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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叔恬曰：“汝为《春秋》《元经》乎？《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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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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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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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认为，战国秦政，“二帝（尧舜）三王（夏商周）的王道，已经不得而见，如果舍弃尚行王道“七制”（七种施政的程序和形式，如礼法刑政议对诏令之类），以“仁义公恕统天下”，能使“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的两汉，则无所取正了。此虽是其续《书》的依据，同样可以视为其作《元经》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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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还认为，举国之为政者，皆备位而无所作为，固然与大政不行王道有关，同时也是不明春秋大义，行政无所持循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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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修《元经》，有两个重要的观念，首先是“尊中国”，中国是一个宏大的称号，五帝三王之所创立，令人景慕的衣冠礼乐文教之邦，大约与孔子的尊“华夏”相当，主要是个文化理念；因之“非中国不敢以训”。其次是以“尊中国”为标准拟定之“帝制”，“帝制”是国家政治中枢，权力传承的正统，大义名份所在，所以必须予以严格“正名”。此类论述，《中说》多有所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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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常曰：“大哉，中国！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礼义所自出也。故圣贤景慕焉。中国有一，圣贤明之。中国有并，圣贤除之邪？”子曰：“噫！非中国不敢以训。”（《述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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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吾于《续书》《元经》也，其知天命而著乎？伤礼乐则述章、志，正历数则断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国而正皇始。”（《关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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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生曰：“殇之后，帝制绝矣，《元经》何以不兴乎？”子曰：“君子之于帝制，并心一气以待也。倾耳以听，拭目而视，故假之以岁时。桓、灵之际，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际，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书同文，车同轨。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后，君子息心焉。”曰：“谓之何哉？《元经》于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诰绝矣，《元经》兴而帝制亡矣。”（《问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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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中国失道，四夷知之。”魏征曰：“请闻其说。”子曰：“《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斯中国失道也，非其说乎？”征退谓薛收曰：“时可知矣。”（《关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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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常曰：“《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董常曰：“敢问皇始之授魏而帝晋，何也？”子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我闻有命，未敢以告人，则犹伤之者也。伤之者怀之也。”董常曰：“敢问卒帝之何也？”子曰：“贵其时，大其事，于是乎用义矣。”（《述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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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齐桓尊王室而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举大号而中原静，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晋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齐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晋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纣，齐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晋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周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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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恬曰：“敢问《元经》书陈亡而具五国，何也？”子曰：“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永嘉之后，江东贵焉，而卒不贵，无人也。齐、梁、陈于是乎不与其为国也。及其亡也，君子犹怀之。故《书》曰：晋、宋、齐、梁、陈亡，具五以归其国。且言其国亡也。呜呼！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乎？”叔恬曰：“晋、宋亡国久矣，今具之，何谓也？”子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尝有树晋之功，有复中国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齐、梁、陈，以归其国也。其未亡，则君子夺其国焉。”曰：“中国之礼乐安在？其已亡，则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人也。”(112)（《述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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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言，则是王通认为，奉行礼乐的帝制，在东汉殇帝，乃至桓、灵二帝时，实际已经沦丧，代之而起的三国魏，终其一代也未能实现重建帝制的意图；虽然至西晋太康年间，帝制又几乎复振，可惜终于沦亡于其后的永熙之政。