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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690 欲为一代明君,不仅要容人纳谏,还要广开言路,兼听而慎择,方可避免“壅蔽”,而使上下之情得以畅通。“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征并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85),唐太宗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唐太宗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因此,他认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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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692 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闻过即改,从谏如流”(87),他不仅兼听纳谏,广开言路,而且还主动求谏,如向众臣表示“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88),又说“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89)。可见,为了求得“君臣长久,国无衰败”,唐太宗一方面鼓励臣僚“正词直谏”、不要怕“犯颜忤旨”,而要尽情极谏;另一方面又保证不会“妄有诛责”,一定会“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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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694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言:“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90)。唐太宗为了发挥谏官的作用,对谏者“有谠言直谏,可以施於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91)。为了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他还诏命“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92)同时,他对于百官的奏折,总是认真阅读,“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93)唐代出现了众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敢谏大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等人,绝非偶然的事情,与唐太宗勇于纳谏有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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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696 “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是儒家的谏诤观,它既是一种儒家“君使臣以礼”的自我约束,同时也是儒家“正人先正己”的权力约束的良好体现。太宗后来在《帝范》中总结帝王必须纳谏的道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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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698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鞀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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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00 深诫后世君王“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要在朝门外设立登闻鼓和诽谤木,以使“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下情上达,方能光泽普及民间。太宗接着又指出反其道而行之者何以为昏君及其危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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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02 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雍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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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04 准确描画了昏君的情态及其后果,教训子孙引以为明鉴深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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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06 崇俭防贪鄙的廉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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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08 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君臣的贪鄙: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有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致灭亡。”(95)同时,唐太宗认为,贪鄙钱财,毁家又毁国实为不智,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道:“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伤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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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10 为了防止官员贪财聚敛,见利忘义,首先,唐太宗强调自律自制在防贪鄙中的重要性。《贞观政要·贪鄙》记载: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覆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96)。唐太宗认为高栖树林的鸟与深藏水窟的鱼为人所获,“皆由贪饵故也”。由“鱼、鸟”推知“人臣”,唐太宗看到了行贿对于官员的腐蚀作用,所以他格外强调官员的自律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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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12 其次,唐太宗崇尚俭约。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道:“朕今欲造一殿,林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他还认为“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并作规定“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断”(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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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14 唐太宗倡导崇俭防贪鄙的廉政观,同时认识到权力约束,首先要自我作始。尝诫为君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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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16 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人主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焉。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珠玉珍玩,黼黻絺绤。如此则赋敛重,赋敛重则人才遗,人才遗则饥寒之患生焉。乱世之君,极其骄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缇绣,而人裋褐不全;犬马厌刍豢,而人糟糠不足。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此骄奢之忌也。(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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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18 不谙历史兴亡,不知民间疾苦,是难于总结出如此深切的教训来的。并进一步指出“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所以“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99)。只有如此“防其害源,开其利本”。厉行“节俭之德”,自我作起,才能导致“风淳俗朴”,而天下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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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20 三、唐太宗的礼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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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22 唐太宗的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本质上也是一种儒家的仁政思想,它体现在“礼别异,乐和同”,即承认差别性而又主张“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礼则表现了对自然的敬畏,对人(包括庶民)的尊重和约束;乐则体现了情感的疏导与“和乐”的精神。礼制的森严化与音乐的神秘化是对礼乐精神理解的偏失。这在贞观一朝都得到了纠正。表现为对前朝礼制和礼学进行总结性研究而修订的《贞观礼》与《开元礼》;以及在对音乐关乎盛衰新认识的基础上而制订的新乐。儒家关于“乐与政通”的思想,在《礼记·乐记》中是这样表述的:“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00)。音乐首先是人之情感于外物(包括政)的自然流露和抒发,同时也不否认其对人、社会乃至政治的引导亦即反作用。所以可通过“审乐以知政”;如果过分强调其反作用,自然是一种偏颇。于是魏征提出“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的音乐思想,得到太宗的赞赏。太宗的刑政思想表现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君道观与“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的德治观、并反映出“以仁为宗,以刑为助”的儒家法律思想。由于太宗率先守礼,君臣士庶相待以礼,临民务存宽简,终于达致“人识礼教,治致太平”的盛世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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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24 唐太宗的礼乐文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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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26 太宗即位之后,贞观君臣根据“礼缘人情”的原则,重新制订了“五礼”及官制、朝仪、婚姻等礼仪制度。进一步清除门阀观念和佛道影响;尊崇儒学,树立仰慕建功立勋,“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的社会风气。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诏令公主下嫁,及士庶婚姻,皆须备行礼敬舅姑;僧道亦须遵行敬拜父母之礼。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又尝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101)太宗的礼乐观完全是尊重风俗,遵行正道出发,因而反对拘忌阴阳,不顾礼仪的行为。贞观十一年,房玄龄、魏征等修《贞观礼》成,太宗乃作《颁示礼乐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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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28 先王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施化,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固以同节同和,无声无体,非饰玉帛之容,岂崇钟鼓之奏。日往月来,朴散淳离,淫慝以兴,流湎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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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30 盖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朕虽德谢前王,而情深好古。伤大道之既隐,惧斯文之将坠,故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於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於雅者,并随违而矫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节事宜,穷高深而归简易。用之邦国,彝伦以之攸叙;施之律度,金石於是克谐。今修撰既毕,可颁天下,俾富教之方,有符先圣;人伦之化,贻厥后昆。(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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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32 这篇诏文集中地反映了太宗的礼乐观,“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贞观礼》对礼乐的修复、矫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节事宜,穷高深而归简易”。更便于辅助“富而后教”的施政方针,实现“人伦之化”的社会秩序。太宗对礼乐教化是有着深刻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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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34 太宗又尝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103)太宗认为遵行正道,以民为本,使天下富足,则乐在其中,自己何必非要听管弦、事游猎(畋猎属于军礼)才算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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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36 关于礼乐尤其是雅乐的改订,贞观之初,曾有过一次讨论,据《贞观政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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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38 贞观二年祖孝孙奏上雅乐。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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