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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47 王通赞《易》,对于经传(文王之经与孔子之传),服膺而勿失而叹美赞成之,故名其解易之书为《易赞》。并叙其著书宗旨曰:“吾于赞《易》也,述而不敢论”(95)而对汉魏传易诸家持的批评态度。如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贾琼曰:“然则无师无传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传,又不可废也。”(96)西汉“九师易”今亦不传,然就其后两汉易学而言,以注重象数而轻忽义理为主要特征,因而被王通认为《易》道至此而式微。但又认为,有其所阐述传授的基本资料和方法在,对于易道的领悟神会,还在于传习者其人是否能与之相契。所以也不能完全将其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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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49 王通赞易,进而阐述易道及其所表现的功用和忧患精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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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51 薛收问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礼》不云乎,至德为道本。《易》不云乎,显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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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53 文中子曰:“《易》之忧患,业业焉,孜孜焉。其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繁师玄曰:“远矣,吾视《易》之道,何其难乎?”子笑曰:“有是夫?终日乾乾可也。视之不臧,我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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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55 “《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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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57 文中子曰:“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董常曰:“愿闻其说。”子曰:“反一无迹,庸非藏乎?因贰以济,能无彰乎?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董常曰:“将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简而天地之理得矣。”述史篇,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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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59 《易》道所反映的即是“天地之理”,天下之理至繁,而易道可以以简驭繁。因而是天下的至德要道。天下若逢有道盛世,怀揣这一至德要道的圣人,反而可以淹没隐藏于其中;天下无道的时候,圣人的作用就会彰显出来。当董常问他道理何在时,王通说圣人之道已与治世的功用冥合为一,痕迹已经消失于无形,这难道不是隐藏吗?遭逢乱世,圣人出而拯民救敝,携贰(即是辅佐)天下以济时艰,圣人的作用因之而得到彰显。并说:“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以济世的泰山北斗自许,表现了以天下为已任的大丈夫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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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61 有一次薛收问:“圣人与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又一次薛收问《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叹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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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63 王通回答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因为其能以易理阐述天地之理,变人的一种自然存在而为自觉的生命。而且,人是这个天地之间的主体,是天地的精华所萃,灵魂所在。薛收因而悟出:以人道而修人事,则天地之道即在其中得到集中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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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65 王通认为《易》为穷理尽性之书,主要体现为察往知来的智慧,是智慧的渊薮,事物运动的秩序。然而这种智慧,是不可以孤运独行的,必须接受仁德的制约,还必须乘时而动。倘若不能择时,复不能遵行仁义之道,则智慧之光就会熄灭,又怎么可以独行呢!其言曰:“元亨利贞。运行不匮者,智之功也。”又曰:“《易》,圣人之动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故夫卦者,智之乡也,动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独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行乎哉?”(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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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67 时与位,一向为《周易》所重,王通所重视的时与德,是与《周易》的精神相合的。据《中说》所载,文中子赞《易》,至《序卦》,曰:“大哉,时之相生也!达者可与几矣。”至《杂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与存义矣。”(100)相时而动与守位不移,正是易道的精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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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69 时之不与,圣贤受困,面对逆境,王通独能泰然处之。有此定力,自然是为学之益。《中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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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71 董常之丧,子赴洛,道于沔池。主人不授馆,子有饥色,坐荆棘间,赞《易》不辍也。谓门人曰:“久矣,吾将辍也,而竟未获,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主人闻之,召舍具餐焉。(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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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73 王通在蜀王书佐任上,得遇刘炫,并相与论易,颇可显示王通的易学观点。刘炫问《易》。子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子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102)体现了大思想家与大学问家论学风格的各有侧重。