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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炫的《孝经》观，他认为《孝经》是一篇言高趣远，“举治乱之大纲，辨天人之弘致”，“阐扬性命之谈”的著作。尤其是说《孝经》为“阐扬性命之谈”。这是前所未有的认识；刘炫的这一观点可能得自“理有溢於经外，言或出於意表”的《孔传》。他说《孔传》“上演冲趣，下寤庸神”(200)。即是说《孔传》能够演绎《孝经》的深刻旨趣，并从而领悟到《孝经》意旨的关键所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今文经学一向谨守儒家师法，不敢越雷池一步，郑玄虽然打破今古文界限，偶引谶纬以注经，已为当时所诟病。而《孔传》竟然完全打破学派的樊篱，不仅“参订时验”，“德刑并举”，而且对“管、晏雄霸之略，荀、孟儒雅之风；孙、吴权谲之方，申、韩督责之术”，莫不撤除畛域，兼容并取，只要其能“萌动经意，源发圣心；莫不修其根本，导其流末”。这不仅牵涉到广征博引诸子百家以论证孝道的问题，还牵涉到儒家如何融铸百家，以发展儒学儒术的原则与方法问题。只要百家之说，有能启发对儒家经典涵义的理解与阐扬、出发点与圣人仁爱之心不相违背的论述，“莫不修其根本，导其流末”，也就是对其进行修正、改造、规范、移植，使之归本续源，融入正脉主流，成为儒学道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孝经孔传》为什么“其辞宏赡，理致渊弘，言出系表，义流旨外者，总逸定於中逵，控奔流於巨壑。或当驰骋踰垺，涛波溢坎”。而“亦无骈拇、枝指、附赘、悬疣之累在其间”的原因。刘炫对《孔传》的这一评价，是经过与先儒诸家经疏进行比较以后得出的结论。他接着在《孝经述议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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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以幼少，佩服此经，凡是先儒，备经讨阅，未有殊尤绝垣，状华出群，可以皷玄泽於上庠，腾芳风於来裔者也。悉皆辞鄙理僻，说迂义诞，格言沦於腐儒，妙旨翳於庸讷。或乃方於小学，废其师受；论道不以充经，选士不以应课。弃诸草野，风之传记；顾彼未议，实怀深愤。而天未丧斯，秘宝重出；大典昭晰，精义著明。斯乃冥灵应感之符，圣道缉熙之运；仰饮惠泽，退惟私幸。既逢此世，复觐斯文；羡彼康衢，忘兹驽蹇。思得撤云雾以廓昭临，凿龙门以泻填阙。故拾其滞遗，补其弊漏；傅其羽翼，除其疥癣。续日月之末光，裨河海之余润。冀乎贻训後昆，增晖前绪；何事强诡俗儒，妄假先达。且君子所贵乎道者，贵其理义可尚，非贵姓名而已！以此孔传，校彼诸家；味其深浅，详其得失。三光九泉，未足喻其高下，嵩岳培塿，无以方其小大。侧视厚薄，不觉其倍；更问真伪，欲何所明？嗟乎！伯牙绝弦於锺期，卞和泣血於荆璞，良有以也。(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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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直地表述了对汉魏以来南北诸家注疏的不满，批评这些注疏“悉皆辞鄙理僻，说迂义诞，格言沦於腐儒，妙旨翳於庸讷。或乃方於小学，废其师受；论道不以充经，选士不以应课。弃诸草野，风之传记；顾彼未议，实怀深愤”。因而庆幸《孔传》的复出，遂使“大典昭晰，精义著明”。而自己对《孔传》所作的校理和义疏，则致力于“拾其滞遗，补其弊漏；傅其羽翼，除其疥癣。续日月之末光，裨河海之余润。冀乎贻训後昆，增晖前绪”。而且特别指出“君子所贵乎道者，贵其理义可尚，非贵姓名而已”！点明《孝经述议》是沿袭《孔传》之前绪，不限于名物典章的训释，而侧重在义理的阐发。刘炫主张对经典进行“言出系表，义流旨外”，“驰骋踰垺，涛波溢坎”的诠释，已经完全看不到“汉学”的影响，而与“宋学”风格十分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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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的治学风格偏重于阐扬义理，甚至颇具文人的飘逸之风，但其治学态度仍然是严谨的，治经则曰“考正讹谬”(202)，治历则曰“君子慎疑”(203)，今考其经说鳞爪，失误或所难免，但无“假托圣言，以伸其说”(204)之类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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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著作有《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毛诗谱》二卷。书虽已失传，但其精义，已被吸纳至《五经正义》之中。孔颖达《毛诗正义序》谓：“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所无双，其于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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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述议》二十卷，其精义亦保存于《五经正义》之中。孔颖达认为前人疏解《尚书》诸书，“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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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攻昧》十二卷，《春秋规过》三卷，《春秋述议》三十七卷。《规过》一书，并非专为攻击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错误而作，乃是“先申杜而后加规”(207)。其义疏散见于孔颖达《春秋正义》疏解之中。然按“孔疏之例，务主一家，故凡炫所规皆遭排斥，一字一句，无不刘曲而杜直，未协至公”。清学大师顾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在《左传杜解补正》一书中，对刘炫的观点多所肯定，“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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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论语述议》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孝经述议》今幸有日本复原之古抄本，真可谓沧海遗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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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于群经皆撰有义疏，经学而外，刘炫还精通天文、律历、地理、律令、算术诸学。论天学的片段，今尚保留于《新唐书·律历志》中。《隋书经籍志》著录其《算术》一卷。并所著文集各类著作十余部上百卷之多。当时并行于世，后均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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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魏太和中，创立小学于宫城西墙的四门，谓之四门学。教授下级官员与平民家子弟，内容与太学国子相同，自后相沿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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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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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隋书·儒林传》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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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隋书·柳机传》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77，1278页。引文均为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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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隋书·高祖纪上》卷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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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隋书·高祖纪下》卷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3，4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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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隋书·炀帝纪上》卷三，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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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隋书·炀帝纪下》卷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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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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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隋书·文学传论》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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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隋书·牛弘传》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97，1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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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隋书·高祖下》卷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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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隋书·李谔传》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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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隋书·礼仪志一》卷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6页，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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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隋书·牛弘传》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00，1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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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隋书·刑法志》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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