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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问题是道德修养的核心或本源问题。王通的伦理思想便是以此为基点而展开的。他说：“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174)穷理是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而心是其源头。他还认为五常的根本在于人之“性”。《中说·述史篇》载：“薛收问仁。子曰：五常之始也。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175)王通没有谈人性善恶的问题，但性既为五常之本，当然也是善的了。王通大概是性善于情恶论者，所以他说：“以性制情者鲜矣。”(176)善恶的根源就在于性与情的分离，以及道心与人心的对立。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而预防之”。思过而预防就是以性制情，以便培育惟微的“道心”和抑制惟危的“人心”也即是“正其心”。王凝问：“《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道之谓乎？”(177)王通给予肯定的答复。他认为对于道心（仁心）的培植，不应是偶尔的欣羡，而应该精深地思虑、专一的坚持。这样，《尚书·大禹谟》中，被宋儒视为道德修养理论基石的十六字心传，便首先从王通开始引起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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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还引申《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语，作为道德修养的方法和程序。《中说》载：“子谓周公之道，曲而当，和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乎！”(178)《说卦传》关于修养的程序是：先穷理，然后尽性，最后至于命。而王通认为穷理之前应先“知命”。姚义转述其师的话说：“《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易》则玩神”。“先成诸已，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179)如前所述这里的“知命”和“至于命”是不同的概念。“知命”是对自己使命的认知，只有目标明确以后，神识才有所统归（不至于玩神）。“至于命”系指经“穷理”“尽性”之后，人的言行与天道冥合为一的人生境界。正如王通所说：“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180)通过知命、穷理、尽性，所达到的无忧无疑境界，已经接近了圣人之域。这样理解，就与姚义所述“成已备物，济近形远”的先后次序相一致了。在心性修养的方法论上，王通还提出了“诚”与“静”的概念，如“静以思道”，“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镇之以静则不行而谨。惟有道者能之”(181)等。这些，都有以启宋明理学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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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义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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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的义利之辨，不仅限于道德领域，而且涉及社会政治及礼制风俗等方面，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论述的范围则涉及道、德仁、义与名、利、私、欲的对立关系。是崇尚道德仁义，还是追求名利私欲，在王通看来，便是君子小人、古代美俗与当世颓风的区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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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学进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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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名尚利，小人哉！未见仁者而好名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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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见嗜义如嗜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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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利，不违害，不强交，不苟绝，惟有道者能之。(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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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关于君子小人之辨，完全以崇尚道义、还是名利作为分野的界限。虽没有多少新颖之处，但对当时儒生鄙俗，不孚人望，举世陷溺于争名夺利的风气而言，却不啻空谷跫音。但他不一概地排斥名利，他问学生姚义为何不去作官，姚义回答说“舍道以禄，义则未暇”，王通赞扬了他。倘能行道受禄，当然也就可取了。当时的朝臣率多名利之徒，所以王通批评说：“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难矣乎。”(183)大臣苏威好古物，钟鼎什物，无所不具，王通批评说：“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附庸风雅的真相。批评隋朝的繁征剧敛说：“多敛之国。其财必削。”批评当时的士风说：“士有靡衣鲜食者，吾未之见。”批评当时的社会风习说：“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可见当时民风士气的颓丧。对此，王通提出一系列矫风励俗的主张。《中说》载：“王孝逸谓子曰：‘天下皆争利弃义，吾独若之何？’子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184)又“闻难思解，见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185)“恶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为诈，我则好诈焉！”(186)学生仇璋问：“君子有争乎？”王通说：“见利争让，闻义争为。”(187)“言必忠，行必信，鼓以利害不动。”(188)当有人问：“志意修，骄宝贵；道义重，轻王侯，如何？”王通说：“彼此以自守。”(189)王通还说：“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190)这是对君子提出的最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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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王通从不反对功业，包括功利和功名。甚至唯恐功业不大。他解释《元经》何以帝元魏说：“有大功也。”认为治国为政就应该计功。尝自述家世云：“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191)，《中说》还载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则远。”(192)无论是出于安民、利民或畏民的目的，只要成就功业，效果都是相同的。如能遵照仁德的原则，则收功会愈加远大。他评价诸葛亮和王猛说：“功近而德远矣。”(193)认为二人德泽虽远，但可惜未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功。