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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47 近人顾实作《古今伪书重考》则指出《元经》“自刘宋立国，始进魏于经，而南北并列。至刘宋亡，遂黜齐而进魏。尤为荒谬之极，揆诸《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之大义何在哉！则此书直无知妄作而已矣”。黄云眉《补证》引詹景风《詹氏小辨》曰：“《元经传》谓为薛收作，走谓经传悉伪也。何以明之？以是非于夺不明。”举晋贾后被废在后，而经文擅称庶人于前；帝王崩后始为庙号，而经文先称之，且在文中子卒后为证。黄云眉认为“此亦以书法攻《元经》之伪，甚当。”遂定“《元经》、《传》皆阮逸伪作无疑”。(119)自兹以往，迄无异说（余于刘蔚华主编之《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撰该章时，亦震于诸书之名而姑依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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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49 余尝三覆《元经》其书，历览古今诸辨，以为《元经》不伪，薛《传》亦复可观，而讶诸辨伪文字，理据何其薄弱而武断也。更辩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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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51 晁公武以《崇文总目》不载，因而致疑，尚属谨慎。公私书目失载，而其书后出，确实值得怀疑，然大抵多指年代久远者。《元经》及《续六经》诸书，至晚唐犹存，读皮日休、陆龟蒙文可知。学者也多认其散逸于五代之际。柳开即遍访其书不得。但这不能否定还另有藏书之家存有其书，建阳阮氏即是其一。据阮逸《文中子中说序》云：“逸家藏古编尤得精备”(120)，其中既有《中说》“亦列十篇”。即有《中说》复有《元经》，又有何可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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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53 至于邵博、何薳、陈师道以“逸尝以私稿示苏询”。而断即其人伪撰，也不合情理。岂有作伪者，即欲“以欺一世人”，希冀其传，而肯明言此吾所伪撰者。其必以所加注之抄本示苏询也，何可遽断全书为伪？“笃行君子”所记诚不诬，而所断实误。苏洵既亲阅其书，岂能不辨真伪，而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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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55 陈直斋所举人名改字避讳事，本考书辨伪之小技，而《元经》只是以字代名，不属避讳，《提要》已辨之。而《提要》又以“书神虎门为神兽门”为无可置辨之证，只此一字之差，又焉知非薛收或王勃及包括阮逸在内的传抄者之笔误或妄改也。故知以上书目所云，显系猜测语，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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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57 至若顾实、詹景风所言，则涉及所谓“《春秋》书法”问题，然詹、顾实不谙《春秋》微言大义之书法。《春秋》书法，有经有权、有常有变、有进有退。即以夷夏之辨言之，诸夏之所以称诸夏者，以其礼乐文明；夷狄之所以称夷狄者，以其侵暴无信也。所以儒家要严夷夏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者，即所谓常经也。然而儒家又认为夷夏关系、地位是可以互相转变的。孔子曾欲居九夷，孟子所谓“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穀梁传》隐七年有云：“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戎者，卫也。戎卫者，以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其曰晋，狄之也，其狄之何？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故狄称之也”(121)。又，《公羊传》哀六年，“城邾娄葭”。何注云：“城者，取之也。邾娄未尝加非于鲁，而侮辱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鲁、卫、晋皆中原礼乐名国，而竟然“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诚如董仲舒所云：“《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清儒苏舆《义证》引韩愈与程子之言以证其说云：“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程子亦云：‘《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道，即夷之。是故卫而戎焉（隐七年），邾娄、牟葛（桓十五年）、郑、晋（昭三年）而狄焉。既内而我鲁，亦以城邾娄葭而狄焉（哀六年）。以此见中国夷狄之判，圣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然《春秋》于中国、大夷、小夷，各有名伦，不相假借，抑又谨于华夷之防。董子两明其义。宋胡安国诸人，以为《春秋》专重攘夷，固因时之论，得其一端耳。’”(122)此即后儒发明之《春秋》大义“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之精神所在。夷狄如能奉行中国之礼义制度，则可进而为中国；中国如弃绝礼乐文明，则应退而称夷狄。此处之进退，即是所谓的权变。这即是《春秋》大一统的根本义。亦即所谓的《春秋》大义。王通深契此义，故能黜萧齐而进元魏，这与王通的王道帝制思想是一致的，也说明王通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至于“南北并列”，宋、魏并进于经，则以其时南北皆属偏统故也。《春秋》书法，首以正统，次以偏统入经，余则伪统也。此又近于《公羊》新三统之说，与《中说》所述其著《元经》的旨趣也是相合的。“不得已而作”，正透露了王通以权变行褒贬的用意。权变亦即是反经而合于道。《中说·述史篇》载有通师弟之间关于《元经》的问答：董常曰：“敢问皇始之魏，帝晋何也？”子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是说元魏于皇始年间，虽然入主中国，但还没有奉行中国的礼义政治，故尚不能以中国正统称之。又问：“《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子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123)帝元魏的标准，即是以其推行了“天地有奉，生民有庇”的礼义政治。今本《元经》于宋亡时，《经》书：“升明三年禅位伪齐。”然后《经》书：“后魏孝文帝太和四年正月。”(124)表示其年始以魏为正统，齐为伪统。这都与上述《春秋》大一统以及三统说是契合的。《元经》效法《春秋》，即是取其编年史之体裁，行历史评价亦即褒贬之实，“是非予夺”是否公正，当然是首要问题，然如詹氏所指，先于其行事之年，书以其后废立之名。或如何焯所指“太元八年元经书‘秦符坚来寇，将军谢石、谢玄、谢琰、桓伊及符坚战于淝水，坚为幕容垂所败’。此直一文理不通人伪托也”。(125)按此例尚有元康七年《经》云：“梁王彤陷王师杀周处。”