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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必祀，义存方策；达人命世，流庆后昆。建国君人，弘风阐教，崇贤彰善，莫尚于兹。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创设礼经，大明典宪。启生人之耳目，穷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业隆八百；丰功茂德，冠于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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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若宣父，天资睿哲，经纶齐鲁之内，揖让洙泗之间，综理遗文，弘宣旧制。四科之教，历代不刊；三千之徒风流无斁。惟兹二圣，道济群生，尊礼不修，孰明崇尚？朕君临区宇，兴化崇礼；永言先达，情深绍纲。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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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其对周、孔的无尚景仰，和兴化崇礼的决心。急于诏令在国子学内建周孔二庙，其用意，即是要在百废待举之前，首先确定立国大政及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其此后执政的实践，以及太宗、高宗乃至玄宗，莫不是按照这一既定方针，修订、完善各项礼治法规，并依之治国理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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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七年二月又颁布《令诸州举送明经诏》，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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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茂典，百王仰则；四学崇教，千载垂范。是以西胶东序，春诵夏弦，说《礼》敦《诗》，本仁祖义，建邦立极，咸必由之。隋季以来，丧乱滋甚，眷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坠。非所以阐扬徽烈，敦尚风范，训民调俗，垂裕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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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加阶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状，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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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礼，出忠入孝，自家刑国，揖让俯仰，登降折旋，皆有节文，咸资端肃。释奠之礼，致敬先师，鼓箧之义，以明逊志，比多阙略，更宜详备。仲春释奠，朕将亲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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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又下《赐学官胄子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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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揆，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王公以下，宁得不惭。朕今亲自观览，仍征集四方胄子，冀日就月将，并得成业，礼让既行，风教渐改。使期门介士，比屋可封；横经庠序，皆遵雅俗。诸王公子弟，并皆率先，自相劝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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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阐明学习儒家经典及儒学的重要，一方面也指明“释、道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应予并举的必要；严厉批评了朝臣偏崇佛道的不良风气。开启有唐一代以儒学为主，三教并重的基本国策。为借鉴前朝兴亡史迹，下令儒臣《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首开唐初修史之风。为革除前朝苛政，废除严刑峻法的《隋律》，乃以宽简为宗旨，颁定新的“科律”，是为《武德律》；尊崇周孔之教，恢复京师国子、太学诸学，并于学内立周公孔子庙，亲临释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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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周春塘着《论唐初的崇儒思想》一文曰：“历来治唐史者，对唐代开国之初，兵革未息，便在三教之中，疏离释道，独崇儒术，颇觉意外。其理由不外：一、李唐自谓柱下之后，其推宗老氏，应属自然；国基初奠，并不尊老，反而尊孔。二、唐承南、北、隋朝之后，佛教鼎盛，李渊父子早年于佛教亦有濡染，而李世民且曾借僧院之力，平王世充之乱。(31)国基肇建，并不护法，反有灭法之迹象。三、太宗儒学的建立，其规模之大、耗资之巨，征引宿儒之众，前所未有，允非应景细事。”(32)汤用彤先生则曰：佛教“既有武德末年之摧折，复因贞观文治而受漠视”(33)。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曾上书请废佛，武德九年高祖曾下沙汰僧尼诏。据《旧唐书》与《广弘明集》所载：早在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即上疏请除去释教。“高祖付群官详议”(34)，并提出自己对佛教的疑问：“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间之中？益在何情之外？”(35)武德九年（626）三月高祖曾有“今欲散除形象，废毁僧尼”之议，只是因为“辄尔为之，恐骇凡听”(36)。至四月始詔令《废浮屠老子法》，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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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阐教，清净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邻近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实贵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正本澄源，宜从沙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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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僧侣和道士的行为违反释迦“清净为先，断除贪欲”和老氏“本实冲虚，养志无为”的宗旨。为了要使“玉石区分，熏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诏令大事删刈佛寺和道观，“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去”。但至六月又“复浮屠老子法”。说明在李渊心目中，并不崇信佛道，认为只不过是可以随着政治需要而随时予以置废的摆设。唐初有不少专为儒门而设的馆阁，如弘文、文学、崇文等，却没有老子和道家的名分。迟至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才出现了崇元馆，专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等书。