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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31 关于《续书》的体例及分类之依据，亦多见载于《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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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33 贾琼问《续书》之义。子曰：“天子之义列乎范者有四，曰制，曰诏，曰志，曰策。大臣之义载于业者有七，曰命，曰训，曰对，曰赞，曰议，曰诫，曰谏。”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谄，直而有礼，其惟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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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35 程元问叔恬曰：“《续书》之有志有诏，何谓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叔恬曰：“敢问策何谓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悯而不私，劳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续书》之有命邃矣：其有君臣经略，当其地乎？其有成败于其间，天下悬之，不得已而临之乎？进退消息，不失其几乎？道甚大，物不废，高逝独往，中权契化，自作天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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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37 贾琼习《书》，至郅惲之事，问于子曰：“敢问事、命、志、制之别。”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节焉。”贾琼以告叔恬。叔恬曰：“《书》其无遗乎？《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道之谓乎？《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其节之谓乎？”子闻之曰：“凝其知《书》矣。”(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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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39 自引文可以知道，《续书》以义类所收的包括发自皇帝的四项：制、诏、志、策和来自大臣的七项：命、训、对、赞、议、诫、谏。还有按照严格检择的所谓“事”。如记述郅恽在皇帝面前亦不肯挠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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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41 郅恽乃两汉之际一奇士，光武帝时，为“上东城门候。帝尝出猎，车驾夜还，恽拒关不开。帝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帝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于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书奏，赐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后令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90)。按，郅恽之上书事，於《续书》当属于“事”与谏、诫之类，文中子著之以表彰郅恽在皇帝面前亦不肯挠法的节概。《续书》同《尚书》一样，全书宗旨贯穿着一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自尧舜以来历圣所传的大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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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43 《续六经》之五：《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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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45 《易》为王通家学，据《中说》附录，王福畤《录关子明事》一文：“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妙极古算，浮沉乡里，不求宦达。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王通高祖王虬）封晋阳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穆公与谈《易》，各相叹服。”王虬以朗“道微言深”，荐之于孝文帝，“帝问《老》《易》，朗既发明玄宗，实陈王道，讽帝慈俭为本，饰之以刑政礼乐。帝嘉叹，谓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见子明，管、乐之器，岂占算而已！’”穆公与关朗受帝之命共同著成《筮论》（原文：“且与卿就成筮论”。疑即传世之《关朗易传》）“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王通曾祖父王彦）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91)及王通力学，“考《易》于族父仲华”(92)。《中说》有《关朗篇》，王通称关朗“魏之贤人也，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93)是贤士之进退，关乎一国之兴废。关朗易学，长于占断，“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然而皆能“考之典礼，稽之龟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悬历数以示将来”(94)，“道微言深”，有本有原，非一般数术可比，不可等量齐观。王通禀承家学，自亦精通此道，其赞《易》也，当亦受此影响而与汉晋注疏之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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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47 王通赞《易》，对于经传（文王之经与孔子之传），服膺而勿失而叹美赞成之，故名其解易之书为《易赞》。并叙其著书宗旨曰：“吾于赞《易》也，述而不敢论”(95)而对汉魏传易诸家持的批评态度。如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贾琼曰：“然则无师无传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传，又不可废也。”(96)西汉“九师易”今亦不传，然就其后两汉易学而言，以注重象数而轻忽义理为主要特征，因而被王通认为《易》道至此而式微。但又认为，有其所阐述传授的基本资料和方法在，对于易道的领悟神会，还在于传习者其人是否能与之相契。所以也不能完全将其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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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49 王通赞易，进而阐述易道及其所表现的功用和忧患精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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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51 薛收问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礼》不云乎，至德为道本。《易》不云乎，显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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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53 文中子曰：“《易》之忧患，业业焉，孜孜焉。其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繁师玄曰：“远矣，吾视《易》之道，何其难乎？”子笑曰：“有是夫？终日乾乾可也。视之不臧，我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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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55 “《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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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57 文中子曰：“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董常曰：“愿闻其说。”