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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为一代明君，不仅要容人纳谏，还要广开言路，兼听而慎择，方可避免“壅蔽”，而使上下之情得以畅通。“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征并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85)，唐太宗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唐太宗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因此，他认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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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闻过即改，从谏如流”(87)，他不仅兼听纳谏，广开言路，而且还主动求谏，如向众臣表示“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88)，又说“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89)。可见，为了求得“君臣长久，国无衰败”，唐太宗一方面鼓励臣僚“正词直谏”、不要怕“犯颜忤旨”，而要尽情极谏；另一方面又保证不会“妄有诛责”，一定会“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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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言：“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90)。唐太宗为了发挥谏官的作用，对谏者“有谠言直谏，可以施於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91)。为了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他还诏命“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92)同时，他对于百官的奏折，总是认真阅读，“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93)唐代出现了众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敢谏大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等人，绝非偶然的事情，与唐太宗勇于纳谏有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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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是儒家的谏诤观，它既是一种儒家“君使臣以礼”的自我约束，同时也是儒家“正人先正己”的权力约束的良好体现。太宗后来在《帝范》中总结帝王必须纳谏的道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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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鞀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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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诫后世君王“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要在朝门外设立登闻鼓和诽谤木，以使“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下情上达，方能光泽普及民间。太宗接着又指出反其道而行之者何以为昏君及其危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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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雍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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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描画了昏君的情态及其后果，教训子孙引以为明鉴深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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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俭防贪鄙的廉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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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君臣的贪鄙：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有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致灭亡。”(95)同时，唐太宗认为，贪鄙钱财，毁家又毁国实为不智，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道：“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伤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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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官员贪财聚敛，见利忘义，首先，唐太宗强调自律自制在防贪鄙中的重要性。《贞观政要·贪鄙》记载：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覆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96)。唐太宗认为高栖树林的鸟与深藏水窟的鱼为人所获，“皆由贪饵故也”。由“鱼、鸟”推知“人臣”，唐太宗看到了行贿对于官员的腐蚀作用，所以他格外强调官员的自律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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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唐太宗崇尚俭约。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道：“朕今欲造一殿，林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他还认为“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并作规定“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断”(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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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倡导崇俭防贪鄙的廉政观，同时认识到权力约束，首先要自我作始。尝诫为君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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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人主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焉。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珠玉珍玩，黼黻絺绤。如此则赋敛重，赋敛重则人才遗，人才遗则饥寒之患生焉。乱世之君，极其骄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缇绣，而人裋褐不全；犬马厌刍豢，而人糟糠不足。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此骄奢之忌也。(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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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谙历史兴亡，不知民间疾苦，是难于总结出如此深切的教训来的。并进一步指出“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所以“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99)。只有如此“防其害源，开其利本”。厉行“节俭之德”，自我作起，才能导致“风淳俗朴”，而天下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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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太宗的礼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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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本质上也是一种儒家的仁政思想，它体现在“礼别异，乐和同”，即承认差别性而又主张“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礼则表现了对自然的敬畏，对人（包括庶民）的尊重和约束；乐则体现了情感的疏导与“和乐”的精神。礼制的森严化与音乐的神秘化是对礼乐精神理解的偏失。这在贞观一朝都得到了纠正。表现为对前朝礼制和礼学进行总结性研究而修订的《贞观礼》与《开元礼》；以及在对音乐关乎盛衰新认识的基础上而制订的新乐。儒家关于“乐与政通”的思想，在《礼记·乐记》中是这样表述的：“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00)。音乐首先是人之情感于外物（包括政）的自然流露和抒发，同时也不否认其对人、社会乃至政治的引导亦即反作用。所以可通过“审乐以知政”；如果过分强调其反作用，自然是一种偏颇。于是魏征提出“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的音乐思想，得到太宗的赞赏。太宗的刑政思想表现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君道观与“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的德治观、并反映出“以仁为宗，以刑为助”的儒家法律思想。由于太宗率先守礼，君臣士庶相待以礼，临民务存宽简，终于达致“人识礼教，治致太平”的盛世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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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礼乐文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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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即位之后，贞观君臣根据“礼缘人情”的原则，重新制订了“五礼”及官制、朝仪、婚姻等礼仪制度。进一步清除门阀观念和佛道影响；尊崇儒学，树立仰慕建功立勋，“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的社会风气。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诏令公主下嫁，及士庶婚姻，皆须备行礼敬舅姑；僧道亦须遵行敬拜父母之礼。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又尝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101)太宗的礼乐观完全是尊重风俗，遵行正道出发，因而反对拘忌阴阳，不顾礼仪的行为。贞观十一年，房玄龄、魏征等修《贞观礼》成，太宗乃作《颁示礼乐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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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施化，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固以同节同和，无声无体，非饰玉帛之容，岂崇钟鼓之奏。日往月来，朴散淳离，淫慝以兴，流湎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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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朕虽德谢前王，而情深好古。伤大道之既隐，惧斯文之将坠，故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於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於雅者，并随违而矫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节事宜，穷高深而归简易。用之邦国，彝伦以之攸叙；施之律度，金石於是克谐。今修撰既毕，可颁天下，俾富教之方，有符先圣；人伦之化，贻厥后昆。(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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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诏文集中地反映了太宗的礼乐观，“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贞观礼》对礼乐的修复、矫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节事宜，穷高深而归简易”。更便于辅助“富而后教”的施政方针，实现“人伦之化”的社会秩序。太宗对礼乐教化是有着深刻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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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又尝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103)太宗认为遵行正道，以民为本，使天下富足，则乐在其中，自己何必非要听管弦、事游猎（畋猎属于军礼）才算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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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乐尤其是雅乐的改订，贞观之初，曾有过一次讨论，据《贞观政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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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祖孝孙奏上雅乐。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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