薛氏《传》曰：“梁王彤与处有隙，促令进军，绝其后不救，遂为贼所败。”(126)此则《经》《传》之不同也。且符坚为晋军所败；周处讨齐战殁，尽人所知。而坚之败、处之杀，实幕容垂、梁王彤有以致之。故《经》文舍其表面现象，而直追其根本之由，此又王氏新创之褒贬书法。薛收于《传》文中，已详释之，何独不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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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59 对于王通著史之深意，清初大儒顾炎武独能领会之，曾作《述古》诗以咏其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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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61 五国并时亡，世道当一变。扫地而更新，三王功可见。鼓琴歌有虞，钓者知其善。区区山泽间，道足开南面。天步未回旋，九州待龙战。空有济世心，生不逢尧禅。何必会风云，弟子皆英彦。俗史不知人，寥落儒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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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63 自注引“文中之书”（按，即引《中说》论《元经》语）云：“五国并时而亡，盖伤先王之道尽坠，故君子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扫地求更新也。”(127)看来，一代儒宗，同时作为考据与史学泰斗的顾炎武，对王通其人其书深信不疑，并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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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65 今本《元经》十卷，前九卷题为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后一卷旧题薛收撰，《四库提要》以为薛收续。然观第九卷开皇九年传文引文中子语后，有“薛收曰何谓也，曰天人相与之际，其可畏也。故君子备之”。又于卷末题“续《元经》后二十八年终”。阮逸注云：“如《春秋左传》至孔子卒。”则此书至此已收束。或薛收欲续而末续也。观末卷体例与前大不同，且薛收卒于唐武德七年，越二年高祖卒，诚如詹氏所指，何能与闻高祖庙号。且卷末记开皇元年文中子生，大误。知非薛收所撰，乃后人以狗尾续貂耳。然全书绝非逸所伪撰。逸本天圣间进士，又“才辩莫敌”，岂不能按《春秋》固有体例、笔法，伪撰一部毫无特色的《元经》，而故出上举新创之法，贻人疑窦？又薛《传》原本末完，《经》文亦多残阙，增窜之余地尚大，逸何不为之？即使其果欲伪撰此书，余非恐其才不逮，恐其不谙通、收著史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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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67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于《元经》条下引皮锡瑞《师伏堂笔记》对晁公武、陈振孙“阮逸伪作”说，所提出的质疑：“乃考《宋史》，有可疑者。太祖建隆三年诏令集议‘三礼’，吏部尚书张昭奏议中有云：‘臣等窃以刘向之论《洪范》，王通之作《元经》，非必挺圣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于教，亦为斐然。’据此奏议，则王通《元经》宋初已有其书。阮逸天圣五年进士，距建隆三年凡六十七年，当时逸尚未生，而奏议引之，则其书必出宋前。”(128)“阮逸伪作”说至此已经不攻自破，无庸再辨，而嘉锡犹为之迴护，实不足为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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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69 至此，可以下一个断论：王通《续六经》除《元经》今存外，其余至五代时已全部逸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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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71 三、《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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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73 《中说》，又称《文中子》或《文中子中说》十卷。旧题隋王通撰，实为门人纂集王通言行记录而成。初编者为程元、仇璋、董常和薛收，薛、姚曾撰写卷首与序言。王凝说：“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129)再编者为王凝。王福畤《王氏家书杂録》记有杜淹与王凝关于《中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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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75 时御史大夫杜淹谓仲父曰：“子，圣贤之弟也。有异闻乎？”仲父曰：“凝忝同气，昔亡兄讲道河汾，亦尝预于斯。然《六经》之外，无所闻也。”淹曰：“昔门人咸存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曰《中说》，兹书天下之昌言也，微而显，曲而当，旁贯大义，宏阐教源，门人请问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则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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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77 于是在杜淹属下任监察御史的王凝，开始搜寻门人记录，“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抵杂记。不著篇目，卷首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由王凝编集成册。最后成书于王福畤。王福畤将王凝授予他的《中说》“编为十篇，勒成十卷”。并制《序》以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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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79 又以《中说》授余曰：“先兄之绪言也。”余再拜曰：“《中说》之为教也，务约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论语》之记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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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81 余因而辨类分宗，编为十编，勒成十卷，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则访诸纪牒，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焉。