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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大雅（字彦弘）、大有（字彦将）、彦博（字大临）兄弟三人，初皆仕隋，“以父忧去职。后以天下方乱，不求仕进”。当于此时相与师事王通。彦博传谓：“其父友薛道衡、李纲常见彦博兄弟三人，咸叹异曰：‘皆卿相才也。’”其来河汾，亦与薛收为世交有关。温氏三兄弟相继成为唐朝开国元勋。李渊太原起兵时，温氏弟兄就直接参与密议活动，为李渊出谋划策。李渊曾对大雅说过：“吾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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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达为隋绛州郡守时，师事王通，与王绩过从甚密。“义师至绛郡，叔达以郡归款，授丞相府主簿”，“与记室温大雅同掌机密，军书、赦令及禅代文诰，多叔达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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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威，曾任蜀王秀记室，结识时任书佐的王通，大业四年“坐事免”官，当于此时赴河汾从师。王通于窦威相知颇深，曾评其为“乱世羞富贵，窦威能之”与贾琼、姚义并受《礼》王门，《中说》载：“窦威好议礼。”子曰：“威也贤乎哉？我则不敢。”(240)李渊入关后，被任命为大丞相府司录参军。“时军旅草创，五礼旷坠，威既博物，多识旧仪，朝章国典，皆其所定。”(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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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杜如晦和薛收，当时都投在秦王李世民府下。每次战争之后“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唐太宗征战时参谋军机以及草檄露布等，多出自薛收之手。太宗尝曰：“薛收若在，朕当以尚书令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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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言及的王通门人，在隋末唐初身为军政重臣者，即有二十一位。如此多的名臣尽出一门，可以说在儒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后之学者，信者有之，疑者亦有之。如：刘禹锡说：“游其门皆天下之俊杰”，“当时伟人，咸出其门。”(242)陆龟蒙《送豆庐处士谒宋丞相序》：“文中子生于隋代，（略）门徒弟子，有若巨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称师，受王佐之道。”(243)司空图亦信“隋大业间，房公、李公、魏公，皆师文中子”。(244)徐铉也说：“门人弟子如房、魏、李、杜辈，皆遭遇真主，佐佑大化。”(245)皮日休《文中子碑》至比之孟子：“孟子之门人，有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焉；先生则有薛收、李靖、魏征、李绩、杜如晦、房玄龄。孟子之门人郁郁于乱世，先生之门人赫赫于盛时。”(246)北宋石介也说：“昔孔子居于洙泗之间，七十子与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也。孟轲则有公孙丑、万章之徒，扬雄则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则有程元、薛收、房、魏之徒，韩吏部则有皇甫湜、孟郊、张籍、李翱之徒，随之而师，皆能受其师之道，传无穷已。”(247)阮逸《中说序》：“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髙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叠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248)阮逸的这一基本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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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通为唐兴培养储备人才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只有勇于敢为谈王论霸的非常人才，方能在危机存亡之际，建立丰功伟烈的历史功绩。而拘于经义的儒生只能作些辅佐襄赞之举。在隋唐易代之际，我们看薛收在唐军面临窦建德和王世充两面夹击的危急情势下，所做出的知己知彼切中敌方要害的冷静分析和精到对策，真是胆略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太宗排斥众议卒用其策取得那一场对于平定中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决不是徒然讲说群经大义撰写优美书翰的儒生所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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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有以文中子门人之中，竟有如此之多的卿相人才，因而致疑，是没有道理的。《中说》以及《文中子世家》、《王绩文集》中所提及的王通门人，如薛收、王珪、杜如晦、李靖、房玄龄、魏征等，大都是北方才俊，最初的弟子又多为亲故世交。有其郡望地缘又有其名望人缘的关系。这些后来位至卿相的门人，出生地和后来任职及游历的地方，大都在河汾龙门方圆千里的范围之内，至多不过旬日的路程。何况龙门关是西去长安，东赴太原乃至冀辽的水陆要冲。无论进京考选，还是出使燕云，都要路出龙门。自然容易闻知王通在此附近“白牛溪”讲学，顺路拜访请益者，想必所在多有。因之而为王通的渊深博雅所折服，投拜门墙，留学纳质而为弟子者，想亦不在少数。王绩所谓“此溪門人常以百數”，“門人弟子相趨成市”者，信非虚语。加之王通讲学的特点，是于经疏传注之外，别辟蹊径，阐述群经大义，考论儒道大原，评鉴历代得失，指陈治乱之由。凡此种种，即使很多原来即是饱学之士，年辈长于王通者，对于这种新经学也是闻所未闻；对于当时出于积薪之上内外的情势也不能不深感忧患。三百年国家丧乱生民涂炭的教训，即将瞬间熄灭的南北统一文化振兴的希望，来此的目的，就是要学习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问，解决自己对于经邦治国之道的困惑。正是基于如此社会需要、机缘巧合，河汾之学，于是乎应运而兴。王凝曾说：“文中子之教兴，其当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其事以苍生为心乎！”就是就河汾学派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势及其与之相适应学术特点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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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汾门下”群贤，既得际会风云，于是尽展才学，辅佐唐高祖、唐太宗平定天下，又辅佐太宗训致太平，造就了整个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贞观之治”。太宗尝曰：“贞观以前，从我定天下，间关草昧，玄龄功也。贞观之后，纳忠谏，正朕违，为国家长利，征而已。虽古名臣，亦何以加！”(249)房魏两位只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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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下一结论说：当隋之末，在河汾龙门王通的周围聚集了大批为了拯世救溺，寻求治平之道的有为才俊，研讨天人之道，治平之术，谈王论霸，惟以苍生为念。在隋唐易代之际，从李渊起兵，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至“贞观之治”这段历史过程中，王通的门人弟子纷纷脱颖而出。因为同门相知的关系，应援汲引，逐渐聚集到一起。为易代革命和盛世奠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人数之众、层次之高、作用之大，都为历史上所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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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汾学派的学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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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在龙门设教，独树一帜，一变经师章句传疏的讲学之风，而以追寻社会治乱人生存在的终极大道为鹄的。王氏家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植根于儒家经典，阐发道统要义而紧扣经世致用这一主题。内圣而及于心性之论，外王则务为“王佐之学”。远祖幽茫，暂置勿论，只自其六世祖王隆以至王通可说已是“奋六世之余烈”，宏文钜制，历言“化俗推移之理”，“聖賢製述之意”，“帝王之道”，“王霸之業”，以及“三才之去就”之理，“六代之得失”之论。无一不是傥言伟论，而毫无一丝章句之学经生习气。使我们看到汉魏以来的儒学，除南北经学的差异之外，复不同于玄谈清流的，另一派经纶世用的滔滔激湍。