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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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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往往对此语首句致疑。李慈铭曰：“秦焚诗书，何反云“盛”？以三句文推之，秦为周字之误。”(197)然而“周”实不为《诗》、《书》盛而灭。还当以“秦”字为是。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谓：“秦焚诗书之文，诗书之道盛于天下，秦安得灭乎？”(198)是说秦虽焚书，而诗书之道早已深入人心，不因秦火而遂不“盛”也。然而诗书虽盛于世，而独不行于秦政。是以秦世之灭，实乃秦政弃诗书之道，而反行焚坑之虐，故曰“非仲尼之罪也”。诗书道盛而反灭之，正与晋、梁奉行道、佛，而偏入“虚玄”与“斋戒”之途相近。因之晋梁之亡，非因佛、道之教盛行所致，恰是因为未能把握其有益于教化的精神实质，流入歧途，遂使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而导致丧乱和败亡。王通在这里对佛、道二教的辩护，并不等于他对二教的全盘肯定。他对佛道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据《中说》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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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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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佛教是西方圣人之教，但在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至“中国则泥”，（泥滞难行或拘泥于一端），虽极力推行仍然会有产生许多不适应的矛盾。关于道教，王通未作正面的肯定。其弟子仇璋以老子主张的三宝：慈、俭、不为天下先，为“君子之则”。王通表示赞赏。“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斥责道教长生成仙的道术为贪得无厌，对政治当然也不会产生好的影响。而“仁义不修、孝悌不立”两条，可以视为王通对佛道二教的斥责和批评，可谓深中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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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长期以来，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纷争，尤其是佛、道二教影响政治、经济的局面，是必须拿出解决方案的。当时有一种观点，主张将三教并用于政治，学生以此为问，王通给予了否定。《中说》载有他与弟子的对话：“程元曰：‘三教如何？’子曰：‘政恶多门久矣。’”佛道二教从各种渠道对政治施加影响，正触犯了“政恶多门”的古训，当然是不可以的。那么，废除佛、道二教是否可以呢？王通根据历史的经验，认为也难行通。《中说》同篇载其继续答问：“曰：‘废之如何？’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200)真君、建德分别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年号。二帝都曾用行政手段废毁佛教，周武帝还将道教一起废除。但他们下一代皇帝又都变本加厉地推崇佛教。有鉴于此，所以王通认为强行废除，“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达不到预期目的，不可行亦不可废，然则若何？王通提出一个疏导融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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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这一思想方法显然是得自先哲和家学的影响。他说：“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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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认为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长者之言。所谓不可废而各有弊的九流，在当时不仅指佛、道二教，也包括儒学在内。更何况“执方无善教”，儒学也不例外。所以他企盼能有“圆机之士”、“皇极之主”，与其“共言九流”、“共叙九畴”，以圆通“不可废”而又“各有弊”的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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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教可以圆融的基础上，王通提出了“三教可一”的思想。《中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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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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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谠义》即其祖王杰所著的《皇极谠义》，《洪范》是《尚书》的篇名，皇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为大中之道。该篇要求君王在制定大法时，应无偏无党地理顺各种关系，并使之会归有极。结合《中说·王道篇》所言，《皇极谠义》的主旨，应是以大中之道为标准，而“言三才之去就的”(203)王通习读该文，从这里领悟了处理三教关系的原则和方法，认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是怎样可一呢？当然是一之于儒家、一之于皇极大中之道了。“可一”是一致之意，不是合一。三教一致，没有纷争，不交相扰民，故称“使民不倦”。都说明王通是经过揆理度势，站在更高的层次来认识对待三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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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河汾之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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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汾之学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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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以前，除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时代变革，王纲失纽，王官之学散在四裔；又由于货币的普及，学者得以四方游动，交流思想论辩学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时代，学派蔚起，学者辈出，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继秦火之后，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被确立为主流文化，于是出现以经学为主和以儒家为主体融汇百家的学术现象。但是由于当时的经学主要由官学和家学传播，严格遵守师法和家法，所以未能形成新的思想流派。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打破师法与家学的界限，讲学之风大兴，此时虽有玄学产生，而儒学所形成的学派，也仅限于经学内部而已（如荆州学派）。至隋王通挺起于河汾之间，承六代之家学，遍访名师，融贯南北，感世道之凌夷，儒学废毁，乃退居于龙门，立教于河汾，于政统之外，另立学统与道统，承担起传习儒家正统文化，培养国家治世人才的历史重任。河汾学派于是乎蔚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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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汾学统，一直是中国学术史的长河之上，一条若隐若现的学术流派，时而裹挟着廓清阴霾的时代风云，波澜壮阔，电闪雷鸣，照彻人们的心灵；时而又突然消失在历史时空的旷野之中，残流剩水，蔓草荒烟，让人们怀疑他曾经的存在。徒然让人望风怀想，发思古之幽情。