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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刘炫：《孝经述议序》，见《孝经译注》附录，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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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孝经述议序》，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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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新唐书·历三上》卷二十七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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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程树德批评宋学语，见《论语集释·颜渊上》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90年第1版，第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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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毛诗正义·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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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尚书正义·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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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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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四·左传杜解补正》卷二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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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章 河汾之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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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王通事迹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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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为有隋一代大儒，河汾学派的创始人，由于《隋书》无传，《唐书》未补，传世著述《中说》涉及之史迹，复乏佐证，加之传写夺误，遂启后人无限之疑。自宋迄清，学者多认其书为伪，甚而疑及其人之存在。虽历有学者指出两《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并《经籍志》载及通事与著作，然疑点尚多，终难破惑。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著《历史研究法》，于史料辨别一章，直斥其书系王通伪造；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以造伪者难定，而主张“不若火其书之为愈也”。黄云眉为姚书作《补证》，认为书虽不伪，而“门人皆系虚造”。余嘉锡《四库全书提要辩证》于《中说》旁征博引、钩深及远，最称精赡，然其结论并同《提要》所谓“福郊、福畤篡述遗言，虚相夸饰”(1)之说。嗣后汪吟龙著《文中子考信录》(2)、王立中著《文中子真伪汇考》(3)、孙望著《蜗叟杂稿》首篇为《王度考》，对王氏兄弟有详细的考证(4)、王冀民撰《文中子辨》(5)、尹协理著《王通论》(6)、段熙仲撰《王通王凝资料正譌》(7)、台湾学者骆建人著《文中子研究》(8)；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9)、舒大刚近著《王通学案》，收录于《儒藏·隋唐学案》中（未出）。对王通的生平与著述，又续作许多深入的考证。虽其中多数学者都认为王通实有其人，而其书则伪撰或严重改篡。多数学者则认为王通事迹多为其后辈夸饰，严重失实。邓著考证精详，而其书大陆难觅。因此王通研究总的形势依然是臆说歧出，疑信难明，终难定于一是。余亦曾据考索所见，撰《王通生平著述考》(10)一文，据《全唐文》所载王通弟子薛收所撰《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并援新发现王通弟王绩所著五卷本《王无功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五卷会校本），重新考证王通其人其事其书。嗣后论述王通思想学行的文章迭出，穷源竟委，探赜索隐，那一段隐没了的学术历史才逐渐明晰起来，有关王通的学术疑案，也因之应该得到彻底的澄清。因斟酌众说，附以己意，重新考订论述王通事迹并河汾学派于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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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通事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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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公元584—617），字仲淹，隋河东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生于开皇四年秋冬之月（参见《全唐文》、《文中子世家》及《录关子明事》），卒于大业十三年五月，享年三十三岁（参见《全唐文》王绩《游北山赋》注。薛收《文中子碣铭》作三十二，《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作四十二）。门人谥曰文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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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生长于世代冠冕之家，富有典籍和深厚的学术渊源。王通生时，其父铜川府君筮卦，遇坤之师，请教其祖父安康献公，献公说这是素王之卦，二爻阴变阳，是上德而居下位，虽有君德而生非其时，所以此子长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起名曰通（参见杜淹《文中子世家》）。《录关子明事》载“开皇元年，安康献公老于家，谓铜川府君曰”(11)云云，是说王通祖父于开皇元年归老于家，向王通父亲讲授关朗学术，并非指终老于家，所以及见王通之生，并为他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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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早慧，两岁即已知书，“开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书矣，厥声载道”。