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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训胜也，己谓身也。有嗜欲，当以礼义齐之。嗜欲与礼义交战，使礼义胜其嗜欲，身得归复于礼，如是乃为仁也。(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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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本文，在说到楚灵王“不能自克，以及于难”之前，已先言及楚灵王生活之崇尚浮华（“皮冠”、“羽衣”、“翠被”、“豹舄”），及其政治之勃勃野心（求鼎于周，索田于郑，欲诸侯畏之）。从楚灵王这些作为来看，是一个怀有过度欲望的诸侯。他后来之“及于难”，与此有绝大关系，倘其于此前能够按照礼义约束自己，或以礼义战胜自己的贪欲，或能幸免于难。因此，刘炫的训解，不但有其典据，而且符合孔子的原意，切合灵王的实际。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尔雅·释诂》曰：“‘克，胜也’。又，‘胜，克也’。转相训。此训约者，引申之义。”(197)而又引《法言》谓“胜己之私之谓克”曰：“此又一义。”但他还是认为邢昺援引刘炫解《左传》语以释《论语》和朱子“直训‘己’为‘私’，并失之矣”。其实，《左传》与《论语》文本无殊；而朱子亦未直训“己”为“私”，而是“己，谓身之私欲也”。无论训“克”为“约”为“胜”，所约束，所战胜的，都是己身的这个私欲。虽有已然未然之分，而并无实质差别。原因只在于“嗜欲”或“私欲”为《论语》所未曾言。在汉学家看来，凡是超出本文语境的解释都是不合法的，故而极力抨击之。(198)由此亦可见刘炫之善于发挥圣贤之意，与理学家擅长发挥经典之义理正同。谓之导夫先路，为理学之前驱，不亦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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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这种学术倾向也表现于其《孝经述议序》中，当学者以孔注《尚书》与《孝经》相比较，认为“孔注《尚书》，文辞至简，及其传此，繁夥已极。理有溢於经外，言或出於意表。比诸《尚书》，殊非其类”。因而致疑时，刘炫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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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言高趣远，文丽旨深，举治乱之大纲，辨天人之弘致。大则法天因地，祀帝享祖，道洽万国之心，泽周四海之内。乃使天地昭察，鬼神效灵；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明王以之治定，圣德之所不加。小则就利因时，谨身节用，施政闺门之内，流恩徒役之下。乃使室家理治，长幼顺序；居上不骄，为下不乱，臣子尽其忠敬，仆妾竭其欢心。其所施者，牢笼宇宙之器也；其所述者，阐扬性命之谈也。辞则阃阈易路，而闺阁尤深，义则阶戺可登，而户牖方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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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者将上演冲趣，下寤庸神；昞曒光於戴盆，飞泥蟠於天路。不得不博文以谈之，缓旨以喻之。孔氏参订时验，割析毫厘；文武交畅，德刑备举。乃至管、晏雄霸之略，荀、孟儒雅之风；孙、吴权谲之方，申、韩督责之术。苟其萌动经意，源发圣心；莫不修其根本，导其流末。探赜索隐，钻幽洞微，穷道化之玄宗，尽注述之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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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提纲举目，简言达旨，理寡义贫，辞多语纷，则将覆瓿之不暇，何弘道之可希！孔子之赞《易》也，文言多而彖象少，丘明之为《传》也，襄、昭烦而庄、闵略。圣贤有作，辞无定准，《书》、《孝》之异，复何所嫌？其辞宏赡，理致渊弘，言出系表，义流旨外者，总逸定於中逵，控奔流於巨壑。或当驰骋踰垺，涛波溢坎耳。亦无骈拇、枝指、附赘、悬疣之累在其间也。(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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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炫的《孝经》观，他认为《孝经》是一篇言高趣远，“举治乱之大纲，辨天人之弘致”，“阐扬性命之谈”的著作。尤其是说《孝经》为“阐扬性命之谈”。这是前所未有的认识；刘炫的这一观点可能得自“理有溢於经外，言或出於意表”的《孔传》。他说《孔传》“上演冲趣，下寤庸神”(200)。即是说《孔传》能够演绎《孝经》的深刻旨趣，并从而领悟到《孝经》意旨的关键所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今文经学一向谨守儒家师法，不敢越雷池一步，郑玄虽然打破今古文界限，偶引谶纬以注经，已为当时所诟病。而《孔传》竟然完全打破学派的樊篱，不仅“参订时验”，“德刑并举”，而且对“管、晏雄霸之略，荀、孟儒雅之风；孙、吴权谲之方，申、韩督责之术”，莫不撤除畛域，兼容并取，只要其能“萌动经意，源发圣心；莫不修其根本，导其流末”。这不仅牵涉到广征博引诸子百家以论证孝道的问题，还牵涉到儒家如何融铸百家，以发展儒学儒术的原则与方法问题。只要百家之说，有能启发对儒家经典涵义的理解与阐扬、出发点与圣人仁爱之心不相违背的论述，“莫不修其根本，导其流末”，也就是对其进行修正、改造、规范、移植，使之归本续源，融入正脉主流，成为儒学道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孝经孔传》为什么“其辞宏赡，理致渊弘，言出系表，义流旨外者，总逸定於中逵，控奔流於巨壑。或当驰骋踰垺，涛波溢坎”。而“亦无骈拇、枝指、附赘、悬疣之累在其间”的原因。刘炫对《孔传》的这一评价，是经过与先儒诸家经疏进行比较以后得出的结论。他接着在《孝经述议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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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以幼少，佩服此经，凡是先儒，备经讨阅，未有殊尤绝垣，状华出群，可以皷玄泽於上庠，腾芳风於来裔者也。悉皆辞鄙理僻，说迂义诞，格言沦於腐儒，妙旨翳於庸讷。或乃方於小学，废其师受；论道不以充经，选士不以应课。弃诸草野，风之传记；顾彼未议，实怀深愤。而天未丧斯，秘宝重出；大典昭晰，精义著明。斯乃冥灵应感之符，圣道缉熙之运；仰饮惠泽，退惟私幸。既逢此世，复觐斯文；羡彼康衢，忘兹驽蹇。思得撤云雾以廓昭临，凿龙门以泻填阙。故拾其滞遗，补其弊漏；傅其羽翼，除其疥癣。续日月之末光，裨河海之余润。冀乎贻训後昆，增晖前绪；何事强诡俗儒，妄假先达。且君子所贵乎道者，贵其理义可尚，非贵姓名而已！以此孔传，校彼诸家；味其深浅，详其得失。三光九泉，未足喻其高下，嵩岳培塿，无以方其小大。侧视厚薄，不觉其倍；更问真伪，欲何所明？嗟乎！伯牙绝弦於锺期，卞和泣血於荆璞，良有以也。(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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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直地表述了对汉魏以来南北诸家注疏的不满，批评这些注疏“悉皆辞鄙理僻，说迂义诞，格言沦於腐儒，妙旨翳於庸讷。