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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师古注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闺门章），凡二十二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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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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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翼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杂传四篇；安昌侯说一篇。(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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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孝经》自汉代起即分为：今文十八章本和古文二十二章本。之所以不惮其烦地照录《汉志》原文，是深恐学者以其简略而忽之。按照班固《汉志·六艺略》的体例，每一类藏书，都是先列其经文，而后再列其传、说、章句、解故、说义等书。《汉志》于“《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之后，复著录诸家《孝经》说。非为重出，实乃前者为“四家”经文之书，后者为诸家训说之书也。这也与汉魏以前古籍经传分别成书的事实相符合。而“《古文孝经孔氏》一篇”，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分明是说其为出自孔氏的“古文字”写本之经文。《汉志·尚书略后序》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安国献之”(175)。足资参互证明。而《汉志》于其后并无著录有关《古文孝经》的《传》或《说》，说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经书，没有《古文孝经》的《传》，或者其时孔安国尚未为《古文孝经》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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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孝经孔传》是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由许慎之子许冲献出，始得行世。据许冲《上书进〈说文〉表》说：“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176)许冲自述其家学，当可据信。与《汉志》稍异者，《古文孝经》为西汉“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或刘向所见即此本，而安国献书时，并未献出《古文孝经》，至昭帝时，始由“三老所献”。卫宏属古文经学派，其“所校”者孔氏古文《经》，而所“口传”之“孔氏古文《说》”，亦即孔氏古文《传》也。再次证明《汉志》所录《孝经古孔氏》一篇，只是传自孔氏的古文经，尚非《古文孝经孔传》，《孔传》是由许慎或许冲“撰具”录上，并因而行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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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国时期，《古文孝经孔传》的书名和作者才被正式确定下来。王肃在其《孔子家语解》载有孔安国孙孔衍《上成帝书》：“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会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177)说明了古文经传“各废不行于时”，是因为政治动荡造成的。王肃又在《家语解后叙》中说：“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撰众师之义，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178)正式指明《古文孝经传》为孔安国作。由于王肃是一位学术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孔子家语》被认为属于伪造，于是其有关《古文孝经孔传》的论断，自然也难于被取信。如清代学者盛大士就断定《孔传》“必是王肃妄作”，隋代的王劭和刘炫“或皆被欺于王肃”(179)。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认为“孔传则自汉以后，真本久亡。隋王逸(180)托言得之长安，复由王邵示刘炫，炫信为真，复率意删改，作《孝经述义》，分为二十二章”(181)。未及《孝经孔传》与王肃的关系，但言伪本出自隋代，而经刘炫“率意删改”。郑珍《辨日本国〈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虽然旨在辨证清初传自日本的太宰纯校刊本《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但在涉及刘炫时，仍然说：“不知孔氏原未为《孝经》作传。就令唐人所见《孔传》至今尚存，亦是刘炫伪撰，不足与汉儒注疏说并重。”(182)这些论断，虽然都出自享有重名的学者之手，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亦难免于臆说武断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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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代学者的考证，《古文孝经·孔传》之作，应该肇始于孔安国，经其后人陆续讲论完成。传为孔安国所作《古文孝经训传序》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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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三老孔子惠抱诣京师献之天子。天子使金马门待诏学士与博士群儒从隶字写之，还子惠一通，以一通赐所幸侍中霍光，光甚好之，言为口实。时王公贵人咸神秘焉，比于禁方，天下竞欲求学，莫能得者。每使者至鲁，辄以人事请索。或好事者幕以钱帛，用相问遗，鲁吏有至帝都者无不赍持以为行路之资。故《古文孝经》初出于孔氏，而今文十八章，诸儒各任意巧说，分为数家之谊(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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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所述献书经过，下及昭帝、宣帝时事，按其情形当系实录，然与安国时代不符，应该是出自孔衍之手。书序当时或未署名、或仅属“孔氏”，后学不察孔氏伊谁，误冠安国之名。岂能以此遽断序文乃至全书为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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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证明和学者的论证，(184)蒙于这批古文经传之上的疑雾才被廓清。《孔子家语》应该属于先秦古籍，后经“孔氏家学”系统的传承与整理，由孔猛传出，王肃只是为其作了注解与推介，并非伪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其中有关《孝经孔传》的引述也是不能予以轻易否定的。