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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礼乐政教思想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得到较为集中的反映,其突出的表现盖有如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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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义为治”的政治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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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以仁义为治”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现为一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也体现在“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人才观里,同时更是蕴藏在其“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的纳谏观及防贪鄙的廉政观里。唐太宗的政治伦理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他说“仁义积则物自归之”,并认为隋朝之所以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62)。太宗一生的志愿都在于推行“仁政”理想的实现。他曾在诏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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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隋之际,海内横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邑里凋残,鞠为丘墟。朕投袂发愤,情深拯溺,扶翼义师,济斯涂炭。赖苍昊降鉴,股肱宣力,提剑指麾,天下大定,氛祲清殄,区宇平一。反浇蔽于淳朴,致王道于中和。此朕之宿志,于斯已毕。(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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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学说的关键是实行“王道”,而“王道”的表征即是中正和谐,亦即注重以德行而不恃武力,以仁义而不以功利,礼法并重,政清刑简,除暴安良,使衰世浇薄的民风复归于淳朴。唐太宗的政治伦理思想正是儒家这一传统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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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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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首篇开宗明义地记载了太宗君臣关于“君道”的论述。表述了太宗对国君与百姓关系的认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64)认识到百姓是君主和国家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损害老百姓以满足君王的一己私欲,就仿佛割自己大腿上的肉填饱肚子,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如此,唐太宗认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惧!”因此,唐太宗君臣明智地看待民众,把君与民关系理解为舟水关系:“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65)另一处则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66)水之载舟,固然可喜,然水之覆舟亦甚可畏。太宗因发“民可畏论”云:“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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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这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是对中国自先秦以来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水舟之喻,本是儒家的明训。荀子发挥孔子的“安民”思想,提出庶民安政,而后君子安位的思想。他说“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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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君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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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政者应该率先以礼义约束自己,“正人先正己”,是中国儒家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观念,唐太宗对正人和正己的关系也有深刻的认识。贞观元年(627),太宗对侍臣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并且认识到欲“正其身”,不仅要警惕外物的影响,而主要是限制自己的“嗜欲”。于是说:“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69)这是太宗谨记儒家教诲,并以历史教训为鉴借而发出的心得之言。春秋时代孔子曾说过:“修己而安百姓。”“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70)战国时代孟子又提出“正君而国定”的思想,曾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71)荀子则认为,君子之言行,须“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表仪既设民知方”(72)。君王应率先尊礼守法,为民仪表,晷表正而后可求影直,使民知向方,而后可求天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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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既为一国之表率,君王言行之正邪与否,将严重影响臣民行为乃至社会风气之良窳。帝王贵为一国之君,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天下安危产生巨大影响,正是有见于此,太宗非常注意加强自身的修养。他说:“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73)。由此可见,唐太宗是把自身修养作为统治者的第一要务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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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日常生活中戒奢尚俭,以身作则,反对奢侈淫逸,所以皇后妃殡,乃至皇亲国戚的生活也不敢过分奢华。史载,文德皇后长孙氏“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74),君王帝后的节俭,大臣也都自觉地效仿,在唐太宗的影响下,群臣百官清正廉明,生活俭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正是儒家的君道观,这种观念可以说贯穿了唐太宗的一生,正是他一生倾力实践儒家这种“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方能创建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被后世誉为治世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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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的德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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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刻的反省,唐太宗认为爆发隋末农民起义以及至今盗匪不止的原因是“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他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虽能积聚暂时的财富,带来的却是亡国之乱。要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就必须“去奢省费,轻徭薄赋”,推行廉政,选用廉吏,以“使民衣食有馀”。用减轻剥削压迫的方法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是唐太宗“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促成“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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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太宗与群臣论止盗,有人主张“重法以禁之”。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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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思考,太宗对君、民、国三者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总结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76)这与假富国名义,阴剥百姓以肥君的法家思想相去何啻霄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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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亦尝虑及实行郡县抑或封建制度,两者孰对巩固政权更为有利的问题。高祖思欲“强宗室以镇天下”,因遍封宗室子弟。而太宗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是两者孰对天下百姓有利。太宗继位之后,曾从容问群臣曰:“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以上两点,应该是太宗与历代统治者的根本区别,也是区别家天下其形而公天下其实,与公天下其名而行家天下其实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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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是一种儒家德治观,它既是延续了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薄其税敛”的主张,又是荀子“节用裕民”仁政思想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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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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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77),贞观十三年,又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78)。唐太宗与魏征论用人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79)并废除了诸王与勋贵子弟世袭刺使的诏令,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同时完善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地选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为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80)高度评价了唐初官制与善于择人的举措,以及人才辈出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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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培养出人才,最好途径是兴办学校。因此,唐太宗对学校工作十分重视:唐太宗为此“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81),学官即教授特别是京师各学(包括弘文馆)的学官大都是“天下名儒”,生员所习科目为儒家经典,有《论语》、《孝经》、《礼记》等九经。为了鼓励儒生读经,他“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又扩建校舍,“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并增加博士和学生的数额,“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同时规定“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这一系列措施,就造成了尊崇儒学的氛围,提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及周边的高昌、吐蕃的酋长都派遣子弟入国学学习。于是出现了“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82)的博大恢宏的局面。贞观年间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儒学的复兴时期,唐太宗为儒学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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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这种“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人才观与儒家“任人唯贤”的人才观是一脉相承的:孟子说:为政“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荀子强调“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83),以德为先、德才兼备来任用、考核、赏罚各级官吏,实现了所谓的贤良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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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的纳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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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唐太宗以勇于纳谏著名,而魏征等亦以敢谏而垂名青史。魏征、王珪本为太子建成阵营,太宗登基后皆能待之不疑,说明太宗不仅有纳谏的勇气,还有容人的雅量。容人与纳谏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惟有如此,方能建构成君臣一体,君相共治的开明政治。《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太宗与大臣朝会的一次对话,颇可说明此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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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征、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征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征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征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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