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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说·事君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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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难行也。夫废肉刑害于义，损之可也；衣弋绨伤乎礼，中焉可也。虽然，以文、景之心为之可也，不可格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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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王通论礼乐之方法论，一秉之于中道，隆礼而不害于义（适宜意），俭约而又足以表达礼节的敬意；不可为显示宽大，而一味废除肉刑，从而失去法律的威慑作用；君臣的衣著固然应该俭朴，但也不可失去尊严和威仪。一切都应从中权衡，取其中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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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不仅重视国家庙堂之礼乐，还十分重视民间的士礼和家礼。这也应该是其《礼论》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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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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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呜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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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王通家中即传有《家礼》一部，据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而知。书云：“月日，博士陈龛至，奉处分，借家礼并帙封送至请领也。”(77)而杜之松之在《答书》中称赞《王氏家礼》谓：“微而精，简而备，诚经传之典略，闺庭之要训也。”(78)又据王绩《重答杜使君书》，知《家礼》为其祖父献公所著。在《答书》中，王绩应杜使君之请，对《家礼》作了相关论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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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为用，缘情以至理，因内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节，凡圣之所异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报夫、父以正服也；理者，义也，此臣妾所以存大节而申君主以义服也。故夫正、义之作，殊情而共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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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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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君子，常度情以处，断义而行矣。义可夺情，卫石碏不能存其子；情不害义，宫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义殊也，情义均也。(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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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绩之以情理论礼，有前所未有的议论。王绩亦尝受学于王通，并与诸君子游处。其论礼之文当与王通不殊，因录之以备参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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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精通乐理，善鼓琴，尝作《汾亭之操》。据《中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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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钓者过，曰：“美哉，琴意！伤而和，怨而静。在山泽而有廊庙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则仲尼之宅泗滨也。”子骤而鼓《南风》。钓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济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声存而操变矣。”子遽舍琴，谓门人曰：“情之变声也，如是乎？”起将延之，钓者摇竿鼓枻而逝。门人追之，子曰：“无追也。播鼗武入于河，击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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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焉是知其世固多赏乐知音如钟子期者。此事亦可证之于王绩《答处士冯子华书》，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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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三兄，生于隋末。伤世扰乱，有道无位。作《汾亭之操》，盖孔氏《龟山》之流也。我尝亲受其调，颇谓曲尽。近得裴生琴，更习其操，洋洋乎觉声器相得，今便留之。(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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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尚多载有王通论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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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裴晞曰：“何谓也？”子曰：“夫乐，象成者也。象成莫大于形，而流于声，王化始终所可见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动植矣，乌鹊之巢，可俯而窥也，凤皇何为而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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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太乐，闻《龙舟五更》之曲，瞿然而归。曰：“靡靡乐也。作之邦国焉，不可以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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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乐而不淫乎？”子曰：“孰谓季子知乐？《小雅》乌乎衰，其周之盛乎？《豳》乌乎乐，其勤而不怨乎？”(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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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对乐的重视，不仅认识到其有裨于教化及与礼仪的配合作用，还从哲学的高度来领悟其中的哲理，如“和”的概念，盖出于此，所以古代哲人往往论乐。春秋时期，吴季札聘鲁论乐，一向被认为论诗乐的经典，而王通竟认为季子不知乐。可见其《乐论》必有其孤诣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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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六经》之三：《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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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诗》宗旨与其六世祖玄则《时变论》相一致。“吾欲续《诗》，考诸集记，不足征也，吾得《时变论》焉。”《中说》曾述及王通续《诗》的理由：“文中子曰：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83)《续诗》所收诗歌上自晋宋下迄周隋，“甄正乐府，取其雅奥”(84)，以达“化俗推移之理”。关于《续诗》的起迄断代的标准，薛收曾有问曰：“敢问《续诗》之备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终于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兴衰之际，未尝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终，所以告也。”薛收认为孔子删《诗》，只取两周一代之诗歌，而《续诗》选诗，兼备六代，不知其故，是以有问。王通回答说：我怎么敢和孔子相比，但于兴衰之际，未尝不再三体会孔子的意思，以为只有经过这六代诗歌的始终演化，才能从中清楚地看出（即“所以告也”）其时代的兴亡演变之迹。其实，在王通这里，已经孕育着“六经皆史”的观念。王通曾谓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他是完全按照“述史”，亦即考察“兴衰之由”的原则来续《诗》的。至于《续诗》的体例与取舍标准，据王通说，则为：“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世；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又曰：“《续诗》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悌，入则孝；多见治乱之情。”又与《诗经》相比较曰：“《续诗》之有化，其犹先王之有雅乎？《续诗》之有政，其犹列国之有风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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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李伯药（李德林之子）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绪，音若埙箎，而夫子不应，我其未逹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逹五常，于是正存亡，辨得失，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86)是王通认为，“四声八病，刚柔清浊”，乃是诗歌之末节，作诗的主旨应该是“上明三纲，下逹五常，于是正存亡，辨得失”，故民间歌诗可以反映风俗，士大夫赋诗，可以抒发情志，圣人从而采之就可以观察到时代的变迁、政俗的良窳。总之，《续诗》是一部贯穿着王通文学观，对六代民歌和士大夫的诗歌兼容并蓄，具有“史诗”性质的诗歌总集。至王勃整理后，实为三百六十篇，勒为十卷。王勃为之作序，可惜书与序，都已散逸于唐末的战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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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六经》之四：《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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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书》宗旨与其四世祖王虬《政大论》相一致、目的在明“帝王之道”。所收诏命，起自西汉，迄于晋代。王通在回答《续书》为何不继孔子《春秋》自获麟后起始，而断自汉代的提问时，他说此一去取是因为“六国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闻也，又焉敢皇纲乎！汉之统天下也，其除残秽，与民更始，而兴其视听乎。”并进而申论之曰：“汉、魏礼乐，其末不足称也。然《书》不可废，尚有近古对议存焉。制志诏册，则几乎典诰矣。”(87)而自晋之后，南北纷争，四分天下五裂河山，中国进入了一个比战国亡秦更为纷乱酷烈的时代，自然也没有什么可以“明帝王之道”、可为典谟的诏诰值得辑录称述，所以只能断自汉晋两代。杨炯说王通“讨论汉魏，迄于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王勃曾亲为《续书》作序，也说《续书》是取“近古之对、议”，“制、诏、册则几乎典诰矣。”其书还经过王勃的校订补充。据其《序》云：“间者承命为百二十篇作序，而兼当补修其阙，爰考众籍，共参与旨。”“刊写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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