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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符秦逆。子曰：“晋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齐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晋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纣，齐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晋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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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皇始年间，虽然实行了一些仁政甚至礼乐，以致获得黎民的拥护，但是还有一些自然和社会条件并未具备，所以其还不能算是获得了“天命”的支持；“晋制命者之罪”，属于失去部分“天命”的例子。其所保有的是自然和社会条件，所失去的，恰恰是王道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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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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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元经》其以人事终乎，故止于陈亡。于是乎天人备矣。”薛收曰：“何谓也？”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故君子备之。”(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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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麟本是吉祥天道的象征，可是此时没有实行王道仁政的诸候，不具备顺应历史和人心的人为政治力量，“天道”来的不是时候；南朝的灭亡，并非没有自然和社会条件，缺乏的是实行王道仁政，收复失地的人为力量，最终还是不能自保而终至灭亡。天人关系如此微妙，所以王通感叹“天人之际，甚可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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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王通同时也将所著《元经》与孔子《春秋》，作了比较，两书虽都在于阐明天道人事（两者合而谓之“天命”），而《春秋》更侧重于“天道”，而《元经》则重点放在“人事”。两者合而观之，则天道人事（即“天命”）的道理，于是乎大备。认为“天人相与之际”的关系甚大而微妙，不能不谨慎对待。这就是君子著史的深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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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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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今之变是古代哲人致力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这方面王通也有许多精湛的见解。他认为即使已认识和把握了的王道原则或天人规律，也必须因时因地加以变通对待。否则事物将走向反面，认识到通变也是事物固有的规律，甚至就是“道”（普遍规律）的本质，如果执著不变，则是所谓的“器”（只有一方面功用的器物），而非无所不在的“道”了。如云：“通变之谓道，执方之谓器。”(163)道是运动变化的规律，通达其变就是把握住事物变化的规律，可以随时予以驾驭。器是静止固定的形体，执方是墨守常规的意思，固执其器就不适于移作他用。王通门人曾谈及他那篇“遵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掌上”的《太平十二策》。“薛收曰：‘辨矣乎？’董常曰：‘非辨也，理当然尔！’房玄龄请习十二策，子曰：‘时异事变，不足习也。’”(164)时异事变，圣王之道也要要随时变通，不可拘守。如说：“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让终焉。必也有圣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阔，不可格于后。夏、商之道直以简，故以放弑终焉。必也有圣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旷，不可制于下。”(165)认为既行的礼教法令也要依时势而变通。“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166)法教之善弊，完全取决于人如何地灵活把握。王通非常重视适应事物的变化，甚至说“非君子不可与语变。”(167)“权变”的思想当然来自孔孟，孔子云：“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168)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169)可见“变”并不是容易把握的。于是，王通又论证了常、变的关系，以及通变的标准和尺度。《中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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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元经》有常也，所正以道，于是乎见义；《元经》有变也，所行有适，于是乎见权。权、义举而皇极矣。(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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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道、义属于“常”，带有适应性和权衡性的适、权属于“变”，权和义的并举、常和变的统一便是皇极。皇极是最高层次的中道，所以又称大中。很显然，权变不能背离常道，道义也不可无权变，权变是中道不可或缺的题内应有之义，其标准和尺度便是中道。如说“《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道之谓乎？”(171)王通在谈到“帝王之制”时说：“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172)可见他是以“中”驭“变”的，通变即是守中行权而无悖于道义。关于这一思想，阮逸的解释颇得其神髓，兹录于此，以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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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下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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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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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问题是道德修养的核心或本源问题。王通的伦理思想便是以此为基点而展开的。他说：“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174)穷理是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而心是其源头。他还认为五常的根本在于人之“性”。《中说·述史篇》载：“薛收问仁。子曰：五常之始也。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175)王通没有谈人性善恶的问题，但性既为五常之本，当然也是善的了。王通大概是性善于情恶论者，所以他说：“以性制情者鲜矣。”(176)善恶的根源就在于性与情的分离，以及道心与人心的对立。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而预防之”。思过而预防就是以性制情，以便培育惟微的“道心”和抑制惟危的“人心”也即是“正其心”。王凝问：“《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道之谓乎？”(177)王通给予肯定的答复。他认为对于道心（仁心）的培植，不应是偶尔的欣羡，而应该精深地思虑、专一的坚持。