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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21 叔恬曰:“敢问《元经》书陈亡而具五国,何也?”子曰:“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永嘉之后,江东贵焉,而卒不贵,无人也。齐、梁、陈于是乎不与其为国也。及其亡也,君子犹怀之。故《书》曰:晋、宋、齐、梁、陈亡,具五以归其国。且言其国亡也。呜呼!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乎?”叔恬曰:“晋、宋亡国久矣,今具之,何谓也?”子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尝有树晋之功,有复中国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齐、梁、陈,以归其国也。其未亡,则君子夺其国焉。”曰:“中国之礼乐安在?其已亡,则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人也。”(112)(《述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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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23 综上所言,则是王通认为,奉行礼乐的帝制,在东汉殇帝,乃至桓、灵二帝时,实际已经沦丧,代之而起的三国魏,终其一代也未能实现重建帝制的意图;虽然至西晋太康年间,帝制又几乎复振,可惜终于沦亡于其后的永熙之政。关心朝政的君子也终于绝望;中国既失其道,于是招致“四夷交侵”,能够将其讨平,最终仰仗的是夷狄中“尊中国”的力量;于是便以是否能够“尊中国”来衡量元魏之于皇始初年的建元称帝,以之与两晋比较权衡,则当“乱离斯瘼”之际,元魏肯于接受“先王之道”,“且居先王之国”,使“生民有庇”,就应该承认其为中国的君主;对待其间符秦政权,也不应称之为叛逆,是因为晋朝乱政失道所造成;但卒以“帝晋”者,虽然因其将要失去中国的主权,但仍为衣冠礼仪之旧,尊其为帝者,乃是对其礼乐王道寄以希望,而怀念之也;然而最终帝元魏的原因,则是因为孝文帝于时(太和),无论就控驭的区域,以及奉行王道大义,都已超过南朝(萧齐)的缘故;其间,还有符秦称帝,是因为其有得力的辅佐之臣,依仗王猛之力而致;元魏之所以最终能为中国的帝制君主,使悬于一线的中国礼乐王道于不坠,乃是孝文帝的功劳。至于,帝晋之后,又复帝刘宋的原因,则是“宋尝有树晋之功,有复中国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及后之齐梁陈三朝,表面上还在奉行可贵的礼乐制度,但已抽去了其精神实质,名存而实亡,王通因之说“中国之礼乐安在”?“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所以“卒不贵”,亦即《元经》因此而皆不许其为帝。至于东晋之后的五国,至陈朝亡而书五国并亡者,就是指这五代(五国)历传的礼乐文化也随之彻底灭亡了。以礼乐文化为标准,评价孰为“帝制”的标准,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王通所云的:“犹我中国之遗人也。”因之不能不尊中国,并重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王道与礼乐文化。于中可以看出《元经》论断南北的复杂逻辑和评点褒贬标准之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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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25 王通又认为,帝制虽是按照是否尊中国、行王道而定,但是帝制并不必然产生王道,这里所谓“帝制”,只是一个在衰乱之世不得已的权且称呼,“絜名索实”并不尽然;当时称帝者南北不一,《元经》大体定一个标准,“以断南北之疑”(究竟谁为正统的疑惑)。至于能不能真正合于王道政治,也许只有等待来者了。其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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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27 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后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杂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迹谲。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称之乎?政则苟简,岂若唐、虞三代之纯懿乎?是以富人则可,典礼则未。”薛收曰:“纯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来者之不如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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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29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问《元经》之帝何也?”子曰:“絜名索实,此不可去。其为帝,实失而名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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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31 子谓薛收、贾琼曰:“《春秋》、《元经》,其衰世之意乎?义直而微,言曲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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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33 文中子曰:“《小雅》尽废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经》所以续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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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35 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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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37 王通曾就《春秋》和《元经》所针对的不同的历史情势作过一个比较,据《中说·魏相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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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39 文中子曰:“《春秋》,一国之书也。其以天下有国,而王室不尊乎?故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经》,天下之书也。