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5630
1702045631
对于王通射科高第，献策宫阕，汲汲用世的思想和行为，不能庸俗地理解为追求高官厚禄，家族荣耀。实乃意欲辅佐明君，襄成治化。孟子引述曾子的话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204)但是有德者亦须有其位，不然虽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诚如刘向所谓“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205)。可惜对于王通所上《十二策》，“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中说·关朗篇》）然而，在儒者看来，“道”虽然不能行之于当世，仍可以传诸后人；虽不能行之于朝廷之上，只要有道德在躬，即使身处江湖之远，依然可以“以德抗位”。这不仅是人格的尊严，也是真理的尊严。
1702045632
1702045633
自孔子以来的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施行时，一般都不会优柔取容，而是果断地求去，于公则实为等待将来施展抱负的时机；于己则是保持人格独立的尊严，所谓居易以俟命，退避以待时。并非消极对抗，而是开诚布公信守操持的表现。或者主动离开中枢机关，或者退隐江湖，著书讲学。王通屡征不起，乃是看透隋朝君臣不可能按照自己提出的主张重整朝政，于是效法孔子退而著书教学，为治世建立宏纲大本。对这一政权的绝望，他的退居讲学则已是准备在为将乱之后，如何建立新的治世培养人才。这确是时代最大最紧迫的需求。河汾学派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王通的续六经完全是为了如何拨乱反正，而寻求总结自汉魏以来治乱的历史经验，不仅仅是文化志趣和文化建设，而是在新的情势下如何指导建设以及建设一种什么文化的问题。所以王通的退隐讲学与南北朝以来朝野盛行的讲学之风不同，虽然彼时公私讲学之风甚盛，求学者不远千里，动辄百千成群。无论北学如何地质朴，南学如何地深芜，但大都是对既有经传的疏解。毫不涉及现实实际问题的解决，也不涉及对社会人生形上层面的追问，因之也不可能有对古代经典的义理有更多的阐释与发明，难于解决自五胡乱华以来社会动乱政权更迭以及对人生境遇心灵安顿等重大社会理论问题对人们造成的困惑，更不能满足有识之士对现实出路实际解决之道的追寻。
1702045634
1702045635
王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龙门立教，使河汾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术中心，还由于他少负才名十八岁即秀才及第和上《太平十二策》的名气；以及看准最高统治集团不能有所作为的现实，毅然引退的高尚风操。王通的思想行为，吸引了同样对现实失望而又负有四方之志的青年才俊，以及对社会人生终极大道深感困惑的经师宿儒前来求学问道，说明河汾能够在隋末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恰恰是因为适应了时代变革和人心所向的这一迫切需求。
1702045636
1702045637
王通是隋代大儒也是著名的隐士。隐士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画卷上，是一道清幽的风景，有学者认为隐士是道家的社会基础，隐士都是道家人物，其实古代隐士的成分十分复杂，非仅道家而已。只是退隐对道家而言是其常态，他们都是所谓的世外高人。儒家在不能实现志愿的时候，也是提倡退隐的。最著名的隐士是陶渊明，在南窗以寄傲的静穆之中，依然“猛志固长在”，谁能说他是道家呢？不过无论哪一家的隐士，他们的共同点都应该属于《易经·蛊卦》所说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贤者。如果说陶渊明的隐退还是为了怡情适志，那么，王通的隐逸则并非纯是为了忧时愤世的退避，而是为了积极地寻求救国拯时为民立极的方略和学问。魏征撰《隋书·隐逸传论》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曒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206)孔子所赞许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207)正是指的这样一些“安时处顺，与物无私”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的隐退只是“避地”，而非“避世”。在春秋时代，孔子的周游列国以及退而修《诗》、《书》、《礼》、《乐》，著《易传》和《春秋》，教授生徒，传播仁义学说。非但不是“避世”，而恰恰是更为积极地用世。孔子所修订撰述的经典，特别是《春秋》，至汉代已被奉为治理国家、改革制度、断案决狱、移风易俗的大经大法。故在当时，孔子有“素王”之称，《春秋》有“为汉立法”之说。他所创立的学派，甚至被置于独尊的地位。汉朝国力的强盛和长治久安，与奉行儒家文化的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1702045638
1702045639
生当衰乱之世的王通，服膺儒术，宗师孔孟，意欲挽救世乱，再启机运。故尔效法孔子，著书论道，授徒讲学，亦欲为后世立法，为治世培养人才，维系传自尧舜孔孟的道统学统于不坠。其言谈举止处处以孔子为法，以致达到规行矩步，惟妙惟肖的程度。其学术思想于儒家精义时有发明，穷深研几，超前启后，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故尔当时有“王孔子”之称。
1702045640
1702045641
《中说》载有王通论隐之言曰：
1702045642
1702045643
子谓仲长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会逢其适也，焉知其可？”子曰：“达人哉，隐居放言也！”子光退谓董、薛曰：“子之师，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与之变。”
