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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名尚利,小人哉!未见仁者而好名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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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见嗜义如嗜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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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利,不违害,不强交,不苟绝,惟有道者能之。(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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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关于君子小人之辨,完全以崇尚道义、还是名利作为分野的界限。虽没有多少新颖之处,但对当时儒生鄙俗,不孚人望,举世陷溺于争名夺利的风气而言,却不啻空谷跫音。但他不一概地排斥名利,他问学生姚义为何不去作官,姚义回答说“舍道以禄,义则未暇”,王通赞扬了他。倘能行道受禄,当然也就可取了。当时的朝臣率多名利之徒,所以王通批评说:“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难矣乎。”(183)大臣苏威好古物,钟鼎什物,无所不具,王通批评说:“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附庸风雅的真相。批评隋朝的繁征剧敛说:“多敛之国。其财必削。”批评当时的士风说:“士有靡衣鲜食者,吾未之见。”批评当时的社会风习说:“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可见当时民风士气的颓丧。对此,王通提出一系列矫风励俗的主张。《中说》载:“王孝逸谓子曰:‘天下皆争利弃义,吾独若之何?’子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184)又“闻难思解,见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185)“恶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为诈,我则好诈焉!”(186)学生仇璋问:“君子有争乎?”王通说:“见利争让,闻义争为。”(187)“言必忠,行必信,鼓以利害不动。”(188)当有人问:“志意修,骄宝贵;道义重,轻王侯,如何?”王通说:“彼此以自守。”(189)王通还说:“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190)这是对君子提出的最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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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王通从不反对功业,包括功利和功名。甚至唯恐功业不大。他解释《元经》何以帝元魏说:“有大功也。”认为治国为政就应该计功。尝自述家世云:“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191),《中说》还载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则远。”(192)无论是出于安民、利民或畏民的目的,只要成就功业,效果都是相同的。如能遵照仁德的原则,则收功会愈加远大。他评价诸葛亮和王猛说:“功近而德远矣。”(193)认为二人德泽虽远,但可惜未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功。他对诸葛亮、王猛的功业和品德一向是很钦敬的,他说:“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国,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194)“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临事也断。”(195)在符秦时,“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196)可见激扬道义而不排斥功利,是王通义利论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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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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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以迄于隋,是佛、道二教昌盛的时代。局限于经学的儒学处在内外危机之中。当时有很多学者提出“三教合一”、“三教并用”和“平等三教”的主张,但多是站在佛教或道教为主的立场上;而坚持儒学立场的学者,又多拒绝接受和吸收佛、道,甚至主张灭佛废道。然而都无助于儒学摆脱困境。王通不仅从内部改造儒学的形态,而且对外提出以儒学为主导的“三教可一”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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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王通认为倡导儒、释、道三教只能有利于政治教化,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和责任绝不在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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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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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往往对此语首句致疑。李慈铭曰:“秦焚诗书,何反云“盛”?以三句文推之,秦为周字之误。”(197)然而“周”实不为《诗》、《书》盛而灭。还当以“秦”字为是。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谓:“秦焚诗书之文,诗书之道盛于天下,秦安得灭乎?”(198)是说秦虽焚书,而诗书之道早已深入人心,不因秦火而遂不“盛”也。然而诗书虽盛于世,而独不行于秦政。是以秦世之灭,实乃秦政弃诗书之道,而反行焚坑之虐,故曰“非仲尼之罪也”。诗书道盛而反灭之,正与晋、梁奉行道、佛,而偏入“虚玄”与“斋戒”之途相近。因之晋梁之亡,非因佛、道之教盛行所致,恰是因为未能把握其有益于教化的精神实质,流入歧途,遂使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而导致丧乱和败亡。王通在这里对佛、道二教的辩护,并不等于他对二教的全盘肯定。他对佛道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据《中说》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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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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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佛教是西方圣人之教,但在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至“中国则泥”,(泥滞难行或拘泥于一端),虽极力推行仍然会有产生许多不适应的矛盾。关于道教,王通未作正面的肯定。其弟子仇璋以老子主张的三宝:慈、俭、不为天下先,为“君子之则”。王通表示赞赏。“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斥责道教长生成仙的道术为贪得无厌,对政治当然也不会产生好的影响。