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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亦奉行尊儒而抑佛政策，曾于显庆二年下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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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典冲虚，有无兼谢。正觉凝寂，彼我俱忘。岂自遵崇，然后为法。圣人之心，主于慈孝。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离俗，先自尊高。父母之亲，人伦以极，整容端坐，受其礼拜。自余尊属，莫不皆然。有伤教名，实斁彝典。自今已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断。(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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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武后当权时期，佛教方得以昌盛。及玄宗登基，尽复太宗之法度遗规，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弘扬儒学，裁抑佛教，虽为老子建崇元观，亲自为《道德经》和《孝经》同时作注，但还是强调以孝治天下的道德伦理宗旨，敕令僧尼道士女冠必须礼拜父母，恢复以儒教为主，三教并举的基本国策，方始迎来大唐的盛世。若曰高祖所定三教次第即与重视程度相关，彼时何不为老子立祠设观，并依之以定国策也？是知其不过名义而已。譬犹李氏本是皇室，而所遵实乃孔教，并无碍于其在不同领域之至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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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唐历任皇帝，也曾为“僧道立位”。《唐会要·议释教下》有云：“（太宗）贞观十一年正月诏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至（高宗）上元元年，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武后）天授二年，敕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睿宗）景云二年诏自今已后，僧尼道士女冠，并宜斋行并集。”(48)次第之争，仅限于佛道两教而言，再也没有涉及儒学。可见儒学的正统主导地位已经得到不容置疑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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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否认初唐尤其从武后朝始，唐代的三教政策有所改变，仅就高祖太宗两朝而言，三教并重的说法是颇令人怀疑的。即使中唐以后，崇释佞佛的风气时时泛起，但儒教（儒学）为唐代治国根本的地位，也从未有过任何动摇。通过以上引证的资料，可以看出，高祖、太宗对于佛道两教皆不崇信，反而都给予深切的批评。只是出于政治的某种需要，以及对精勤苦行僧尼道侣的尊重，才给予容忍和优待。所谓的“三教并重”，只是在认识到佛道有裨于政教的基础上给予的重视，并非无偏无倚等量齐观的“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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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既曰“三教并存，独尊儒学”，本是沿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来，为免引起误会，在此略作辨析。所谓“罢黜”，是政治术语，意为不使之在朝廷政治中与儒术并进，非谓在学术文化中予以铲除也；所谓“独尊”也者，明谓尚有可存而不须并尊者在，此于汉世屡云“王霸并用”，亦可见其端倪。然其儒法并用，（而非并重，）仍不碍其实以儒学为主导也。因以其意用之于唐之三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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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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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润坤《论唐高祖的用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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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唐太宗的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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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南北朝跌进了颓衰谷底的儒学，至隋代几致复兴的希望，又随着文帝的佞佛和炀帝的虐政而瞬即破灭。至唐才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唐太宗对儒学的弘扬起到了关键作用。大兴文教，扩展教育领域，正式颁行科举制度，以经术与文才取士选官；诏令儒臣撰成《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疏，确立了儒学文化的主导地位；修订礼制与律令，开始了儒家思想在礼、法制度层面的落实。为唐代社会走向中国历史的全盛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在位的贞观年间，虚怀纳谏，君臣共治，终于造成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明时盛世，史称“贞观之治”，被誉为由乱至治的典范而载入史册。唐人曾对唐太宗极尽赞誉之辞：“《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窃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49)。唐太宗尊儒崇经，“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50)，因此，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儒家的“仁政”学说，其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正是渊源于儒家的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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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太宗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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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为秦王时，即认真总结前代的败亡教训，诚心接纳儒士能臣，招入幕府参谋军机与政务，如薛收与房玄龄等；即位之后，更是虚怀若谷，任贤纳谏，如李靖、魏征与王珪等。君臣共治，致力太平，终于训致贞观盛世，太宗因之也称为历史上少有的圣明君主。太宗在即位之初曾赋诗《帝京篇》十首以明志，其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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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偏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瞻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于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两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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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欲以舜禹为法，而以秦皇汉武为鉴，其余庸主暴君则不足齿及矣。奉行修文右武（右者，辅佑也。以佑民即济民为宗旨的军事行动为右武。非仅次之于左也）、开明节俭的政治方针，避免“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的举措；采取“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的现实人生态度。以“中和”节制“淫逸”，认为“忠良”胜于“神仙”，也是古代帝王所少见的。其诗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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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廊罢机务，崇文聊驻辇。玉匣启龙图，金绳披鸟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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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编断方续，缥帙舒还卷。对此乃忘忧，欹案观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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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皇帝于政务之余，到崇文馆与十八学士讨论经籍，披览坟典，乐此不疲聊以遣忧的情景，跃然纸上，宛如一幅儒士读书图画。其第十首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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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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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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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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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统御六合，君临八方的封建帝王，于登临游览之余，毫无志满之意、骄矜之态，想的是居高思危，纳谏慎刑，施惠于民，期待着“淳化”文教民风的广敷天下。在此顺便解释一下与“临民”对举的“奉天”句意，“奉天”与“事天”同义，都是奉天之道与事（从事）天之行的意思，全句意为竭尽诚敬地按照天道行事。释为“侍奉上天”是误会是曲解。帝王所有的祭天活动，名义上是向上天汇报自己遵照天道天意行事的成绩或谋划，实则不过是昭告天下；所谓的祈天保佑，也不过是企望民众的信从而已。诗中“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两句，是指《易经》的训诫。易卦重爻位，以二五爻为中为正，“六五”之六指阴爻、五指君位，是以谦德而居君位，有阴柔之美，若五六两爻皆为阳刚（六又指第六爻），则恐有“亢龙之悔”，故曰“难继”；“四三”是四、三两爻，三爻过中，四爻“多惧”，执政者能够持守中和、临事而惧的境界实难企及，故曰“非易仰”。说明太宗颇亦通晓易理，此当得益于群儒。帝王能如此导民理政，焉有不训至太平盛世者乎！还有一首小诗，颇可表明太宗的政治倾向，索性一并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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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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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赐萧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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