亡佚原因说：其书“言占筮事，其辞质，其义古，后学以其不文，则疑则弃之。往往《连山》之所以亡者，复过于此矣”。言占筮事而且文理不通，故为学者所疑所弃。如《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存目》就说：《古三坟》之易卦，“其名皆不可训诂”，“浅陋尤甚”。“伪书之拙，莫过於是。”(169)然而这也从反面证明，若果为后人伪造，何不制作得典雅通顺一点？所以郑樵反诘说“独不知后之人能为此文乎”(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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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考之隋唐前史，此书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寻，成书于隋代的《北堂书钞·艺文志》即引桓谭《新论》云：“厲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北宋的《太平御览·学部》引桓谭《新论》亦有“《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之语。可见东汉官藏实有此二书，后因战乱流落民间。马国翰在其《夏〈连山〉辑佚》序中说：“皇甫谧《帝王世纪》、郦道元《水经注》、李淳风《乙巳占》皆引《连山》。谧，晋人；道元，北魏人，皆在刘炫前，”(171)而淳风在其稍后。从晋魏至隋唐，虽然又经五胡之乱，南北分裂，其书流传愈稀，但不能说已经绝无踪迹。刘炫在藏书之家研读过此书是完全可能的，至牛弘征书，酬以重值，刘炫抄录甚或背诵录以献官，当亦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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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今传《连山易》的内容，即其文辞之质朴和卦序之经纬，诚如郑樵所论“非后人之能为”。我们知道，所有易卦卦序的组配与排列，都须受易理逻辑的支配，不同的易理逻辑便形成不同的卦序。《连山易》卦序的经纬组织，自然也不能超出其外。《连山》《归藏》两易的卦序相近，而与传世本《周易》不仅起始卦不同，整个排列系统也绝不相侔。也与汉代京房的八宫卦序不同。《周易》六十四卦卦序是按照非反既覆的错综法则排列；八宫卦序是按照爻卦世应进退的法则排列；而《连山易》的八组卦序，每一组都以一个八纯卦之经卦（即三画卦）为上卦，然后再分别以各八纯卦的经卦作为下卦而组成，形式上非常整齐。而且与前两种卦序一样，都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律。然而《连山》卦序却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相合。帛书《周易》的卦序，是自秦汉以来久已失传了的一种卦序排列方式，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学派对卦理的一种不同理解和诠释。不能说帛书易与连山易存在什么亲缘关系，但是可以说两者对卦理逻辑的理解，必有其相近之处或共同古老的渊源，都是战国以前的古易书，是不应该有问题的。可是，自汉以后，帛易的卦序系统深藏于地下，没有人知道其存在，所以隋代的刘炫也不可能按照其卦序，造出一部不同于《周易》系统的《连山》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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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伪书事件，还关系到一个人的人品问题。虽然据《北史·儒林传论》所说，是因为贫困造成一代儒士“儒罕通人，学多鄙俗”，但那仅是就整体状况而言。而观其文意，是把刘焯刘炫排除在外的。并且说刘炫“学实通儒”，“文雅过之”。不仅是对其学问也是对其人品的肯定。刘炫既是一位学问淹通、文雅过人的学者，岂不闻孔子“君子固穷”之义而持守之？虽不能说其人品上毫无缺陷，然观其人苦学成名，每以正论立朝，绝不至卑劣如此。惟一能够解释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恃才傲物，故所以为人所诬枉。如《刘焯传》所载：开皇“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172)。众口烁金，积毁销骨，遂铸成此一冤案。后“经赦免死，坐除名”，已是大幸。但献伪书一案，不仅可疑，也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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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志趣说“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厘改僻谬”。对传世的经典和前人注疏中的错误还要“厘改僻谬”，又焉能再伪造一部比“僻谬”更甚的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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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古易，源出一系，原本都是口耳相授的占筮之书，《连山》易仅为其中之一种，应是易学形成早期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形成文字之后，没有经过圣贤级的大学问家加以整理。所以《周易》出现之后，其被遗弃，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其作为一部历史资料，或者占筮的方术，为民间所保藏和传习，也是完全可能的。刘炫在“残缣折简，盈箱累筐”(173)的藏书之家发现并誊录其书，在更无他本，“莫与比较”的情况下，“疑以传疑”，未加整理，仍旧保持其“浅陋”的原貌，因此反被误认为“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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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伪撰《古文孝经孔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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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刘炫的第二桩学术公案是伪撰《古文孝经孔传》。关于《古文孝经孔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是《孝经》的今古文之争；其次是《孔传》的真伪之辨，包括其何时出现和重新发现等问题。而本文所要辨析的，是《古文孝经孔传》在隋代重出，是否为刘炫所伪撰的问题。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桩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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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是孔子门人记录、整理孔子对曾子讲述孝道言论的著作，其间又经过曾子学派不同传人的传习加工；秦火之后，又经今、古两种文字的传抄，於是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传本。据《汉书·艺文志》著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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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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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师古注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闺门章），凡二十二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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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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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翼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杂传四篇；安昌侯说一篇。