而“仁义不修、孝悌不立”两条,可以视为王通对佛道二教的斥责和批评,可谓深中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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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长期以来,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纷争,尤其是佛、道二教影响政治、经济的局面,是必须拿出解决方案的。当时有一种观点,主张将三教并用于政治,学生以此为问,王通给予了否定。《中说》载有他与弟子的对话:“程元曰:‘三教如何?’子曰:‘政恶多门久矣。’”佛道二教从各种渠道对政治施加影响,正触犯了“政恶多门”的古训,当然是不可以的。那么,废除佛、道二教是否可以呢?王通根据历史的经验,认为也难行通。《中说》同篇载其继续答问:“曰:‘废之如何?’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200)真君、建德分别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年号。二帝都曾用行政手段废毁佛教,周武帝还将道教一起废除。但他们下一代皇帝又都变本加厉地推崇佛教。有鉴于此,所以王通认为强行废除,“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达不到预期目的,不可行亦不可废,然则若何?王通提出一个疏导融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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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这一思想方法显然是得自先哲和家学的影响。他说:“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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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认为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长者之言。所谓不可废而各有弊的九流,在当时不仅指佛、道二教,也包括儒学在内。更何况“执方无善教”,儒学也不例外。所以他企盼能有“圆机之士”、“皇极之主”,与其“共言九流”、“共叙九畴”,以圆通“不可废”而又“各有弊”的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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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教可以圆融的基础上,王通提出了“三教可一”的思想。《中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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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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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谠义》即其祖王杰所著的《皇极谠义》,《洪范》是《尚书》的篇名,皇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为大中之道。该篇要求君王在制定大法时,应无偏无党地理顺各种关系,并使之会归有极。结合《中说·王道篇》所言,《皇极谠义》的主旨,应是以大中之道为标准,而“言三才之去就的”(203)王通习读该文,从这里领悟了处理三教关系的原则和方法,认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是怎样可一呢?当然是一之于儒家、一之于皇极大中之道了。“可一”是一致之意,不是合一。三教一致,没有纷争,不交相扰民,故称“使民不倦”。都说明王通是经过揆理度势,站在更高的层次来认识对待三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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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河汾之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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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汾之学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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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以前,除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时代变革,王纲失纽,王官之学散在四裔;又由于货币的普及,学者得以四方游动,交流思想论辩学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时代,学派蔚起,学者辈出,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继秦火之后,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被确立为主流文化,于是出现以经学为主和以儒家为主体融汇百家的学术现象。但是由于当时的经学主要由官学和家学传播,严格遵守师法和家法,所以未能形成新的思想流派。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打破师法与家学的界限,讲学之风大兴,此时虽有玄学产生,而儒学所形成的学派,也仅限于经学内部而已(如荆州学派)。至隋王通挺起于河汾之间,承六代之家学,遍访名师,融贯南北,感世道之凌夷,儒学废毁,乃退居于龙门,立教于河汾,于政统之外,另立学统与道统,承担起传习儒家正统文化,培养国家治世人才的历史重任。河汾学派于是乎蔚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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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汾学统,一直是中国学术史的长河之上,一条若隐若现的学术流派,时而裹挟着廓清阴霾的时代风云,波澜壮阔,电闪雷鸣,照彻人们的心灵;时而又突然消失在历史时空的旷野之中,残流剩水,蔓草荒烟,让人们怀疑他曾经的存在。徒然让人望风怀想,发思古之幽情。然而,即使被深埋尘封的历史真相,终究有其蛛丝马迹可循,只要本着索隐钩玄,疏通知远的治学精神,披沙拣金,沿波讨源,仍然可以寻绎出隐没在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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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结束了三百年祸乱相仍的分裂动乱统一全国之后,一直没有认真总结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没有建立起长治久安的鸿猷大略。文中子秀才及第,给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仍不见用之后,已经看到这一政权必将走向衰乱,历史还将重蹈覆辙。于是毅然东归,隐退林下,著书立说,立教河汾,讲论经纶。意在考论历代治乱之由,追寻人世大道根源,为救时拯溺,兴复礼乐,培养治世人才,传承儒学精义。以其天纵秉赋,继承六代家学,问道当世高贤,遍续儒家经典,思想学问才华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巅,其学思行为又深切地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故能以年轻的资质,远播的才名,吸引了大批同侪俊彦年长宿儒前来执经问道,河汾学统于焉而兴,河汾道统于焉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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