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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王勃传》谓：祖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107)此记载有误。《元经》实起于晋惠帝永熙元年，迄于隋开皇九年统一区宇之岁，共三百年。天下混乱，帝制不明。作《元经》就是效法《春秋》笔法，行褒贬，代赏罚，“以为匡世要略尽矣”。“门人薛收窃慕、同为《元经》之传，末就而殁。”王勃整理《续六经》，然于《元经》之《传》、亦“未终其业”。(108)现存《四库全书》本《元经》有薛收《传》并《序》及阮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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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收在《元经序》中，简要地叙述了王通著《元经》的宗旨、原则和方法，以及自己作《传》的原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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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经》始晋惠帝，终陈亡，凡三百年。盖闻夫子曰：《春秋》一国之书也。以天下有国，而王室不尊乎？故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经》，天下之书也。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鲁，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经》抗帝以尊中国，其以天命之所归乎。然帝衰于太熈，故《元经》首此，振起之也。中国盛乎皇始，故《元经》挈名以正其实。呜呼！天下无赏罚三百载，圣人在下，则追书褒贬，以代其赏罚。斯周公典礼，使后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笔削，使后儒常职而述焉。收受经于夫子，何足以究其潭奥？輙为传解，庶明师训之一二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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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明著《元经》的目的是：“挈名以正其实。”追书褒贬以代赏罚。这是对周公典诰、礼制精神的继承，以便使后王能够常存于心而遵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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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一书记载王通与薛收等师弟之间对问，还有多处涉及《元经》著述的原因、依据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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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元经》可得不兴乎？”薛收曰：“始于晋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其以天下无主，而赏罚不明乎？”薛收曰：“然则《春秋》之始周平、鲁隐，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没而文在兹乎？”(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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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申明《元经》之作，是因为天下丧乱，废赏罚之政已三百余载；圣人在上位则赏罚行，遭遇途穷，则须著书以行褒贬；使皇极大中之道复建，令人有所瞻依，而使儒家斯文不至于丧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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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为学的主旨是张扬王道，而认为《元经》与孔子《春秋》的作用相同，都是考察现实“邪正之迹”的标准，庆赏刑罚轻重的权衡，用意存心曲直的绳墨，如果失去了这些取舍标准，则刑政执法将无所取衷。如《中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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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叔恬曰：“汝为《春秋》《元经》乎？《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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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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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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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认为，战国秦政，“二帝（尧舜）三王（夏商周）的王道，已经不得而见，如果舍弃尚行王道“七制”（七种施政的程序和形式，如礼法刑政议对诏令之类），以“仁义公恕统天下”，能使“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的两汉，则无所取正了。此虽是其续《书》的依据，同样可以视为其作《元经》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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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还认为，举国之为政者，皆备位而无所作为，固然与大政不行王道有关，同时也是不明春秋大义，行政无所持循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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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修《元经》，有两个重要的观念，首先是“尊中国”，中国是一个宏大的称号，五帝三王之所创立，令人景慕的衣冠礼乐文教之邦，大约与孔子的尊“华夏”相当，主要是个文化理念；因之“非中国不敢以训”。其次是以“尊中国”为标准拟定之“帝制”，“帝制”是国家政治中枢，权力传承的正统，大义名份所在，所以必须予以严格“正名”。此类论述，《中说》多有所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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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常曰：“大哉，中国！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礼义所自出也。故圣贤景慕焉。中国有一，圣贤明之。中国有并，圣贤除之邪？”子曰：“噫！非中国不敢以训。”（《述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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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吾于《续书》《元经》也，其知天命而著乎？伤礼乐则述章、志，正历数则断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国而正皇始。”（《关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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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生曰：“殇之后，帝制绝矣，《元经》何以不兴乎？”