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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见子，谈《六经》。唱其端，终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异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贯之可矣。尔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炫退，子谓门人曰：“荣华其言，小成其道，难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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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宇文俭。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远，其《书》之所深乎？铜川府君重之，岂徒然哉？”(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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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学问家，不一定能成为思想家，原因就在于虽有博通经史、谙习百家的渊博知识，但是不能“一以贯之”，“一”当然指得是“道”，没有道的贯穿，则经史知识只是一堆散乱的珠玉，没有统绪，无以取舍。顶多只不过供作丰赡的谈资，“小成其道”而已，不可能有高深的精神境界。王氏评价宇文俭为“君子儒”，“君子儒”即是“默而识之，存乎德行”的有道之儒，而非记诵之儒。所以能够“疏通知远”，对经书大义有更深层的领悟。有本有原，疏通知远，这是河汾之学与传统经学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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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王通有很高的精神境界、道术修养，所以能对诸子百家，甚至释、道两教毫无畛域之见，未尝自我设限，局于一隅。如谓：“吾于天下，无去也，无就也，惟道之从。”(261)于天下事理、九流众说，心中不存一定成见，要在于善予取舍，贯通融会，一以贯之，灵活运用。如赞扬司马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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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子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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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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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九流之学，即使对待现实中的法令和德教，也应根据实际加以变通，不能执著不变。否则，再好的法律也会成为“弊法”，再好的政教也难达到教化的效果。因而希望能有懂得变通的“圆机之士”和掌握大中之道的“皇极之主”，与之讲论九流之学和政教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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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王通对道家老庄思想皆有所吸取。如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263)“化之九变”说，不见于儒家经典，乃是出于道家之书。《庄子·天道》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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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大平，治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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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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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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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将明了大道之体，到施之于赏罚的治化之用，共分为九个层次，统名之为“大道”。认为至“九变”方可言及赏罚。如果只任赏罚，是只“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其思想是深刻的，同时也是对法家任法思想的批评。庄子其说，已经为王通完全肯定吸收。但对道家整体思想还是有所保留有所批评的。如王通赞扬仲长子光等道家隐者的高行妙论，同时又不赞成其“和光同尘”或“遗世独立”的精神和作为。指出正确的做法是：“同不害正，异不伤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265)此处之“全”，非仅“全”身，亦所以“全”道也。可见对道家思想是有所批判地加以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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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中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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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璋谓薛收曰：“子闻三有七无乎？”收曰：“何谓也？”璋曰：“无诺责，无财怨，无专利，无苟说，无伐善，无弃人，无畜憾。”薛收曰：“请闻三有。”璋曰：“有慈，有俭，有不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职也，璋何预焉？”子闻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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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璋所谓的“七无”尚可属之于儒家思想，而“三有”分明是老子的明训，而这都得到王通的赞誉。融铸百家，援道入儒，是王门师弟之间也是河汾学派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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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河汾之学与《中说》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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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是儒学史上，从汉晋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关键人物。他采用了不同于官方经学的学术形式，自出机杼，续写《六经》，利用民间经学的形式，创立学派，在随末产生极大影响，至中晚唐而形成风气，这就是儒家子学的复兴。宋明理学诸大儒兼具经师诸子的特点。不能不说是肇始于王通。兹勾勒隋唐学术演变的因果大势，以显见河汾之学与王通在这场变革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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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学变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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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创立的儒学至汉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随着思想文化统一的需要也逐渐被官学化。这时，以“无为”为标榜的黄老道家思想已成了汉武帝有为政治发展的障碍。董仲舒在全面吸收道家、法家和阴阳家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完成了汉初以来对儒学思想体系的重构。这个以鼓吹“君权神授”和“春秋大一统”为主旨的儒家学说终于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被定为一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使儒家学说在王权的支持下上升成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之学。而自孔门所传的儒家经传之学在此时也出现了新的注疏之学，谓之“经学”。经学自两汉起，即已成为儒学的基本形式，但是遗风余烈，犹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诸子挺立其间，魏晋以迄南北朝，数百年间，经学凡经三变：诂训经学、玄学经学与义疏经学，而子学几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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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汉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斗争的日趋激化，带有神学色彩的今文经学更进一步与秦、汉之际以来的谶纬之学相结合而堕落成了谶纬神学。今文经学家在讲解五经时支离蔓衍，穿凿附会，圣人的“微言大义”在烦琐支离的解说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为了克服经学的这些弊端，东汉章帝主持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经学与神学的结合，“三纲五常”的道德教条也被神圣化而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下来，形成神圣化的纲常名教，《白虎通义》便是这次经学会议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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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以来神学化与僵固化的经学，经桓谭、王充儒家子学的批判，加之两次“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的冲击，其地位逐渐发生动摇。于是，魏晋之际的何晏、夏侯玄、王弼等，开始用道家的思想观念方法解释儒学；接着，嵇康、阮籍等人不满掌权的司马氏集团践踏礼教的行为，愤而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念，玄学思潮代之而起。陵迟至东晋南北朝，玄学更与佛学联合，取代了儒学的一统天下。玄学以一种较为清新的理性态度去思考现实、探索人生的价值，对于人性的觉醒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南朝的士风和学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玄学的清谈玄虚发展至极致对于治国安邦来说，确实并没有任何帮助甚至是有害的。玄学反对经学章句注疏的烦琐学风，借鉴佛教佛经讲疏的形式，对既往的传注经学进行进一步的义训疏解，谓之“义疏经学”。南朝义疏经学的流弊自然是浮华而不务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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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由于战乱频仍，官学和家学并皆衰落，传自郑玄的北学，逐渐由世家大族的家学流传民间，民间自由讲学之风兴起，经学从家学师法中走出，步入社会平民阶层，摆脱官学化经学的束缚，成为人皆可学的天下公器。在世局变换的过程中，质朴的北学儒生，对政局的稳定，社会生机的恢复，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经学所阐述的毕竟是往圣的成说，北朝的义疏经学，侧重于对经、传、注的名物训诂，其流弊是烦琐沉闷、支离破碎，人们在学习的同时，也限制了思想的发展，难于窥见儒学精深的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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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南北朝义疏经学的产生是根据经学内在规律，必然发生的变革。那么北朝周太祖和苏绰“为革易时政，各弘强国富民之道”。以政令推行的儒学改革，则说明了儒学变革意识的觉醒。苏绰为魏帝所作的《大诰》，勖勉百官说：“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厥诚；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彞典，归于道德仁义。”(267)苏绰还在理论上提出的“性善情恶”为基础，以“心和志静”为方法的“洗心革意”说。可称之为隋唐儒学变革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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