开皇九年，王通五岁时，隋平江东统一全国。王通和他父亲有一段对话，《文中子世家》是这样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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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府君叹曰：“吾视王道未叙也，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始十岁矣，有忧色。铜川府君曰：“小子，汝知之乎？”文中子曰：“通尝闻之夫子曰：‘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立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益忧皇纲之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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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十岁当是五岁之误。或后人见五岁童子不可能发此议论而改。今据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褐铭》“粤若夫子，洪惟命世，尽象纬之秀，锺山川之灵，爰在孺年，素尚天启；亦既从学，家声日茂”(13)等语，可证以上所述，尽是事实。象纬指所筮之卦，山川指黄河与龙门山，孺年天启，正说明王通幼年确属神童。正因如此，王隆才开始对他讲授“元经之事”，即对历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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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八年，王通十五岁，在父亲的勉励下，“于是始有四方之志”，辞家游学四方。“受《书》、《春秋》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三易之义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14)文内关于明三字之后当有后人二字，或即关生二字之误。即《中说·魏相篇》“文中子曰：吾闻礼于关生，见负樵者几矣”之关生。关朗亦河东人，故疑关生为关朗后人。若谓《世家》为通子福畤伪撰，则畤有《录关子明事》一文，纪其祖穆公与关朗交游受易事甚明，岂能误为其父。王通游学期间，以其聪颖博识，还解决了其他人学问上的疑难，所以《中说·立命篇》说；“夫子十五为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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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元年，王通十八岁，“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文中子碣铭》）。秀才在隋唐时代，属于最高级别的科举，极少有人考中。开皇十五年，仅杜正伦一人及第，杨素怒曰：“使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妄举此人！”经重考方录取。才冠一世的刘焯也是秀才高第，可见秀才科的荣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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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考选“秀才”，自西晋时起，即已成为朝廷选举优异人才的重要途径，至隋而遂定为制度。秀才科的特点是文章和经义并重，但主要的还是应试对策。晋永宁年，王接举秀才，报友人书曰：“非荣此行，实欲极陈所言，冀有觉悟耳。”(15)即是要借对策的机会，向朝廷直言极谏，冀其有所觉悟，以杜绝动乱于方萌。王通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前往应试的。正是有这次经历之后，王通才有后来的《太平十二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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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秀才及第后，名动京师，很多高官显宦都要求和他相见。《中说》记载：“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16)又“内史薛公（道衡）见子于长安；退谓子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17)。此外还有苏威、贺若弼等隋朝重臣及刘炫等大儒。其中除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一年）一人姓名有误外（今疑其人乃薛道衡，因后文责其“言文而不及理”，编者或因薛收故改），余皆实录。后人多以重臣请见、遣子求学为虚妄作伪，其理其据本不足深辨。今按薛收所撰《文中子碣铭》中明谓：“朝端口口（原注：阕文。疑为誉其二字）声节，天下闻其风采。先君内史屈父党之尊，杨公仆射忘大臣之贵，汉侯三请而不觌，尚书四召而不起。”(18)可见名臣纡贵降尊，请见王通实有其事。而且薛道衡和王通的父亲还是朋友（父党）。至于贺若粥。因早与王通长兄王度友善，并曾称赞王通季弟王绩为“贤兄有弟”。请见王通，当亦在情理之中。《中说》编者用“请见”(19)两字，还寓有道尊于势的意味，岂可以后世事理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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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炯《王勃集序》、《旧唐书·王勃传》，王通秀才高第后，授官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次年十二月蜀王秀被罪废，因王通在此之前即辞官归家，未受牵连。《中说》曾载通与刘炫论易事，学者每以炫久贬河间乡居，两地悬远，难得相遇致疑。殊不知刘炫早于年前被枷送益州，初为蜀王门卫，后为书佐，同处为官，故得相与论学也。《事君篇》有：尚书召子仕，子使姚义往辞焉。曰：“必不得已，署我于蜀。”或曰：“僻。”子曰：“吾得从严、扬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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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到四川之任不久后，辞去朝廷蜀郡司户的任命，却于二十岁时向文帝献上《太平十二策》。以求大用。据杜淹《文中子世家》载：“仁寿三年，文中子盖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遂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杂五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矣。帝大悦。”“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文帝方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21)这一史事在二年后，通弟王绩游京师时，重被提及。据《王无功文集》五卷本吕才《序》所记：绩“年十五、游于长安，诣越公杨素。于时宾客满席。素览刺引入，待之甚倨。君曰：‘绩闻周公接贤，吐飡握发，明公若欲保崇荣贵，不宜倨见天下之士。’时宋公贺若弼在座，弼早与君长兄侍御史度相善。至是起曰：‘王郎是王度御史弟也。止看今日精神，足见贤兄有弟。’因提手引座，顾谓越公曰：‘此足方孔融。杨公亦不减李司隶。’素改容礼之。因与谈文章，遂及时务，君瞻对闲雅，辩论精新，一座愕然，目为神仙童子。初，君第三兄征君通，尝以仁寿三年因上十二策，大为文帝知赏，素时亦钦其识用。至是谓君曰：‘贤兄十二策，虽天下不施行，诚是国家长算，’君曰：‘知而不用，谁之过欤？’素有惭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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