这样，《尚书·大禹谟》中，被宋儒视为道德修养理论基石的十六字心传，便首先从王通开始引起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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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还引申《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语，作为道德修养的方法和程序。《中说》载：“子谓周公之道，曲而当，和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乎！”(178)《说卦传》关于修养的程序是：先穷理，然后尽性，最后至于命。而王通认为穷理之前应先“知命”。姚义转述其师的话说：“《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易》则玩神”。“先成诸已，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179)如前所述这里的“知命”和“至于命”是不同的概念。“知命”是对自己使命的认知，只有目标明确以后，神识才有所统归（不至于玩神）。“至于命”系指经“穷理”“尽性”之后，人的言行与天道冥合为一的人生境界。正如王通所说：“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180)通过知命、穷理、尽性，所达到的无忧无疑境界，已经接近了圣人之域。这样理解，就与姚义所述“成已备物，济近形远”的先后次序相一致了。在心性修养的方法论上，王通还提出了“诚”与“静”的概念，如“静以思道”，“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镇之以静则不行而谨。惟有道者能之”(181)等。这些，都有以启宋明理学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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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义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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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的义利之辨，不仅限于道德领域，而且涉及社会政治及礼制风俗等方面，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论述的范围则涉及道、德仁、义与名、利、私、欲的对立关系。是崇尚道德仁义，还是追求名利私欲，在王通看来，便是君子小人、古代美俗与当世颓风的区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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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学进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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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名尚利，小人哉！未见仁者而好名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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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见嗜义如嗜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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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利，不违害，不强交，不苟绝，惟有道者能之。(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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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关于君子小人之辨，完全以崇尚道义、还是名利作为分野的界限。虽没有多少新颖之处，但对当时儒生鄙俗，不孚人望，举世陷溺于争名夺利的风气而言，却不啻空谷跫音。但他不一概地排斥名利，他问学生姚义为何不去作官，姚义回答说“舍道以禄，义则未暇”，王通赞扬了他。倘能行道受禄，当然也就可取了。当时的朝臣率多名利之徒，所以王通批评说：“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难矣乎。”(183)大臣苏威好古物，钟鼎什物，无所不具，王通批评说：“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附庸风雅的真相。批评隋朝的繁征剧敛说：“多敛之国。其财必削。”批评当时的士风说：“士有靡衣鲜食者，吾未之见。”批评当时的社会风习说：“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可见当时民风士气的颓丧。对此，王通提出一系列矫风励俗的主张。《中说》载：“王孝逸谓子曰：‘天下皆争利弃义，吾独若之何？’子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184)又“闻难思解，见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185)“恶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为诈，我则好诈焉！”(186)学生仇璋问：“君子有争乎？”王通说：“见利争让，闻义争为。”(187)“言必忠，行必信，鼓以利害不动。”(188)当有人问：“志意修，骄宝贵；道义重，轻王侯，如何？”王通说：“彼此以自守。”(189)王通还说：“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190)这是对君子提出的最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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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王通从不反对功业，包括功利和功名。甚至唯恐功业不大。他解释《元经》何以帝元魏说：“有大功也。”认为治国为政就应该计功。尝自述家世云：“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191)，《中说》还载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则远。”(192)无论是出于安民、利民或畏民的目的，只要成就功业，效果都是相同的。如能遵照仁德的原则，则收功会愈加远大。他评价诸葛亮和王猛说：“功近而德远矣。”(193)认为二人德泽虽远，但可惜未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功。他对诸葛亮、王猛的功业和品德一向是很钦敬的，他说：“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国，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194)“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临事也断。”(195)在符秦时，“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196)可见激扬道义而不排斥功利，是王通义利论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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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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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以迄于隋，是佛、道二教昌盛的时代。局限于经学的儒学处在内外危机之中。当时有很多学者提出“三教合一”、“三教并用”和“平等三教”的主张，但多是站在佛教或道教为主的立场上；而坚持儒学立场的学者，又多拒绝接受和吸收佛、道，甚至主张灭佛废道。然而都无助于儒学摆脱困境。王通不仅从内部改造儒学的形态，而且对外提出以儒学为主导的“三教可一”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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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王通认为倡导儒、释、道三教只能有利于政治教化，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和责任绝不在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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