李学勤先生于《日本胆泽城遗址出土〈古文孝经〉论介》一文中认为：“《孝经》文中多称引《诗》、《书》，体例与《礼记》所收《中庸》、《大学》相似，确为曾子一系儒家作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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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初魏征撰《隋书·经籍志》，详细叙述了《孝经》今、古文学传承存续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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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河间人颜芝之子颜贞献之，凡十八章，长孙氏、江翁、后仓、翼奉、张禹等皆名其学。刘向典校经籍，定为十八章，是为今文，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或云郑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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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今按：此句有舛讹，疑“长孙”两字为“长出”之误。长孙本传今文孝经，而古文方有《闺门》一章。或应为“较长孙多出《闺门》一章”，于义方通。）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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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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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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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孝经孔传》在梁代曾与《孝经郑氏注》同列于国学，值梁末丧乱而亡佚。至隋代又由王劭于偶然发现于长安，送与刘炫命其考论，才有刘炫于讲论之余所著《古文孝经述义》五卷一书。(186)因为“秘府又先无其书”，於是“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自从隋代儒者致疑之后，《古文孝经孔传》为刘炫伪造之说，便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桩疑案。几成定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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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定此说，自唐迄清，为《古文孝经》和《孔传》辩护者，代不乏人。唐代玄宗朝诏群儒质定《孝经》，就曾又一次掀起《孝经》今、古文以及郑注与孔传优劣的论战。左庶子刘知几在上玄宗《〈孝经注〉议》中，为古文《孝经孔传》作辩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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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其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复流行。至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陈人处置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更此书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劭以为此书经文尽在，正义甚美，而历代未尝置于学官，良可惜也。然则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音发问，校其短长，愚谓行孔废郑，于义为允。(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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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未将经传细分，说得比较笼统。但于《孔传》在隋代重新发现的过程，则叙述详明。肯定刘炫是受命“校定”，绝非伪撰；而刘炫对《孔传》的稽疑，则不为他所认可。认为《孔传》“正义甚美”，批评刘炫在无兼本依凭情况下，“辄以所见，率意刊改”。想来刘知几是看过刘炫有关著作的。刘知几还列举出“十二验”，亦即十二条证据，论证今文《孝经郑氏注》非郑玄所作，因而提出“行孔废郑，于义为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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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祭酒司马贞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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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时，尚有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非宣尼之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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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罗列《孔传》“文句凡鄙，不合经典”的若干例证，断定其为“近儒诡说”，“妄作此传”，因之不可扬孔抑郑，要求“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司马贞虽然没有明指即是刘炫伪撰，但仍然扣上“刘炫诡随，妄称其善”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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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最后由玄宗裁决，玄宗“诏曰：间者诸儒所传，颇乖通议。敦孔学者，冀郑门之息灭；尚今文者，指古传为诬伪。岂朝廷并列书府。以广儒术之心乎”。最后裁定：《郑注》“可令仍旧行用”，《孔传》“传习者稀。宜存继绝之典”。于是郑注与孔传得以并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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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唐末五代之乱，《孝经》的这两个注本，又都亡于战火之中。《郑注》虽然曾两度从国外传回，但《孔传》从此失传。所幸继清代从日本传回太宰纯刊本《古文孝经孔传》之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日本又发现了刘炫《孝经述议》的残卷，林秀一博士复据各种古抄本将其补全。胡平生《孝经译注·附录》收有刘炫的《孝经述议序》一篇，是国内从未刊布过的珍贵资料。胡平生是研究《孝经》致力最勤的学者之一，他根据这些珍贵资料，对《古文孝经孔传》非刘炫伪造，做出无可辩驳的论证。兹约取其文，列之如下，以为此一公案的结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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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在《孝经述议序》中，将《孔传》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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