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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符秦逆。子曰:“晋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齐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晋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纣,齐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晋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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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皇始年间,虽然实行了一些仁政甚至礼乐,以致获得黎民的拥护,但是还有一些自然和社会条件并未具备,所以其还不能算是获得了“天命”的支持;“晋制命者之罪”,属于失去部分“天命”的例子。其所保有的是自然和社会条件,所失去的,恰恰是王道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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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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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元经》其以人事终乎,故止于陈亡。于是乎天人备矣。”薛收曰:“何谓也?”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故君子备之。”(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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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麟本是吉祥天道的象征,可是此时没有实行王道仁政的诸候,不具备顺应历史和人心的人为政治力量,“天道”来的不是时候;南朝的灭亡,并非没有自然和社会条件,缺乏的是实行王道仁政,收复失地的人为力量,最终还是不能自保而终至灭亡。天人关系如此微妙,所以王通感叹“天人之际,甚可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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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王通同时也将所著《元经》与孔子《春秋》,作了比较,两书虽都在于阐明天道人事(两者合而谓之“天命”),而《春秋》更侧重于“天道”,而《元经》则重点放在“人事”。两者合而观之,则天道人事(即“天命”)的道理,于是乎大备。认为“天人相与之际”的关系甚大而微妙,不能不谨慎对待。这就是君子著史的深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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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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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今之变是古代哲人致力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这方面王通也有许多精湛的见解。他认为即使已认识和把握了的王道原则或天人规律,也必须因时因地加以变通对待。否则事物将走向反面,认识到通变也是事物固有的规律,甚至就是“道”(普遍规律)的本质,如果执著不变,则是所谓的“器”(只有一方面功用的器物),而非无所不在的“道”了。如云:“通变之谓道,执方之谓器。”(163)道是运动变化的规律,通达其变就是把握住事物变化的规律,可以随时予以驾驭。器是静止固定的形体,执方是墨守常规的意思,固执其器就不适于移作他用。王通门人曾谈及他那篇“遵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掌上”的《太平十二策》。“薛收曰:‘辨矣乎?’董常曰:‘非辨也,理当然尔!’房玄龄请习十二策,子曰:‘时异事变,不足习也。’”(164)时异事变,圣王之道也要要随时变通,不可拘守。如说:“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让终焉。必也有圣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阔,不可格于后。夏、商之道直以简,故以放弑终焉。必也有圣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旷,不可制于下。”(165)认为既行的礼教法令也要依时势而变通。“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166)法教之善弊,完全取决于人如何地灵活把握。王通非常重视适应事物的变化,甚至说“非君子不可与语变。”(167)“权变”的思想当然来自孔孟,孔子云:“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168)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169)可见“变”并不是容易把握的。于是,王通又论证了常、变的关系,以及通变的标准和尺度。《中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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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元经》有常也,所正以道,于是乎见义;《元经》有变也,所行有适,于是乎见权。权、义举而皇极矣。(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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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道、义属于“常”,带有适应性和权衡性的适、权属于“变”,权和义的并举、常和变的统一便是皇极。皇极是最高层次的中道,所以又称大中。很显然,权变不能背离常道,道义也不可无权变,权变是中道不可或缺的题内应有之义,其标准和尺度便是中道。如说“《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道之谓乎?”(171)王通在谈到“帝王之制”时说:“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172)可见他是以“中”驭“变”的,通变即是守中行权而无悖于道义。关于这一思想,阮逸的解释颇得其神髓,兹录于此,以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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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下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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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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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问题是道德修养的核心或本源问题。王通的伦理思想便是以此为基点而展开的。他说:“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174)穷理是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而心是其源头。他还认为五常的根本在于人之“性”。《中说·述史篇》载:“薛收问仁。子曰:五常之始也。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175)王通没有谈人性善恶的问题,但性既为五常之本,当然也是善的了。王通大概是性善于情恶论者,所以他说:“以性制情者鲜矣。”(176)善恶的根源就在于性与情的分离,以及道心与人心的对立。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而预防之”。思过而预防就是以性制情,以便培育惟微的“道心”和抑制惟危的“人心”也即是“正其心”。王凝问:“《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道之谓乎?”(177)王通给予肯定的答复。他认为对于道心(仁心)的培植,不应是偶尔的欣羡,而应该精深地思虑、专一的坚持。