子曰：“反一无迹，庸非藏乎？因贰以济，能无彰乎？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董常曰：“将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简而天地之理得矣。”述史篇，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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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59 《易》道所反映的即是“天地之理”，天下之理至繁，而易道可以以简驭繁。因而是天下的至德要道。天下若逢有道盛世，怀揣这一至德要道的圣人，反而可以淹没隐藏于其中；天下无道的时候，圣人的作用就会彰显出来。当董常问他道理何在时，王通说圣人之道已与治世的功用冥合为一，痕迹已经消失于无形，这难道不是隐藏吗？遭逢乱世，圣人出而拯民救敝，携贰（即是辅佐）天下以济时艰，圣人的作用因之而得到彰显。并说：“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以济世的泰山北斗自许，表现了以天下为已任的大丈夫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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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61 有一次薛收问：“圣人与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又一次薛收问《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叹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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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63 王通回答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因为其能以易理阐述天地之理，变人的一种自然存在而为自觉的生命。而且，人是这个天地之间的主体，是天地的精华所萃，灵魂所在。薛收因而悟出：以人道而修人事，则天地之道即在其中得到集中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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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65 王通认为《易》为穷理尽性之书，主要体现为察往知来的智慧，是智慧的渊薮，事物运动的秩序。然而这种智慧，是不可以孤运独行的，必须接受仁德的制约，还必须乘时而动。倘若不能择时，复不能遵行仁义之道，则智慧之光就会熄灭，又怎么可以独行呢！其言曰：“元亨利贞。运行不匮者，智之功也。”又曰：“《易》，圣人之动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故夫卦者，智之乡也，动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独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行乎哉？”(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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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67 时与位，一向为《周易》所重，王通所重视的时与德，是与《周易》的精神相合的。据《中说》所载，文中子赞《易》，至《序卦》，曰：“大哉，时之相生也！达者可与几矣。”至《杂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与存义矣。”(100)相时而动与守位不移，正是易道的精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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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69 时之不与，圣贤受困，面对逆境，王通独能泰然处之。有此定力，自然是为学之益。《中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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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71 董常之丧，子赴洛，道于沔池。主人不授馆，子有饥色，坐荆棘间，赞《易》不辍也。谓门人曰：“久矣，吾将辍也，而竟未获，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主人闻之，召舍具餐焉。(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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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73 王通在蜀王书佐任上，得遇刘炫，并相与论易，颇可显示王通的易学观点。刘炫问《易》。子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子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102)体现了大思想家与大学问家论学风格的各有侧重。一个是谈辩蜂起，务在胜人；一个是默而识之，存乎德行，两者的境界还是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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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75 《中说》所载王通论易的篇章尚亦多有，都可以从中覘见《易赞》的基本内容和观点，限于篇幅，此不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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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77 《续六经》之六：《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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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79 《元经》的编写宗旨与其祖穆公王杰的《皇极谠议》相一致。王通说：“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征也，吾得《皇极谠议》焉。”又曾对弟凝叔恬说：修《元经》是继其父亲“铜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废。书五国并时而亡，盖伤先王之道尽坠。故君子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埽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为恤，汝知之乎？此《元经》所以书也”。(103)据《文中子世家》所记：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经》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104)说明王通确实自幼，即受到父亲的影响，开始考虑《元经》的有关内容和评价方法了。其宗旨即与《皇极谠议》的精神一致，亦可见这部效法《春秋》的著述，是侧重于史论的，并且以“三才之去就”，亦即天人之际和大中至正的王道，作为评定史迹的纲领标准。据陈叔达《答王绩书》云：“自微言陨绝，大义乖坠，三代之教乱于甲兵。六经之术灭于煨烬，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贵虚饰以便一时。”“魏晋之际，夫何足云，中原板荡，史道息矣。”“然国于天地，与有立焉，苟能宅郊堙，建社稷，树师长，抚黎元，虽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规模典式，岂徒然哉！是贤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105)信中所述与王通修《元经》志存“史道”的精神及“帝元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王通曾详述其著《元经》的旨趣云：“《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永熙之后，君子息心焉，谓之何哉？《元经》于是不得已而作也。”“子谓：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106)在这里王通明确地表示自晋永熙以后由乱政而进入乱世，君子已经不再寄以任何希望。但东晋与宋政权，仍然为中国礼仪衣冠之旧，还勉强可以称之为帝；元魏拓拔珪于皇始元年称帝，是“征天（天命）以授之”，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已经遵行中国礼法，政治近于雅正，已足可代替汉晋以后的帝统，成为正统。此即所谓的《元经》正名，“帝元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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