且《六经》《中说》，于以观先君之事业，建义明道，垂则立训，知文中子之所为者，其天乎？年序浸远，朝廷事异，同志沦殂，帝阍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传子孙以为素业云尔。时贞观二十三年正月序。(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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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83 认为《中说》是王通平素为了“垂则立训”而言的“建义明道”之书。北宋阮逸阐述《中说》的意蕴说：“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甚至认为“文中子非荀、扬之比”，而赞同司空曙、柳开诸人将王通比拟孟子，称为“圣人”(131)。今观《中说》其书，其论道之不偏不依，在在深度和广度上，所达到的境界，确非诸子可比。说明王通是在固守周孔之道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易学变易之道与中庸思想，吸收融化吸收老庄的道论及其辨证方法，对儒家之道进行了更进步一步的深化与阐扬。王通所反对的是一切过与不及的思想行为，因之与法家的霸道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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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85 《中说》之《外传》今已不存。历代承认文中子实有其人其书的学者，也都认为其子福畤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甚而不惜造伪。元代吴师道说：“思福郊、福畤与其门人既傅会成书，当时耳目犹近，故藏于家而不敢出，意数世之后，殆不复有辨之者，故刘禹锡、李翱始举其名。”(132)说是“虚相夸饰”，是因为《中说》所言，别无佐证。以意度之或当如此。而如吴师道所言，则自福畤贞观二十三年编定《中说》起，至李翱生活的会昌年间近二百年，王氏必于六、七代间，父子兄弟世世以“此是伪书，幸勿外传”为诫，世间断无此等事理，实属厚诬古人。窃以为中唐以前，世之所重惟有经学，而王通之学乃儒学中之子学，子学的含义，依照刘勰所说：“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先秦诸子的著作内容极其宽泛，既有系统的学说体系，也有单一方面的技艺，以至于像伊尹以五味，师旷以五音，皆可以言治。子学的实质，正在于“入道见志”。先秦以迄后世，只要能“入道见志”的言论载籍，即可以子学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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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87 王通于儒门之内，六经之外，另辟蹊径，另立新说，“身与時舛，志共道申”，而与混杂虚诞诡辩之术的秦汉诸子不同，属于“恰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採正，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也”(133)。实为“入道见志”之子学，非徒传经说传之经师，故门人谥为子而不称先生（一般经师方称先生）。还是欧阳修分析得近理：文中子“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134)其所谓“诸儒”当是指孔颖达、颜师古诸人。是正统的经学家。以经学为主流的盛唐时代，其书不显，是必然的。迨至中晚唐时代，疑经之风起。韩、李、刘、柳以至皮日休、陆龟蒙辈，皆以道统自任，学风为之一变，其学实即儒家之子学。于是，《中说》也自然受到重视，并没什么可讶怪的。明儒焦竑就对王通的“拟圣”给予全面肯定。《焦氏笔乘》卷二云：“文中子动以孔子为师，其见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拟太过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悦，则其举止言动不觉尽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诗祖李、杜，文祖迁、固，未有非之者，独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135)朱熹曾评其书曰：“《中说》一书，如子弟记它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书是後人假讬，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假使悬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则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识，非凡人矣。”今按，《中说》所记王通议论行迹，并非模拟圣人言动的伪作，除个别传抄讹误外，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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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89 今本《中说》尚有附录六篇：《叙篇》（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杜淹撰）、《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关子明事》、《王氏家书杂录》。后四篇为王福畤撰述先人闻见及整理王通著述的过程，基本上也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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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491 《中说》北宋末时有阮逸注和龚鼎臣注两种刻本。今传世本皆系据阮本转抄、翻印。鼎本至南宋时犹存，后佚。此外尚有陈亮于南宋初年的类编本，正是参校阮、鼎两本而来，可惜此本亦佚。据陈亮云：“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则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与逸异。”(136)指出，阮龚互异之文，往往并无模仿《论语》之言。模拟之言，“此皆撰集《中说》者抄入之，将以张大其师，而不知反以为累”。(137)并认为房、魏、杜诸人“之于文中子，盖尝有师友之义矣”，问对之言为撰集者抄录之，而“皆曰门人弟子”。“夫文中子之道，岂待诸公而后重哉！可谓不知其师其父者也。”(138)《直斋书录解题》记有：“《中说注》十卷，正议大夫淄川龚鼎臣辅之撰，自甲之癸为十卷，而所谓前后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颇有删取。李格非跋云：龚自谓明道间得唐本于齐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余处。”(139)这二百余处异文，今已不可全知，仅据现存的资料看，鼎本明显地优于阮本。则后人只据阮本之文，便遽下论断，也就难免乎郢书燕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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