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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理学家奉为秘旨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诀，首次是由王通提出。据《中说》载：“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又，叔恬曰：“《书》其无遗乎？《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道之谓乎？”子闻之曰：“凝其知《书》矣。”(289)王通没有纠缠以往的性善性恶论，而是另辟蹊径，寻找人内心的根源，认为心有“人心”和“道心”两种不同的表现，善恶之根源就在于性与情的分离，在于“人心”与“道心”的对立。“人心”阻碍“道心”的实现，使得“行道”、“进道”很难在现实中得到体现。因而提出“防欲说”，即其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进道为难，“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以“诫”存养“道心”之微，而预防“人心”之危。也就是其所谓的“以性制情”说。“以性制情”，是一个艰辛的人生历程。能够“以性制情者鲜矣。我未见处歧路而不迟回者”(290)。这就需要“思过而预防之”，发挥心智的作用。“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291)。“穷理”方能“尽性”，尽性方可“制情”，情制乃能“防欲”以至于“寡欲”。这些观念对后来的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朱熹就说过：“《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便是尧舜禹相传之道。”而理学的精髓所在也在于精细地阐述发挥古圣历传的“天理”或“天道”。宋明理学惯常论述的命题如“王霸”、“义利”、“心性”“道器”等，王通都有所涉及和论列。虽然不及两宋诸子深刻，然亦颇得要领。说明这些问题已经进入当时哲学家的视野，引起河汾学派的重视并加以分梳论述，这些都对宋明理学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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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造革新儒家思想，还是借用了道家的思维方法和一些具体的论证成果如“九变说”，以扩展儒学的视野和重塑儒家之“道”的超越性。这也是由儒学自身内在的特质所决定了的，儒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即是融合既往百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在坚守仁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学无常师，又尝问礼于老聃，钦佩管仲、子产两位齐晋法家的为政，故能在继承诗书易礼精神的基础上，以“允执厥中”的中庸方法，取道、法两家之长，而成儒学之大。所以融通性是儒学的特质之一，在不丧失仁义原则的情况下，对任何一家学说只要有所取舍吸纳，决不会因之而变成另一派学术。当然其尺度也是难于把握的，此即许多大学者不是流于申韩，便是归于黄老的原因。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之风，亦即儒学与道、释结合而过多地倾向于佛、道的产物，其组成与表现亦相当复杂，然于学术的发展仍有其积极的意义。经过玄风洗礼之后的儒学，在政治大一统背景下，在南北学术的互融状况下，王通潜心学术，遍究六经，把握了儒学的精髓实质，所以能能够站在时代学术的制高点上，审视儒法道佛各家学术的利弊得失，对两汉经学阴阳灾异说以及陷入烦琐破碎脱离实际的学风予以彻底地摒弃与补正。而能客观公允地对待佛道两教，认为“三教可一”（可以一致），只在人们如何把握了。这样的学术精神、治学态度，对宋明理学能够深入佛道壁垒，尽取其精华而建构成高于佛老的理学道学与心学两大学术体系，是有一定启示作用的。在具体学术问题上，王通讲天人性命切于人事，对“道”的用即道的普遍可行性作了详尽的层次划分，目的就是为进一步阐释其外王之道的经世致用，而这方面的努力被理学中的功利学派以“经史互证”的特色传承下来。从孔孟重“仁”、“义”，荀子崇“礼”，到董仲舒尊“天”，再到王通论“道”，最后朱熹说“理”，“河汾道统”之“道”观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实居上承上启下之重要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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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王文禄《竹下寤言》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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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文中子续经。曰：大哉志也。在子云之上。汉儒吾仰子云，隋儒吾仰文中，宋儒吾仰濂溪、横渠、康节。文中蒙讥，后世无好学者，无好学，故无删述，莫若多存以俟择。(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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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文中子蒙受“拟圣”之讥，是因为其后再没有好学（孔子之道）者的缘故。后世学者不好学，故对春秋以后的历史、典训、礼制、乃至诗歌，就没有按照儒家的标准进行删存评述的兴趣，既然如此，不若将《续六经》之类的述作和传世典籍并加留存，以等待后世好学者的选择。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文中子撇开传统的经学，另续“六经”的担当精神与学术勇气，对朱熹为《大学》篇作补传等，都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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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子学及其河汾学派在整个隋唐历史邅递、儒学变革以及宋代理学的形成过程中，有其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及作用。虽然其思想对理学的影响或许不及佛学那样深刻和直接，但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乃至融铸百家的学术方向，都为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廓清了前进的道路。也提出了与后来理学极为相似的概念和范畴，因他不幸早世，其著作也大多散佚，使我们已经无法窥其全豹。仅从现有资料结合整个隋唐儒学变革和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来看，王通之子学确为后来理学最早的开启者。这也是儒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形势使然，阐述儒家天道与性理的理学迟早都会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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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嘉锡：《四库全书提要辩证》卷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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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汪吟龙：《文中子考信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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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立中：《文中子真伪汇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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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望：《蜗叟杂稿》，《王度考》原刊于《学术月刊》1957年第三、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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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冀民：《文中子辨》，《文史》第二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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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尹协理：《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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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段熙仲：《王通王凝资料正譌》，《文史》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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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骆建人：《文中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7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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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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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载《东岳论丛》1996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2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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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杜淹：《文中子世家》，《全唐文》卷一三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68页。王福畤《录关子明事》，《全唐文》卷一六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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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福畤：《录关子明事》，《全唐文》卷一六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0页；杜淹《文中子世家》，《全唐文》卷一三五136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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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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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中子世家》，《全唐文》卷一三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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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晋书·王接传》卷五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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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中子·王道篇》卷一，《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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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二十二子》，第1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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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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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请见，即请其相见，或为隋代习用语，非后世专指登门请予接见义。后有“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语，知于内府召请，非诣门造访。估计杨素等，尚无此雅量。所言之“归”，亦是于彼等衙署交谈后，归于长安客寓，非指归于河津也。长安经历非止一端，焉有时隔多日为此尚有忧色之理。十二策之作，当即以长安见闻为据。仁寿三年诣长安献策时有弟子随行，知其长安应举时，亦有弟子随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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