子曰：“君子之于帝制，并心一气以待也。倾耳以听，拭目而视，故假之以岁时。桓、灵之际，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际，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书同文，车同轨。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后，君子息心焉。”曰：“谓之何哉？《元经》于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诰绝矣，《元经》兴而帝制亡矣。”（《问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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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中国失道，四夷知之。”魏征曰：“请闻其说。”子曰：“《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斯中国失道也，非其说乎？”征退谓薛收曰：“时可知矣。”（《关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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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常曰：“《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董常曰：“敢问皇始之授魏而帝晋，何也？”子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我闻有命，未敢以告人，则犹伤之者也。伤之者怀之也。”董常曰：“敢问卒帝之何也？”子曰：“贵其时，大其事，于是乎用义矣。”（《述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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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齐桓尊王室而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举大号而中原静，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晋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齐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晋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纣，齐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晋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周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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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恬曰：“敢问《元经》书陈亡而具五国，何也？”子曰：“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永嘉之后，江东贵焉，而卒不贵，无人也。齐、梁、陈于是乎不与其为国也。及其亡也，君子犹怀之。故《书》曰：晋、宋、齐、梁、陈亡，具五以归其国。且言其国亡也。呜呼！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乎？”叔恬曰：“晋、宋亡国久矣，今具之，何谓也？”子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尝有树晋之功，有复中国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齐、梁、陈，以归其国也。其未亡，则君子夺其国焉。”曰：“中国之礼乐安在？其已亡，则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人也。”(112)（《述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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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言，则是王通认为，奉行礼乐的帝制，在东汉殇帝，乃至桓、灵二帝时，实际已经沦丧，代之而起的三国魏，终其一代也未能实现重建帝制的意图；虽然至西晋太康年间，帝制又几乎复振，可惜终于沦亡于其后的永熙之政。关心朝政的君子也终于绝望；中国既失其道，于是招致“四夷交侵”，能够将其讨平，最终仰仗的是夷狄中“尊中国”的力量；于是便以是否能够“尊中国”来衡量元魏之于皇始初年的建元称帝，以之与两晋比较权衡，则当“乱离斯瘼”之际，元魏肯于接受“先王之道”，“且居先王之国”，使“生民有庇”，就应该承认其为中国的君主；对待其间符秦政权，也不应称之为叛逆，是因为晋朝乱政失道所造成；但卒以“帝晋”者，虽然因其将要失去中国的主权，但仍为衣冠礼仪之旧，尊其为帝者，乃是对其礼乐王道寄以希望，而怀念之也；然而最终帝元魏的原因，则是因为孝文帝于时（太和），无论就控驭的区域，以及奉行王道大义，都已超过南朝（萧齐）的缘故；其间，还有符秦称帝，是因为其有得力的辅佐之臣，依仗王猛之力而致；元魏之所以最终能为中国的帝制君主，使悬于一线的中国礼乐王道于不坠，乃是孝文帝的功劳。至于，帝晋之后，又复帝刘宋的原因，则是“宋尝有树晋之功，有复中国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及后之齐梁陈三朝，表面上还在奉行可贵的礼乐制度，但已抽去了其精神实质，名存而实亡，王通因之说“中国之礼乐安在”？“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所以“卒不贵”，亦即《元经》因此而皆不许其为帝。至于东晋之后的五国，至陈朝亡而书五国并亡者，就是指这五代（五国）历传的礼乐文化也随之彻底灭亡了。以礼乐文化为标准，评价孰为“帝制”的标准，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王通所云的：“犹我中国之遗人也。”因之不能不尊中国，并重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王道与礼乐文化。于中可以看出《元经》论断南北的复杂逻辑和评点褒贬标准之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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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又认为，帝制虽是按照是否尊中国、行王道而定，但是帝制并不必然产生王道，这里所谓“帝制”，只是一个在衰乱之世不得已的权且称呼，“絜名索实”并不尽然；当时称帝者南北不一，《元经》大体定一个标准，“以断南北之疑”（究竟谁为正统的疑惑）。至于能不能真正合于王道政治，也许只有等待来者了。其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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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后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杂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迹谲。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称之乎？政则苟简，岂若唐、虞三代之纯懿乎？是以富人则可，典礼则未。”薛收曰：“纯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来者之不如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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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问《元经》之帝何也？”子曰：“絜名索实，此不可去。其为帝，实失而名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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