其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此《元经》之事也。”董常曰:“执小义妨大权,《春秋》《元经》之所罪与?”子曰:“斯谓皇之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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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41 文中子曰:“《元经》有常也:所正以道,于是乎见义。《元经》有变也:所行有适,于是乎见权。权义举而皇极立矣。”(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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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43 《春秋》是一国之书,所以“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而《元经》是天下之书,其时是天下既无定国,亦不明帝位(或“神器”)之所归,需要证之以“天命”人事以辨明之。这样就不可如董常所说“执小义妨大权”,而必须奉行历圣所传的“皇极大中”之道,以为指针。(不然就是“皇之不极”)。既守其“常”,又要把握“权变”之义,经权并用,而后才能树立起评判历史的“皇极大中”之道来。所以王通又说:“非至公不及史也。”(115)如《元经》之帝元魏,如果仅仅拘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常经,不知权变之义,或心存怀念南朝为衣冠礼仪之旧的私意,而不顾及是否奉行王道的实质,则不会有至公至正的胆识,以著成《元经》“帝元魏”这样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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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45 自宋以来,学者皆认《元经》其书于五代时散逸,传本乃宋代阮逸所伪造。最初致疑者为晁公武叔侄,《郡斋读书志》卷十于《元经》十卷条下谓:“按《崇文》无其目,疑逸依托为之。”(116)邵博于《闻见后录》卷五更记晁以道之言曰:“逸才辩莫敌,其拟《元经》等书,以欺一世之人不难也。”并述“逸尝以私稿视苏明允”(11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以其书《唐志》无目(按《新唐书·艺文志》有其目),书著于隋而人名避唐讳。为阮逸“心劳日拙,自不能掩”其伪撰的证据。《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史书“书名书字,例本互通”,不一定是避讳。但又举出“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矣”,并引陈师道《后山谈丛》等书亦记及“逸以稿本示苏询”事,说:“师道则笃行君子,断无妄语,所记谅不诬矣。”(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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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47 近人顾实作《古今伪书重考》则指出《元经》“自刘宋立国,始进魏于经,而南北并列。至刘宋亡,遂黜齐而进魏。尤为荒谬之极,揆诸《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之大义何在哉!则此书直无知妄作而已矣”。黄云眉《补证》引詹景风《詹氏小辨》曰:“《元经传》谓为薛收作,走谓经传悉伪也。何以明之?以是非于夺不明。”举晋贾后被废在后,而经文擅称庶人于前;帝王崩后始为庙号,而经文先称之,且在文中子卒后为证。黄云眉认为“此亦以书法攻《元经》之伪,甚当。”遂定“《元经》、《传》皆阮逸伪作无疑”。(119)自兹以往,迄无异说(余于刘蔚华主编之《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撰该章时,亦震于诸书之名而姑依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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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49 余尝三覆《元经》其书,历览古今诸辨,以为《元经》不伪,薛《传》亦复可观,而讶诸辨伪文字,理据何其薄弱而武断也。更辩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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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51 晁公武以《崇文总目》不载,因而致疑,尚属谨慎。公私书目失载,而其书后出,确实值得怀疑,然大抵多指年代久远者。《元经》及《续六经》诸书,至晚唐犹存,读皮日休、陆龟蒙文可知。学者也多认其散逸于五代之际。柳开即遍访其书不得。但这不能否定还另有藏书之家存有其书,建阳阮氏即是其一。据阮逸《文中子中说序》云:“逸家藏古编尤得精备”(120),其中既有《中说》“亦列十篇”。即有《中说》复有《元经》,又有何可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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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53 至于邵博、何薳、陈师道以“逸尝以私稿示苏询”。而断即其人伪撰,也不合情理。岂有作伪者,即欲“以欺一世人”,希冀其传,而肯明言此吾所伪撰者。其必以所加注之抄本示苏询也,何可遽断全书为伪?“笃行君子”所记诚不诬,而所断实误。苏洵既亲阅其书,岂能不辨真伪,而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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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55 陈直斋所举人名改字避讳事,本考书辨伪之小技,而《元经》只是以字代名,不属避讳,《提要》已辨之。而《提要》又以“书神虎门为神兽门”为无可置辨之证,只此一字之差,又焉知非薛收或王勃及包括阮逸在内的传抄者之笔误或妄改也。故知以上书目所云,显系猜测语,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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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57 至若顾实、詹景风所言,则涉及所谓“《春秋》书法”问题,然詹、顾实不谙《春秋》微言大义之书法。《春秋》书法,有经有权、有常有变、有进有退。即以夷夏之辨言之,诸夏之所以称诸夏者,以其礼乐文明;夷狄之所以称夷狄者,以其侵暴无信也。所以儒家要严夷夏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者,即所谓常经也。然而儒家又认为夷夏关系、地位是可以互相转变的。孔子曾欲居九夷,孟子所谓“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穀梁传》隐七年有云:“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戎者,卫也。戎卫者,以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其曰晋,狄之也,其狄之何?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故狄称之也”(121)。