1702045644
1702045645
薛收问隐。子曰：“至人天隐，其次地隐，其次名隐。”(208)
1702045646
1702045647
但王通自认并非隐士，“子游河间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经》，目若营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隐者也。’收曰：‘盍从之乎？’子曰：‘吾与彼不相从久矣。’（又问：）‘至人相从乎？’子曰：‘否也’”。(209)由此看来，王通的退隐与道家的隐居还是有着严格乃至本质区别的。其实，王通历来不反对门人为了历练才能而尝试从仕的，他的弟子之中还有很多是在职的官员，如陈叔达和李靖等。王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感叹：“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210)还对薛收说：“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后礼乐可称也，斯已矣。”(211)诸生投入唐军，掀起的那场历史上著名的风云际会，难道不是河汾学派的功绩，不是其领袖人物王通有以启之吗？
1702045648
1702045649
只可惜王通的著作大部分都已在唐末那场混战中佚失散乱。身后又受到不公平待遇，《隋书》本传被无端删除；门生故旧固多名标青史，但著作也大多散佚不全，复乏佐证。遂启后世无限之疑，甚至疑及其人之存在。上个世纪以来，经过学者们不懈努力，穷源竟委，索隐钩沉，那一段学术历史才逐渐明晰起来。与之相关的河汾学统与道统，也应予以承认并予以阐明。
1702045650
1702045651
二、河汾学派的规模
1702045652
1702045653
当隋之世，国家初亦重儒，及至隋文帝晚年，忽下诏令废止天下官学，京师只留国子一所。这样就把更多的求学之士，推向私学。使本来就已兴盛的私家讲讲经、士子游学之风，此时达于极点。炀帝登基，恢复官学，颁行科举，但也在不久之后，名存实亡。加之世局动乱，朝政昏暴，正直的儒臣，在朝中几无立锥之地。遂使士子绝望于政治，更退而求学问道，以探寻治乱之由与济世苏民的道路和道理，以渡时艰以待时用。王通在河汾讲学，以大中立教，以重续道统自任。恰恰适应了社会的这一客观需要，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济世安邦的有为学子。所以说王通的河汾之学，不同于一般经师在乡邦设立的私学，经师们所教授的学问，即使如刘焯、刘炫那样的高才通儒，亦越不出经学的范围。而围绕在王通门下的群儒，大都已经谙习经传，有较为深厚的学养，是特为问道解惑而来。而王通讲授《续六经》，与孔子当年因材施教，专门讲授“性与天道”的《易传》相仿，而更类似于方今的高层研究生院性质。正因为这些内外因素，使得河汾之学，其层次之高，规模之壮观，达到令人难于置信的地步。王绩在其《游北山赋并序》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1702045654
1702045655
白牛溪里，峰峦四峙。信兹山之宜域，昔吾兄之所止。许由避地，张超成市。察俗删诗，依经正史。康成负笈而相继，安国抠衣而未已。组带青衿，锵锵儗儗。阶庭礼乐，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洙泗。（自注：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末，守道不仕。大业中隐居此溪，续孔氏《六经》近百余卷。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也。）忽焉四散，于今二纪。地犹如昨，人今已矣。念昔日之良游，忆当时之君子，佩兰荫竹，诛茅席芷，树即环林，门成阙里。姚仲由之正色，薛庄周之言理。（自注：此溪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称俊颖。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薛实妙玄理耳。）触石横肱，逢流洗耳，取乐经籍，忘怀忧喜。时挟策而驱羊，或投竿而钓鲤。何图一旦，邈成千纪。木坏山颓，舟移谷徙。北冈之上，东岩之前，讲堂犹在，碑书宛然。想闻道于中室，忆横经于下筵。坛场草树，院宇风烟。昔文中之僻处，谅遭时之丧乱。局逸步而须时，蓄奇声而待旦。旅人小吉，明夷大难。建功则鸣凤不闻，修书则获麟为断。惜矣吾兄，遭时不平。殁身之后，天下文明。坐门人于廊庙，瘗夫子于佳城。死而可作，何时复生？
1702045656
1702045657
式瞻虚馆，载步前楹，眷眷长想悠悠我情。俎豆衣冠之旧地，金石丝竹之余声，殁而不朽，我何所营？（吾兄仲淹以大业十三年卒于乡，余时年三十三，门人谥为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门人多至公辅，而文中之道未行于时。吾因游此溪，周览故迹，盖伤高贤之不遇耳。）临故墟而掩抑，指归途而叹惜。(212)
1702045658
1702045659
后文更点明此地在吕梁山南麓，“斜连姑射之西，正是汾河之北”。并将王通讲学处的中室、讲堂、坛场、院宇第学习和游憩的设施、环境，以及横经问道，弦歌经籍的情景，都作了描述。更重要的是将讲学的规模及重要成员的特点作了交待。“门人常以百数”，表明门人来去较为频繁，百人只是个常数。而总数，据杜淹撰《文中子世家》云：“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
1702045660
1702045661
杜淹撰《文中子世家》，对王通在河汾立教的原委、成员及其受教的情况则有更为详细的叙述：
1702045662
1702045663
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忧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有敝庐在，茅檐土阶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征，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213)