可见高祖惩于前隋之政教紊乱，对当时尊崇佛道教的风气已高度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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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628）太宗对道教的评语，尤堪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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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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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诏旨“禁奏祥瑞”，诏曰：“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恶。”(39)注重人事而反对道教虚罔不实的征祥符瑞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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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虽未灭佛法，却也沒有扶持佛教的意图。贞观初，曾敕遣御史杜正伦“檢校佛法，清肃非滥”。又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以及“私度不出者斬。其禁令之严，聞者咸畏”。贞观二十年（646）因萧瑀佞佛，而在《貶萧瑀手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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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於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沙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馀息於熊蹯，引残魂於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往前朕谓张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即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於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於帷扆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具瞻之量乎？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宜即去兹朝阙，出牧小藩。(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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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阐明对于“佛教，非意所遵”，只是尊重世俗与维护政权的某种需要而已。因为萧瑀為梁武帝之後，故举梁武、簡文之例，以责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违忤君主，扇习浮华”。同时也揭露了其既欲斋戒祈福，又眷恋名利的贪婪心理。实已不足为群伦表率，不宜在朝当政，故将其贬出京师。这篇措辞尖銳的诏书，实际上也是对佞佛风气发出的讨伐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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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的长孙皇后，亦知限制佛教为立国“大法”。一次病重，“太子欲请大赦，泛度道人，祓塞灾会。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为恶；使善无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国大事，佛、老异方教耳，皆上所不为，岂宜以吾乱天下法！’”(41)惟劝太宗纳忠容谏，勿受谗言，减省游畋和工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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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太宗毕竟是政治家，在信仰方面固然摈斥佛、道教，然而出于政治的需要以至于哀思的寄托，有时也还要借助于佛道两教。但皆于政治有关，而无涉于宗教信仰。如“贞观三年之设斋，忧五谷之不登也。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怀也。为战亡人设斋行道，于战场置伽蓝”；“为阵亡将士造福也。至若曾下诏度僧，想因祈雨而酬德也”。(42)汤用彤先生的分析与论述是非常深刻而准确的。史载，世民早岁患目疾，高祖因而于治所草堂寺为造佛像并制祈疾文刻于石。太宗则于从俗祈雨，“设斋行道”以抚慰人心之外，还与高僧玄奘有着密切交往。然细揣其意，并未因此而崇信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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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一年，太宗颁布《老子宜在佛先敕》：“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文告虽短，但已说明理由，限定范围（佛老之间；名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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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五年五月，太宗躬幸弘福寺，为母亲太穆皇后祈愿。为了安抚佛教，重新颁布了佛道政策。太宗说：“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43)这一次第的安排，并非一时冲动之言，而是基于对两教社会功用的认识而言之。为倡导孝道，“尊祖重亲”，故而道教在前；佛教在治理心灵，教化民风方面，优于道教，故曰：若论治化，则释门居上。由此也可证明，唐代的三教并行政策，实则是因为认识到三教在不同的领域，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功用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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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于贞观十八年归国后请立译场，太宗并未同意。后来诏敕有司抄《佛遗教经》并玄奘新译经论，颁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人手一卷，固然是出于对玄奘本人的敬重和奖掖。晚年更亲制《圣教序》，听讲“瑜伽”大意，说明晚年的太宗，深受玄奘的影响，对佛教有裨于教化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且玄奘之唯识宗，主要以玄妙的学理及因明逻辑，令人折服，并无天堂地狱之恐吓与利诱，可以无关乎信仰。汤用彤先生亦认为“其兴趣似首在学问。”之所以“对奘师特加优礼，实由于爱才。故曾两次请法师归俗，共谋朝政。此则劝人弃缁还素，与梁武帝之舍道归佛者，自迥不相侔也。”(44)至于佛书每有太宗奉佛的故事与言论，则应分析对待，不可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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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看法，皆云唐初对于儒释道，三教并重，而且唐初帝王即以附会老子之后，所以对待三教的态度，是以道教为上，佛教殿次。佛书载有高祖《先老后释诏》，其文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45)据《唐会要》所记，武德七年高祖“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46)。此诏当是斯时临机口宣，并未形成文字，故史书不载。揣摩文义，三教先后，初以产生时间先后为定，所定范围则在礼数之间，先来为主为先，后至为客为后，此理之固然，并不涉及彼此之重要性如何也。自唐高祖于太学内建周公、孔子庙宇，则太学益为文教圣地，帝王亦须进而礼拜。至是又引道士沙门进入国学之内，与儒学博士相互辩难，讨论三家短长，是旷古没有的创举，亦是含有深长意味的事情。自晋宋以来，三教历有辩论，辩之于朝廷者有之，辩之于讲堂者亦有之，惟辩之于太学者，仅见于此。辩之于朝堂，则帝王为主，三教皆客；在太学则儒学为主，两教为客；且帝王既以儒治为标榜，引释道入国学辩论，儒臣一无异议，斯亦等于帝王与儒学共同对佛道二教之正式承认。所谓对佛道的裁抑，只是为了限制其对社会思想及经济的干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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