又,《公羊传》哀六年,“城邾娄葭”。何注云:“城者,取之也。邾娄未尝加非于鲁,而侮辱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鲁、卫、晋皆中原礼乐名国,而竟然“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诚如董仲舒所云:“《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清儒苏舆《义证》引韩愈与程子之言以证其说云:“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程子亦云:‘《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道,即夷之。是故卫而戎焉(隐七年),邾娄、牟葛(桓十五年)、郑、晋(昭三年)而狄焉。既内而我鲁,亦以城邾娄葭而狄焉(哀六年)。以此见中国夷狄之判,圣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然《春秋》于中国、大夷、小夷,各有名伦,不相假借,抑又谨于华夷之防。董子两明其义。宋胡安国诸人,以为《春秋》专重攘夷,固因时之论,得其一端耳。’”(122)此即后儒发明之《春秋》大义“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之精神所在。夷狄如能奉行中国之礼义制度,则可进而为中国;中国如弃绝礼乐文明,则应退而称夷狄。此处之进退,即是所谓的权变。这即是《春秋》大一统的根本义。亦即所谓的《春秋》大义。王通深契此义,故能黜萧齐而进元魏,这与王通的王道帝制思想是一致的,也说明王通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至于“南北并列”,宋、魏并进于经,则以其时南北皆属偏统故也。《春秋》书法,首以正统,次以偏统入经,余则伪统也。此又近于《公羊》新三统之说,与《中说》所述其著《元经》的旨趣也是相合的。“不得已而作”,正透露了王通以权变行褒贬的用意。权变亦即是反经而合于道。《中说·述史篇》载有通师弟之间关于《元经》的问答:董常曰:“敢问皇始之魏,帝晋何也?”子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是说元魏于皇始年间,虽然入主中国,但还没有奉行中国的礼义政治,故尚不能以中国正统称之。又问:“《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子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123)帝元魏的标准,即是以其推行了“天地有奉,生民有庇”的礼义政治。今本《元经》于宋亡时,《经》书:“升明三年禅位伪齐。”然后《经》书:“后魏孝文帝太和四年正月。”(124)表示其年始以魏为正统,齐为伪统。这都与上述《春秋》大一统以及三统说是契合的。《元经》效法《春秋》,即是取其编年史之体裁,行历史评价亦即褒贬之实,“是非予夺”是否公正,当然是首要问题,然如詹氏所指,先于其行事之年,书以其后废立之名。或如何焯所指“太元八年元经书‘秦符坚来寇,将军谢石、谢玄、谢琰、桓伊及符坚战于淝水,坚为幕容垂所败’。此直一文理不通人伪托也”。(125)按此例尚有元康七年《经》云:“梁王彤陷王师杀周处。”薛氏《传》曰:“梁王彤与处有隙,促令进军,绝其后不救,遂为贼所败。”(126)此则《经》《传》之不同也。且符坚为晋军所败;周处讨齐战殁,尽人所知。而坚之败、处之杀,实幕容垂、梁王彤有以致之。故《经》文舍其表面现象,而直追其根本之由,此又王氏新创之褒贬书法。薛收于《传》文中,已详释之,何独不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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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59 对于王通著史之深意,清初大儒顾炎武独能领会之,曾作《述古》诗以咏其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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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61 五国并时亡,世道当一变。扫地而更新,三王功可见。鼓琴歌有虞,钓者知其善。区区山泽间,道足开南面。天步未回旋,九州待龙战。空有济世心,生不逢尧禅。何必会风云,弟子皆英彦。俗史不知人,寥落儒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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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63 自注引“文中之书”(按,即引《中说》论《元经》语)云:“五国并时而亡,盖伤先王之道尽坠,故君子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扫地求更新也。”(127)看来,一代儒宗,同时作为考据与史学泰斗的顾炎武,对王通其人其书深信不疑,并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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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65 今本《元经》十卷,前九卷题为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后一卷旧题薛收撰,《四库提要》以为薛收续。然观第九卷开皇九年传文引文中子语后,有“薛收曰何谓也,曰天人相与之际,其可畏也。故君子备之”。又于卷末题“续《元经》后二十八年终”。阮逸注云:“如《春秋左传》至孔子卒。”则此书至此已收束。或薛收欲续而末续也。观末卷体例与前大不同,且薛收卒于唐武德七年,越二年高祖卒,诚如詹氏所指,何能与闻高祖庙号。且卷末记开皇元年文中子生,大误。知非薛收所撰,乃后人以狗尾续貂耳。然全书绝非逸所伪撰。逸本天圣间进士,又“才辩莫敌”,岂不能按《春秋》固有体例、笔法,伪撰一部毫无特色的《元经》,而故出上举新创之法,贻人疑窦?又薛《传》原本末完,《经》文亦多残阙,增窜之余地尚大,逸何不为之?即使其果欲伪撰此书,余非恐其才不逮,恐其不谙通、收著史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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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67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于《元经》条下引皮锡瑞《师伏堂笔记》对晁公武、陈振孙“阮逸伪作”说,所提出的质疑:“乃考《宋史》,有可疑者。太祖建隆三年诏令集议‘三礼’,吏部尚书张昭奏议中有云:‘臣等窃以刘向之论《洪范》,王通之作《元经》,非必挺圣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于教,亦为斐然。’据此奏议,则王通《元经》宋初已有其书。阮逸天圣五年进士,距建隆三年凡六十七年,当时逸尚未生,而奏议引之,则其书必出宋前。”(128)“阮逸伪作”说至此已经不攻自破,无庸再辨,而嘉锡犹为之迴护,实不足为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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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69 至此,可以下一个断论:王通《续六经》除《元经》今存外,其余至五代时已全部逸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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