关心朝政的君子也终于绝望；中国既失其道，于是招致“四夷交侵”，能够将其讨平，最终仰仗的是夷狄中“尊中国”的力量；于是便以是否能够“尊中国”来衡量元魏之于皇始初年的建元称帝，以之与两晋比较权衡，则当“乱离斯瘼”之际，元魏肯于接受“先王之道”，“且居先王之国”，使“生民有庇”，就应该承认其为中国的君主；对待其间符秦政权，也不应称之为叛逆，是因为晋朝乱政失道所造成；但卒以“帝晋”者，虽然因其将要失去中国的主权，但仍为衣冠礼仪之旧，尊其为帝者，乃是对其礼乐王道寄以希望，而怀念之也；然而最终帝元魏的原因，则是因为孝文帝于时（太和），无论就控驭的区域，以及奉行王道大义，都已超过南朝（萧齐）的缘故；其间，还有符秦称帝，是因为其有得力的辅佐之臣，依仗王猛之力而致；元魏之所以最终能为中国的帝制君主，使悬于一线的中国礼乐王道于不坠，乃是孝文帝的功劳。至于，帝晋之后，又复帝刘宋的原因，则是“宋尝有树晋之功，有复中国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及后之齐梁陈三朝，表面上还在奉行可贵的礼乐制度，但已抽去了其精神实质，名存而实亡，王通因之说“中国之礼乐安在”？“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所以“卒不贵”，亦即《元经》因此而皆不许其为帝。至于东晋之后的五国，至陈朝亡而书五国并亡者，就是指这五代（五国）历传的礼乐文化也随之彻底灭亡了。以礼乐文化为标准，评价孰为“帝制”的标准，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王通所云的：“犹我中国之遗人也。”因之不能不尊中国，并重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王道与礼乐文化。于中可以看出《元经》论断南北的复杂逻辑和评点褒贬标准之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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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又认为，帝制虽是按照是否尊中国、行王道而定，但是帝制并不必然产生王道，这里所谓“帝制”，只是一个在衰乱之世不得已的权且称呼，“絜名索实”并不尽然；当时称帝者南北不一，《元经》大体定一个标准，“以断南北之疑”（究竟谁为正统的疑惑）。至于能不能真正合于王道政治，也许只有等待来者了。其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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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后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杂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迹谲。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称之乎？政则苟简，岂若唐、虞三代之纯懿乎？是以富人则可，典礼则未。”薛收曰：“纯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来者之不如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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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问《元经》之帝何也？”子曰：“絜名索实，此不可去。其为帝，实失而名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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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薛收、贾琼曰：“《春秋》、《元经》，其衰世之意乎？义直而微，言曲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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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小雅》尽废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经》所以续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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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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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曾就《春秋》和《元经》所针对的不同的历史情势作过一个比较，据《中说·魏相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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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春秋》，一国之书也。其以天下有国，而王室不尊乎？故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经》，天下之书也。其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此《元经》之事也。”董常曰：“执小义妨大权，《春秋》《元经》之所罪与？”子曰：“斯谓皇之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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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元经》有常也：所正以道，于是乎见义。《元经》有变也：所行有适，于是乎见权。权义举而皇极立矣。”(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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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一国之书，所以“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而《元经》是天下之书，其时是天下既无定国，亦不明帝位（或“神器”）之所归，需要证之以“天命”人事以辨明之。这样就不可如董常所说“执小义妨大权”，而必须奉行历圣所传的“皇极大中”之道，以为指针。（不然就是“皇之不极”）。既守其“常”，又要把握“权变”之义，经权并用，而后才能树立起评判历史的“皇极大中”之道来。所以王通又说：“非至公不及史也。”(115)如《元经》之帝元魏，如果仅仅拘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常经，不知权变之义，或心存怀念南朝为衣冠礼仪之旧的私意，而不顾及是否奉行王道的实质，则不会有至公至正的胆识，以著成《元经》“帝元魏”这样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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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来，学者皆认《元经》其书于五代时散逸，传本乃宋代阮逸所伪造。最初致疑者为晁公武叔侄，《郡斋读书志》卷十于《元经》十卷条下谓：“按《崇文》无其目，疑逸依托为之。”(116)邵博于《闻见后录》卷五更记晁以道之言曰：“逸才辩莫敌，其拟《元经》等书，以欺一世之人不难也。”并述“逸尝以私稿视苏明允”(11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以其书《唐志》无目（按《新唐书·艺文志》有其目），书著于隋而人名避唐讳。为阮逸“心劳日拙，自不能掩”其伪撰的证据。《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史书“书名书字，例本互通”，不一定是避讳。但又举出“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矣”，并引陈师道《后山谈丛》等书亦记及“逸以稿本示苏询”事，说：“师道则笃行君子，断无妄语，所记谅不诬矣。”(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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