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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礼乐政教思想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得到较为集中的反映，其突出的表现盖有如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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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义为治”的政治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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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以仁义为治”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现为一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也体现在“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人才观里，同时更是蕴藏在其“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的纳谏观及防贪鄙的廉政观里。唐太宗的政治伦理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他说“仁义积则物自归之”，并认为隋朝之所以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62)。太宗一生的志愿都在于推行“仁政”理想的实现。他曾在诏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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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隋之际，海内横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邑里凋残，鞠为丘墟。朕投袂发愤，情深拯溺，扶翼义师，济斯涂炭。赖苍昊降鉴，股肱宣力，提剑指麾，天下大定，氛祲清殄，区宇平一。反浇蔽于淳朴，致王道于中和。此朕之宿志，于斯已毕。(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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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学说的关键是实行“王道”，而“王道”的表征即是中正和谐，亦即注重以德行而不恃武力，以仁义而不以功利，礼法并重，政清刑简，除暴安良，使衰世浇薄的民风复归于淳朴。唐太宗的政治伦理思想正是儒家这一传统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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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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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首篇开宗明义地记载了太宗君臣关于“君道”的论述。表述了太宗对国君与百姓关系的认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64)认识到百姓是君主和国家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损害老百姓以满足君王的一己私欲，就仿佛割自己大腿上的肉填饱肚子，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如此，唐太宗认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惧！”因此，唐太宗君臣明智地看待民众，把君与民关系理解为舟水关系：“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65)另一处则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66)水之载舟，固然可喜，然水之覆舟亦甚可畏。太宗因发“民可畏论”云：“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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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这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是对中国自先秦以来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水舟之喻，本是儒家的明训。荀子发挥孔子的“安民”思想，提出庶民安政，而后君子安位的思想。他说“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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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君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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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政者应该率先以礼义约束自己，“正人先正己”，是中国儒家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观念，唐太宗对正人和正己的关系也有深刻的认识。贞观元年（627），太宗对侍臣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并且认识到欲“正其身”，不仅要警惕外物的影响，而主要是限制自己的“嗜欲”。于是说：“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69)这是太宗谨记儒家教诲，并以历史教训为鉴借而发出的心得之言。春秋时代孔子曾说过：“修己而安百姓。”“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70)战国时代孟子又提出“正君而国定”的思想，曾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71)荀子则认为，君子之言行，须“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表仪既设民知方”(72)。君王应率先尊礼守法，为民仪表，晷表正而后可求影直，使民知向方，而后可求天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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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既为一国之表率，君王言行之正邪与否，将严重影响臣民行为乃至社会风气之良窳。帝王贵为一国之君，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天下安危产生巨大影响，正是有见于此，太宗非常注意加强自身的修养。他说：“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73)。由此可见，唐太宗是把自身修养作为统治者的第一要务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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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日常生活中戒奢尚俭，以身作则，反对奢侈淫逸，所以皇后妃殡，乃至皇亲国戚的生活也不敢过分奢华。史载，文德皇后长孙氏“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74)，君王帝后的节俭，大臣也都自觉地效仿，在唐太宗的影响下，群臣百官清正廉明，生活俭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正是儒家的君道观，这种观念可以说贯穿了唐太宗的一生，正是他一生倾力实践儒家这种“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方能创建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被后世誉为治世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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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的德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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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刻的反省，唐太宗认为爆发隋末农民起义以及至今盗匪不止的原因是“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他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虽能积聚暂时的财富，带来的却是亡国之乱。要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就必须“去奢省费，轻徭薄赋”，推行廉政，选用廉吏，以“使民衣食有馀”。用减轻剥削压迫的方法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是唐太宗“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促成“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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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太宗与群臣论止盗，有人主张“重法以禁之”。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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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思考，太宗对君、民、国三者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总结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76)这与假富国名义，阴剥百姓以肥君的法家思想相去何啻霄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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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亦尝虑及实行郡县抑或封建制度，两者孰对巩固政权更为有利的问题。高祖思欲“强宗室以镇天下”，因遍封宗室子弟。而太宗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是两者孰对天下百姓有利。太宗继位之后，曾从容问群臣曰：“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以上两点，应该是太宗与历代统治者的根本区别，也是区别家天下其形而公天下其实，与公天下其名而行家天下其实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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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是一种儒家德治观，它既是延续了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薄其税敛”的主张，又是荀子“节用裕民”仁政思想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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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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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77)，贞观十三年，又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78)。唐太宗与魏征论用人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79)并废除了诸王与勋贵子弟世袭刺使的诏令，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同时完善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地选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为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80)高度评价了唐初官制与善于择人的举措，以及人才辈出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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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培养出人才，最好途径是兴办学校。因此，唐太宗对学校工作十分重视：唐太宗为此“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81)，学官即教授特别是京师各学（包括弘文馆）的学官大都是“天下名儒”，生员所习科目为儒家经典，有《论语》、《孝经》、《礼记》等九经。为了鼓励儒生读经，他“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又扩建校舍，“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并增加博士和学生的数额，“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同时规定“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这一系列措施，就造成了尊崇儒学的氛围，提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及周边的高昌、吐蕃的酋长都派遣子弟入国学学习。于是出现了“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82)的博大恢宏的局面。贞观年间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儒学的复兴时期，唐太宗为儒学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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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这种“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人才观与儒家“任人唯贤”的人才观是一脉相承的：孟子说：为政“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荀子强调“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83)，以德为先、德才兼备来任用、考核、赏罚各级官吏，实现了所谓的贤良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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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的纳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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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唐太宗以勇于纳谏著名，而魏征等亦以敢谏而垂名青史。魏征、王珪本为太子建成阵营，太宗登基后皆能待之不疑，说明太宗不仅有纳谏的勇气，还有容人的雅量。容人与纳谏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惟有如此，方能建构成君臣一体，君相共治的开明政治。《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太宗与大臣朝会的一次对话，颇可说明此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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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征、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征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征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征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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