一个是谈辩蜂起,务在胜人;一个是默而识之,存乎德行,两者的境界还是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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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75 《中说》所载王通论易的篇章尚亦多有,都可以从中覘见《易赞》的基本内容和观点,限于篇幅,此不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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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77 《续六经》之六:《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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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79 《元经》的编写宗旨与其祖穆公王杰的《皇极谠议》相一致。王通说:“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征也,吾得《皇极谠议》焉。”又曾对弟凝叔恬说:修《元经》是继其父亲“铜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废。书五国并时而亡,盖伤先王之道尽坠。故君子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埽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为恤,汝知之乎?此《元经》所以书也”。(103)据《文中子世家》所记: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经》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104)说明王通确实自幼,即受到父亲的影响,开始考虑《元经》的有关内容和评价方法了。其宗旨即与《皇极谠议》的精神一致,亦可见这部效法《春秋》的著述,是侧重于史论的,并且以“三才之去就”,亦即天人之际和大中至正的王道,作为评定史迹的纲领标准。据陈叔达《答王绩书》云:“自微言陨绝,大义乖坠,三代之教乱于甲兵。六经之术灭于煨烬,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贵虚饰以便一时。”“魏晋之际,夫何足云,中原板荡,史道息矣。”“然国于天地,与有立焉,苟能宅郊堙,建社稷,树师长,抚黎元,虽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规模典式,岂徒然哉!是贤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105)信中所述与王通修《元经》志存“史道”的精神及“帝元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王通曾详述其著《元经》的旨趣云:“《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永熙之后,君子息心焉,谓之何哉?《元经》于是不得已而作也。”“子谓: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106)在这里王通明确地表示自晋永熙以后由乱政而进入乱世,君子已经不再寄以任何希望。但东晋与宋政权,仍然为中国礼仪衣冠之旧,还勉强可以称之为帝;元魏拓拔珪于皇始元年称帝,是“征天(天命)以授之”,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已经遵行中国礼法,政治近于雅正,已足可代替汉晋以后的帝统,成为正统。此即所谓的《元经》正名,“帝元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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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81 《旧唐书,王勃传》谓:祖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107)此记载有误。《元经》实起于晋惠帝永熙元年,迄于隋开皇九年统一区宇之岁,共三百年。天下混乱,帝制不明。作《元经》就是效法《春秋》笔法,行褒贬,代赏罚,“以为匡世要略尽矣”。“门人薛收窃慕、同为《元经》之传,末就而殁。”王勃整理《续六经》,然于《元经》之《传》、亦“未终其业”。(108)现存《四库全书》本《元经》有薛收《传》并《序》及阮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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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83 薛收在《元经序》中,简要地叙述了王通著《元经》的宗旨、原则和方法,以及自己作《传》的原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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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85 《元经》始晋惠帝,终陈亡,凡三百年。盖闻夫子曰:《春秋》一国之书也。以天下有国,而王室不尊乎?故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经》,天下之书也。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鲁,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经》抗帝以尊中国,其以天命之所归乎。然帝衰于太熈,故《元经》首此,振起之也。中国盛乎皇始,故《元经》挈名以正其实。呜呼!天下无赏罚三百载,圣人在下,则追书褒贬,以代其赏罚。斯周公典礼,使后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笔削,使后儒常职而述焉。收受经于夫子,何足以究其潭奥?輙为传解,庶明师训之一二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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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87 点明著《元经》的目的是:“挈名以正其实。”追书褒贬以代赏罚。这是对周公典诰、礼制精神的继承,以便使后王能够常存于心而遵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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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89 《中说》一书记载王通与薛收等师弟之间对问,还有多处涉及《元经》著述的原因、依据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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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91 文中子曰:“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元经》可得不兴乎?”薛收曰:“始于晋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其以天下无主,而赏罚不明乎?”薛收曰:“然则《春秋》之始周平、鲁隐,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没而文在兹乎?”(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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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93 再次申明《元经》之作,是因为天下丧乱,废赏罚之政已三百余载;圣人在上位则赏罚行,遭遇途穷,则须著书以行褒贬;使皇极大中之道复建,令人有所瞻依,而使儒家斯文不至于丧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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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395 王通为学的主旨是张扬王道,而认为《元经》与孔子《春秋》的作用相同,都是考察现实“邪正之迹”的标准,庆赏刑罚轻重的权衡,用意存心曲直的绳墨,如果失去了这些取舍标准,则刑政执法将无所取衷。如《中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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