或乃方於小学，废其师受；论道不以充经，选士不以应课。弃诸草野，风之传记；顾彼未议，实怀深愤”。因而庆幸《孔传》的复出，遂使“大典昭晰，精义著明”。而自己对《孔传》所作的校理和义疏，则致力于“拾其滞遗，补其弊漏；傅其羽翼，除其疥癣。续日月之末光，裨河海之余润。冀乎贻训後昆，增晖前绪”。而且特别指出“君子所贵乎道者，贵其理义可尚，非贵姓名而已”！点明《孝经述议》是沿袭《孔传》之前绪，不限于名物典章的训释，而侧重在义理的阐发。刘炫主张对经典进行“言出系表，义流旨外”，“驰骋踰垺，涛波溢坎”的诠释，已经完全看不到“汉学”的影响，而与“宋学”风格十分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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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的治学风格偏重于阐扬义理，甚至颇具文人的飘逸之风，但其治学态度仍然是严谨的，治经则曰“考正讹谬”(202)，治历则曰“君子慎疑”(203)，今考其经说鳞爪，失误或所难免，但无“假托圣言，以伸其说”(204)之类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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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著作有《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毛诗谱》二卷。书虽已失传，但其精义，已被吸纳至《五经正义》之中。孔颖达《毛诗正义序》谓：“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所无双，其于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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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述议》二十卷，其精义亦保存于《五经正义》之中。孔颖达认为前人疏解《尚书》诸书，“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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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攻昧》十二卷，《春秋规过》三卷，《春秋述议》三十七卷。《规过》一书，并非专为攻击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错误而作，乃是“先申杜而后加规”(207)。其义疏散见于孔颖达《春秋正义》疏解之中。然按“孔疏之例，务主一家，故凡炫所规皆遭排斥，一字一句，无不刘曲而杜直，未协至公”。清学大师顾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在《左传杜解补正》一书中，对刘炫的观点多所肯定，“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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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论语述议》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孝经述议》今幸有日本复原之古抄本，真可谓沧海遗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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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于群经皆撰有义疏，经学而外，刘炫还精通天文、律历、地理、律令、算术诸学。论天学的片段，今尚保留于《新唐书·律历志》中。《隋书经籍志》著录其《算术》一卷。并所著文集各类著作十余部上百卷之多。当时并行于世，后均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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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魏太和中，创立小学于宫城西墙的四门，谓之四门学。教授下级官员与平民家子弟，内容与太学国子相同，自后相沿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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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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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隋书·儒林传》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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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隋书·柳机传》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77，1278页。引文均为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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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隋书·高祖纪上》卷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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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隋书·高祖纪下》卷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3，4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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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隋书·炀帝纪上》卷三，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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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隋书·炀帝纪下》卷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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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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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隋书·文学传论》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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