1702045664
1702045665
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有云；“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于礼乐。元首明哲，股肱为良，何庆如之也！”(214)亦明确指明房、李、魏三人为王门弟子。
1702045666
1702045667
通弟王凝在《中说·关朗篇》后附言中，叙述门人具体受教的情况云：
1702045668
1702045669
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凝常闻：不专经者，不敢以受也。经别有说，故著之。(215)
1702045670
1702045671
当然这里只是说各位门人所受的“专经”即主要的专业或专科，其余《六经》，亦往往与闻或兼习。如据以与《中说》诸生问对对照，则所习之内容往往超出上述范围。
1702045672
1702045673
三、河汾学派的主要成员
1702045674
1702045675
前引王凝所云在王门受业的一十八人，应该就是河汾学派的的主要成员。其中，董常应该是最早从师于文中子的弟子。名又作董恒字履常，河南人。大概也属于早慧的“神童”。备闻《六经》之义。“繁师玄闻常贤，问贾琼以齿，琼曰：‘始冠矣。’师玄曰：‘吁，其幼达也。’”(216)尝言其志曰：“‘愿圣人之道行于时，常也无事于出处’。文中子曰：‘大哉，吾与常也。’”谓“董常可与出处，介如也”。又谓“董常几于道，可使燮理”。几于道，是说言动语默皆与道相契合；可以承担燮理阴阳的宰相重任。及常卒，文中子哭于寝门之外，拜而受吊，并亲赴洛唁其家。“董常死，子哭之，终日不绝。门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殁，吾亦将逝矣。明王虽兴，无以定礼乐矣。”(217)“先是，常见文中子，叹曰：‘善乎！颜子之心也，三月不违仁矣。’文中子闻之曰：‘仁亦不远，姑虑而行之尔，无茍羡焉，惟精惟一，诞先登于岸。’常出曰：‘虑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无咎，焉能不违？’比学成，文中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静不证理而足用焉，思则或妙。’或问曰：‘董常何人也？’文中子曰：‘其动也权，其静也至。其颜氏之流乎！’常尝问：‘古者明而不视，聪而不闻，有是夫？’文中子曰：‘又有圆而不同，方而不碍，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浊而不秽，清而不皎，刚而和，柔而毅，可乎？’文中子曰：‘出而不声，隠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吾与尔有矣。’窦威尝问曰：‘大哉，《易》之尽性也。门人孰至焉？’文中子曰：‘董常近之。’盖常行几颜氏，而尤深于《易》。”礼乐关乎王道的真实体现；“权”是中的至高境界；《易》乃道之精粹所在，在王门之中罕有人能企及，而王通独以之许董常。“隋季，文中子之教行于河汾，门人自远而至，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千余人，而常为之冠。阮逸注称‘亚圣’云。”(218)
1702045676
1702045677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阴人。少王通近十岁。道衡子，出继从父孺。年十二能属文，郡举秀才，不应。闻高祖军兴，乃潜应义举。由好友房玄龄荐之秦王。“召见，问方略，对合旨，授府主簿。判陜东大行台金部郎中。时军事繁综，收为书檄露布，或马上占辞，该敏如素构，初不窜定。窦建德来援，诸将争言敛军以观形势，收独曰：‘不然。世充据东都，府库盈衍，其兵皆江淮选卒，正苦乏食尔。是以求战，不得为我所持。今建德身总众以来，必飞毂转粮，更相资哺。两贼连固，则伊洛间胜负未可岁月定也。不若勒诸将，严兵缔垒，浚其沟防，戒毋出兵。大王亲督精鋭，据成皋，厉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当吾堂堂之锋，一战必举。不旬日，二贼可缚至麾下矣。’王曰‘善’。遂擒建德，降世充。王入观隋宫室，收进曰：‘峻宇雕墙，殷以亡；土阶茅茨，尧以昌。始皇兴阿房而秦祸速，文帝罢露台而汉祚永。’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记室参军。从平刘黑闼，封汾阴县男。尝上书谏止畋猎，王答曰：‘览所陈，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令赐黄金四十挺。武德七年，王遣使临问疾，相望于道，命舆至府，亲举袂抚之。论叙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恸。与其从兄子元敬书曰：‘吾与伯褒共军旅间，未尝不驱驰经略，款曲襟抱。岂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贫，而子幼，善抚安之，以慰吾怀。’（薛收曾为秦王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219)）后图《学士像》，叹其早死，不得与。既即位，语房玄龄曰：‘收若在，当以中书令处之。’永徽中，陪葬昭陵。”(220)
1702045678
1702045679
今按：薛收之与王通的关系，后世历有致疑之辞，率皆扪籲摸象之主观臆说，不足深辨。薛王两家本是同乡世交，薛收自称其父为王通“父党”，可见两人的父辈交情非浅。《中说》载：越公初见子，遇内史薛公曰：“公见王通乎？”薛公曰：“乡人也。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岂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孙焉。虽然，久于其道，锺美于是也，是人必能叙彝伦矣。”(221)是道衡深知王氏家学渊源，并久闻王通才学。
[
上一页 ]
[ :1.7020456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