这样,《尚书·大禹谟》中,被宋儒视为道德修养理论基石的十六字心传,便首先从王通开始引起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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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还引申《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语,作为道德修养的方法和程序。《中说》载:“子谓周公之道,曲而当,和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乎!”(178)《说卦传》关于修养的程序是:先穷理,然后尽性,最后至于命。而王通认为穷理之前应先“知命”。姚义转述其师的话说:“《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易》则玩神”。“先成诸已,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179)如前所述这里的“知命”和“至于命”是不同的概念。“知命”是对自己使命的认知,只有目标明确以后,神识才有所统归(不至于玩神)。“至于命”系指经“穷理”“尽性”之后,人的言行与天道冥合为一的人生境界。正如王通所说:“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180)通过知命、穷理、尽性,所达到的无忧无疑境界,已经接近了圣人之域。这样理解,就与姚义所述“成已备物,济近形远”的先后次序相一致了。在心性修养的方法论上,王通还提出了“诚”与“静”的概念,如“静以思道”,“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镇之以静则不行而谨。惟有道者能之”(181)等。这些,都有以启宋明理学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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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义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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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的义利之辨,不仅限于道德领域,而且涉及社会政治及礼制风俗等方面,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论述的范围则涉及道、德仁、义与名、利、私、欲的对立关系。是崇尚道德仁义,还是追求名利私欲,在王通看来,便是君子小人、古代美俗与当世颓风的区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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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学进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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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名尚利,小人哉!未见仁者而好名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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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见嗜义如嗜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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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利,不违害,不强交,不苟绝,惟有道者能之。(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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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关于君子小人之辨,完全以崇尚道义、还是名利作为分野的界限。虽没有多少新颖之处,但对当时儒生鄙俗,不孚人望,举世陷溺于争名夺利的风气而言,却不啻空谷跫音。但他不一概地排斥名利,他问学生姚义为何不去作官,姚义回答说“舍道以禄,义则未暇”,王通赞扬了他。倘能行道受禄,当然也就可取了。当时的朝臣率多名利之徒,所以王通批评说:“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难矣乎。”(183)大臣苏威好古物,钟鼎什物,无所不具,王通批评说:“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附庸风雅的真相。批评隋朝的繁征剧敛说:“多敛之国。其财必削。”批评当时的士风说:“士有靡衣鲜食者,吾未之见。”批评当时的社会风习说:“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可见当时民风士气的颓丧。对此,王通提出一系列矫风励俗的主张。《中说》载:“王孝逸谓子曰:‘天下皆争利弃义,吾独若之何?’子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184)又“闻难思解,见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185)“恶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为诈,我则好诈焉!”(186)学生仇璋问:“君子有争乎?”王通说:“见利争让,闻义争为。”(187)“言必忠,行必信,鼓以利害不动。”(188)当有人问:“志意修,骄宝贵;道义重,轻王侯,如何?”王通说:“彼此以自守。”(189)王通还说:“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190)这是对君子提出的最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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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王通从不反对功业,包括功利和功名。甚至唯恐功业不大。他解释《元经》何以帝元魏说:“有大功也。”认为治国为政就应该计功。尝自述家世云:“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191),《中说》还载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则远。”(192)无论是出于安民、利民或畏民的目的,只要成就功业,效果都是相同的。如能遵照仁德的原则,则收功会愈加远大。他评价诸葛亮和王猛说:“功近而德远矣。”(193)认为二人德泽虽远,但可惜未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功。他对诸葛亮、王猛的功业和品德一向是很钦敬的,他说:“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国,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194)“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临事也断。”(195)在符秦时,“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196)可见激扬道义而不排斥功利,是王通义利论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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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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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以迄于隋,是佛、道二教昌盛的时代。局限于经学的儒学处在内外危机之中。当时有很多学者提出“三教合一”、“三教并用”和“平等三教”的主张,但多是站在佛教或道教为主的立场上;而坚持儒学立场的学者,又多拒绝接受和吸收佛、道,甚至主张灭佛废道。然而都无助于儒学摆脱困境。王通不仅从内部改造儒学的形态,而且对外提出以儒学为主导的“三教可一”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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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王通认为倡导儒、释、道三教只能有利于政治教化,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和责任绝不在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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