他对诸葛亮、王猛的功业和品德一向是很钦敬的，他说：“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国，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194)“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临事也断。”(195)在符秦时，“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196)可见激扬道义而不排斥功利，是王通义利论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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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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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以迄于隋，是佛、道二教昌盛的时代。局限于经学的儒学处在内外危机之中。当时有很多学者提出“三教合一”、“三教并用”和“平等三教”的主张，但多是站在佛教或道教为主的立场上；而坚持儒学立场的学者，又多拒绝接受和吸收佛、道，甚至主张灭佛废道。然而都无助于儒学摆脱困境。王通不仅从内部改造儒学的形态，而且对外提出以儒学为主导的“三教可一”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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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王通认为倡导儒、释、道三教只能有利于政治教化，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和责任绝不在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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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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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往往对此语首句致疑。李慈铭曰：“秦焚诗书，何反云“盛”？以三句文推之，秦为周字之误。”(197)然而“周”实不为《诗》、《书》盛而灭。还当以“秦”字为是。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谓：“秦焚诗书之文，诗书之道盛于天下，秦安得灭乎？”(198)是说秦虽焚书，而诗书之道早已深入人心，不因秦火而遂不“盛”也。然而诗书虽盛于世，而独不行于秦政。是以秦世之灭，实乃秦政弃诗书之道，而反行焚坑之虐，故曰“非仲尼之罪也”。诗书道盛而反灭之，正与晋、梁奉行道、佛，而偏入“虚玄”与“斋戒”之途相近。因之晋梁之亡，非因佛、道之教盛行所致，恰是因为未能把握其有益于教化的精神实质，流入歧途，遂使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而导致丧乱和败亡。王通在这里对佛、道二教的辩护，并不等于他对二教的全盘肯定。他对佛道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据《中说》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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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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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佛教是西方圣人之教，但在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至“中国则泥”，（泥滞难行或拘泥于一端），虽极力推行仍然会有产生许多不适应的矛盾。关于道教，王通未作正面的肯定。其弟子仇璋以老子主张的三宝：慈、俭、不为天下先，为“君子之则”。王通表示赞赏。“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斥责道教长生成仙的道术为贪得无厌，对政治当然也不会产生好的影响。而“仁义不修、孝悌不立”两条，可以视为王通对佛道二教的斥责和批评，可谓深中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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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长期以来，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纷争，尤其是佛、道二教影响政治、经济的局面，是必须拿出解决方案的。当时有一种观点，主张将三教并用于政治，学生以此为问，王通给予了否定。《中说》载有他与弟子的对话：“程元曰：‘三教如何？’子曰：‘政恶多门久矣。’”佛道二教从各种渠道对政治施加影响，正触犯了“政恶多门”的古训，当然是不可以的。那么，废除佛、道二教是否可以呢？王通根据历史的经验，认为也难行通。《中说》同篇载其继续答问：“曰：‘废之如何？’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200)真君、建德分别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年号。二帝都曾用行政手段废毁佛教，周武帝还将道教一起废除。但他们下一代皇帝又都变本加厉地推崇佛教。有鉴于此，所以王通认为强行废除，“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达不到预期目的，不可行亦不可废，然则若何？王通提出一个疏导融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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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这一思想方法显然是得自先哲和家学的影响。他说：“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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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认为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长者之言。所谓不可废而各有弊的九流，在当时不仅指佛、道二教，也包括儒学在内。更何况“执方无善教”，儒学也不例外。所以他企盼能有“圆机之士”、“皇极之主”，与其“共言九流”、“共叙九畴”，以圆通“不可废”而又“各有弊”的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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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教可以圆融的基础上，王通提出了“三教可一”的思想。《中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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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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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谠义》即其祖王杰所著的《皇极谠义》，《洪范》是《尚书》的篇名，皇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为大中之道。该篇要求君王在制定大法时，应无偏无党地理顺各种关系，并使之会归有极。结合《中说·王道篇》所言，《皇极谠义》的主旨，应是以大中之道为标准，而“言三才之去就的”(203)王通习读该文，从这里领悟了处理三教关系的原则和方法，认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是怎样可一呢？当然是一之于儒家、一之于皇极大中之道了。“可一”是一致之意，不是合一。三教一致，没有纷争，不交相扰民，故称“使民不倦”。都说明王通是经过揆理度势，站在更高的层次来认识对待三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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