(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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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孝经》自汉代起即分为：今文十八章本和古文二十二章本。之所以不惮其烦地照录《汉志》原文，是深恐学者以其简略而忽之。按照班固《汉志·六艺略》的体例，每一类藏书，都是先列其经文，而后再列其传、说、章句、解故、说义等书。《汉志》于“《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之后，复著录诸家《孝经》说。非为重出，实乃前者为“四家”经文之书，后者为诸家训说之书也。这也与汉魏以前古籍经传分别成书的事实相符合。而“《古文孝经孔氏》一篇”，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分明是说其为出自孔氏的“古文字”写本之经文。《汉志·尚书略后序》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安国献之”(175)。足资参互证明。而《汉志》于其后并无著录有关《古文孝经》的《传》或《说》，说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经书，没有《古文孝经》的《传》，或者其时孔安国尚未为《古文孝经》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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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孝经孔传》是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由许慎之子许冲献出，始得行世。据许冲《上书进〈说文〉表》说：“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176)许冲自述其家学，当可据信。与《汉志》稍异者，《古文孝经》为西汉“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或刘向所见即此本，而安国献书时，并未献出《古文孝经》，至昭帝时，始由“三老所献”。卫宏属古文经学派，其“所校”者孔氏古文《经》，而所“口传”之“孔氏古文《说》”，亦即孔氏古文《传》也。再次证明《汉志》所录《孝经古孔氏》一篇，只是传自孔氏的古文经，尚非《古文孝经孔传》，《孔传》是由许慎或许冲“撰具”录上，并因而行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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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国时期，《古文孝经孔传》的书名和作者才被正式确定下来。王肃在其《孔子家语解》载有孔安国孙孔衍《上成帝书》：“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会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177)说明了古文经传“各废不行于时”，是因为政治动荡造成的。王肃又在《家语解后叙》中说：“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撰众师之义，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178)正式指明《古文孝经传》为孔安国作。由于王肃是一位学术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孔子家语》被认为属于伪造，于是其有关《古文孝经孔传》的论断，自然也难于被取信。如清代学者盛大士就断定《孔传》“必是王肃妄作”，隋代的王劭和刘炫“或皆被欺于王肃”(179)。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认为“孔传则自汉以后，真本久亡。隋王逸(180)托言得之长安，复由王邵示刘炫，炫信为真，复率意删改，作《孝经述义》，分为二十二章”(181)。未及《孝经孔传》与王肃的关系，但言伪本出自隋代，而经刘炫“率意删改”。郑珍《辨日本国〈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虽然旨在辨证清初传自日本的太宰纯校刊本《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但在涉及刘炫时，仍然说：“不知孔氏原未为《孝经》作传。就令唐人所见《孔传》至今尚存，亦是刘炫伪撰，不足与汉儒注疏说并重。”(182)这些论断，虽然都出自享有重名的学者之手，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亦难免于臆说武断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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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代学者的考证，《古文孝经·孔传》之作，应该肇始于孔安国，经其后人陆续讲论完成。传为孔安国所作《古文孝经训传序》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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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三老孔子惠抱诣京师献之天子。天子使金马门待诏学士与博士群儒从隶字写之，还子惠一通，以一通赐所幸侍中霍光，光甚好之，言为口实。时王公贵人咸神秘焉，比于禁方，天下竞欲求学，莫能得者。每使者至鲁，辄以人事请索。或好事者幕以钱帛，用相问遗，鲁吏有至帝都者无不赍持以为行路之资。故《古文孝经》初出于孔氏，而今文十八章，诸儒各任意巧说，分为数家之谊(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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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所述献书经过，下及昭帝、宣帝时事，按其情形当系实录，然与安国时代不符，应该是出自孔衍之手。书序当时或未署名、或仅属“孔氏”，后学不察孔氏伊谁，误冠安国之名。岂能以此遽断序文乃至全书为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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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证明和学者的论证，(184)蒙于这批古文经传之上的疑雾才被廓清。《孔子家语》应该属于先秦古籍，后经“孔氏家学”系统的传承与整理，由孔猛传出，王肃只是为其作了注解与推介，并非伪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其中有关《孝经孔传》的引述也是不能予以轻易否定的。李学勤先生于《日本胆泽城遗址出土〈古文孝经〉论介》一文中认为：“《孝经》文中多称引《诗》、《书》，体例与《礼记》所收《中庸》、《大学》相似，确为曾子一系儒家作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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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初魏征撰《隋书·经籍志》，详细叙述了《孝经》今、古文学传承存续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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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河间人颜芝之子颜贞献之，凡十八章，长孙氏、江翁、后仓、翼奉、张禹等皆名其学。刘向典校经籍，定为十八章，是为今文，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或云郑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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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今按：此句有舛讹，疑“长孙”两字为“长出”之误。长孙本传今文孝经，而古文方有《闺门》一章。或应为“较长孙多出《闺门》一章”，于义方通。）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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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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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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