然而，即使被深埋尘封的历史真相，终究有其蛛丝马迹可循，只要本着索隐钩玄，疏通知远的治学精神，披沙拣金，沿波讨源，仍然可以寻绎出隐没在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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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结束了三百年祸乱相仍的分裂动乱统一全国之后，一直没有认真总结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没有建立起长治久安的鸿猷大略。文中子秀才及第，给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仍不见用之后，已经看到这一政权必将走向衰乱，历史还将重蹈覆辙。于是毅然东归，隐退林下，著书立说，立教河汾，讲论经纶。意在考论历代治乱之由，追寻人世大道根源，为救时拯溺，兴复礼乐，培养治世人才，传承儒学精义。以其天纵秉赋，继承六代家学，问道当世高贤，遍续儒家经典，思想学问才华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巅，其学思行为又深切地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故能以年轻的资质，远播的才名，吸引了大批同侪俊彦年长宿儒前来执经问道，河汾学统于焉而兴，河汾道统于焉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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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通射科高第，献策宫阕，汲汲用世的思想和行为，不能庸俗地理解为追求高官厚禄，家族荣耀。实乃意欲辅佐明君，襄成治化。孟子引述曾子的话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204)但是有德者亦须有其位，不然虽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诚如刘向所谓“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205)。可惜对于王通所上《十二策》，“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中说·关朗篇》）然而，在儒者看来，“道”虽然不能行之于当世，仍可以传诸后人；虽不能行之于朝廷之上，只要有道德在躬，即使身处江湖之远，依然可以“以德抗位”。这不仅是人格的尊严，也是真理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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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以来的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施行时，一般都不会优柔取容，而是果断地求去，于公则实为等待将来施展抱负的时机；于己则是保持人格独立的尊严，所谓居易以俟命，退避以待时。并非消极对抗，而是开诚布公信守操持的表现。或者主动离开中枢机关，或者退隐江湖，著书讲学。王通屡征不起，乃是看透隋朝君臣不可能按照自己提出的主张重整朝政，于是效法孔子退而著书教学，为治世建立宏纲大本。对这一政权的绝望，他的退居讲学则已是准备在为将乱之后，如何建立新的治世培养人才。这确是时代最大最紧迫的需求。河汾学派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王通的续六经完全是为了如何拨乱反正，而寻求总结自汉魏以来治乱的历史经验，不仅仅是文化志趣和文化建设，而是在新的情势下如何指导建设以及建设一种什么文化的问题。所以王通的退隐讲学与南北朝以来朝野盛行的讲学之风不同，虽然彼时公私讲学之风甚盛，求学者不远千里，动辄百千成群。无论北学如何地质朴，南学如何地深芜，但大都是对既有经传的疏解。毫不涉及现实实际问题的解决，也不涉及对社会人生形上层面的追问，因之也不可能有对古代经典的义理有更多的阐释与发明，难于解决自五胡乱华以来社会动乱政权更迭以及对人生境遇心灵安顿等重大社会理论问题对人们造成的困惑，更不能满足有识之士对现实出路实际解决之道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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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龙门立教，使河汾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术中心，还由于他少负才名十八岁即秀才及第和上《太平十二策》的名气；以及看准最高统治集团不能有所作为的现实，毅然引退的高尚风操。王通的思想行为，吸引了同样对现实失望而又负有四方之志的青年才俊，以及对社会人生终极大道深感困惑的经师宿儒前来求学问道，说明河汾能够在隋末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恰恰是因为适应了时代变革和人心所向的这一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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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是隋代大儒也是著名的隐士。隐士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画卷上，是一道清幽的风景，有学者认为隐士是道家的社会基础，隐士都是道家人物，其实古代隐士的成分十分复杂，非仅道家而已。只是退隐对道家而言是其常态，他们都是所谓的世外高人。儒家在不能实现志愿的时候，也是提倡退隐的。最著名的隐士是陶渊明，在南窗以寄傲的静穆之中，依然“猛志固长在”，谁能说他是道家呢？不过无论哪一家的隐士，他们的共同点都应该属于《易经·蛊卦》所说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贤者。如果说陶渊明的隐退还是为了怡情适志，那么，王通的隐逸则并非纯是为了忧时愤世的退避，而是为了积极地寻求救国拯时为民立极的方略和学问。魏征撰《隋书·隐逸传论》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曒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206)孔子所赞许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207)正是指的这样一些“安时处顺，与物无私”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的隐退只是“避地”，而非“避世”。在春秋时代，孔子的周游列国以及退而修《诗》、《书》、《礼》、《乐》，著《易传》和《春秋》，教授生徒，传播仁义学说。非但不是“避世”，而恰恰是更为积极地用世。孔子所修订撰述的经典，特别是《春秋》，至汉代已被奉为治理国家、改革制度、断案决狱、移风易俗的大经大法。故在当时，孔子有“素王”之称，《春秋》有“为汉立法”之说。他所创立的学派，甚至被置于独尊的地位。汉朝国力的强盛和长治久安，与奉行儒家文化的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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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衰乱之世的王通，服膺儒术，宗师孔孟，意欲挽救世乱，再启机运。故尔效法孔子，著书论道，授徒讲学，亦欲为后世立法，为治世培养人才，维系传自尧舜孔孟的道统学统于不坠。其言谈举止处处以孔子为法，以致达到规行矩步，惟妙惟肖的程度。其学术思想于儒家精义时有发明，穷深研几，超前启后，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故尔当时有“王孔子”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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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载有王通论隐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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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仲长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会逢其适也，焉知其可？”子曰：“达人哉，隐居放言也！”子光退谓董、薛曰：“子之师，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与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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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收问隐。子曰：“至人天隐，其次地隐，其次名隐。”(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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