此为王通学术的先绪，亦是河汾学派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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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道衡曾评王通及其家学的特点曰：“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至王通而“钟美于是也，是人必能叙彝伦矣”。“经济之道”是经邦济世的实学，王通既尽传其家学，并以之教授群贤，所以能够为重新整顿社会人伦秩序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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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究天人，标举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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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反映王通思想特点的主要资料。弟子们在编述其书时首列“王道”与“天地”。可见标举王道，学究天人，是王通河汾之学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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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倡明天道，目的在于寻找人道亦即人间正道的根源。他认为，天是自然之天，但又不仅是自然无为之天，天行的规律，法则，又恰恰是人为的规律与法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天人备矣”。这与原始儒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地道、人道不仅禀之于天，而且受天之统领：“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元气当然是天地间的正气，而天即是这一天地人间正气的最高统领。天之所以能够“天行有常”，正是其元气充盈的缘故。而人道能否正常运行，也应视人间正气是否充沛。“天不为人怨恣而辍其寒暑，君子不为人之丑恶而辍其正直”。人间世务的道理，皆可“稽之于天，合之于人，谓其有定于此而应于彼”。所以人生天地之间，就必须遵行天地之间的规律和法则：“天地之间，吾得逃乎？”故进而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故君子备之。”所以要“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250)君子必须谙习和遵循天道的目的，是为“为民立极”，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服务的。“稽之于天，合之于人”，所谓学究天人，是王通亦即河汾学统的基石和首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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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际，人道应该效法天道，而人道之中，王道又是起主导作用的首要价值。所以王通首先标举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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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际，最理想的状态是天人合德，而天人合德最重要表现是王道。而王道能否推行，是道与势的统一，是德行与权位的结合。亦即所谓的圣人得位，圣人得居上位，才能推行仁政于天下，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历史的经验如：“唐、虞之际，斯为盛。大禹、皋陶，所以顺天休命也。”“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而当前的现实是：“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天下无赏罚，即是“仁义不施”结果，同时也是道势、德位分裂的结果。所以王通感慨地说：“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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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通认识到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不肯重用自己，“王道”理想终难实行时，曾感慨地说：“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王道”亦即王通所推崇的周孔之道。王通认为“周孔之道，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天地生我不能鞠我，父母鞠我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之道也。”(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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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在“河汾设教”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这里培养一批究明天人之学，推崇“王道”的济世之才。他曾说：“不有言者谁明道乎？”(253)这种“道须人明，不言何明”的自我担当和淑世育人精神，也颇可说明他的哲学倾向与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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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济民，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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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汾设教”为的是培养儒家济世之才。王通在教学上把学和用结合起来鼓励弟子积极参与政治，以经世济民。汉语“经济”一词，最早就出现在《中说》一书中。内史薛道衡尝对越公杨素介绍王通曰：“乡人也。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又通子王福畤撰《录关子明事》有：“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254)经济即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意思。薛道衡认为王通家族世系皆有经邦济世之道。而王氏评价关朗是经国济民的大器。关朗易学亦是王氏家学或河汾学派的来源之一，皆以经世济民著称。王通论古代召令曰：“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255)王通主张学以致用，如说：“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蒨，则有丰年。”(256)弟子贾琼将要辅佐楚公，临别问以“事人之道”。文中子曰：“远而无介，就而无谄，泛乎利而讽之，无斗其捷。”贾琼听后表示要“终身诵之”王通勉励他应该：“终身行之”(257)。他认为出仕的目的就是要经世济民，亦即“养民”，他说“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难矣乎！”(258)。同时对时下政风痛下一针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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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达为绛郡守，下捕贼之令。曰：“无急也，请自新者原之，以观其后。”子闻之曰：“陈守可与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穷？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且观其后，不亦善乎？”王通不仅多次抨击当时朝政的衰败，同时也不断表彰门弟子“宁天下”、“厚苍生”(259)，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思想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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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铸百家，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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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主张为学，融铸百家，以道为本，一以贯之，疏通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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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问《易》。子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子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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