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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居安思危的治国方略，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治国主张，魏征的弘谋远虑，常常寓于平实的议论之中，强调帝王与臣民关系的和谐。看似平易，而实为治国之要领。水舟之喻，本出于孔子、荀卿所言，然而历代儒家常予忽略，至魏征始予大力发挥，并施之于实际政治之中，遂为后世君臣所称颂，而忘其为孔荀之言，可见其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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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虑及深远的忧患意识，贯穿于魏征所有的言论与谏疏中，是魏征为政思想的指导原则，也是其论谏时政的主要特色。因为思虑深远，魏征的一些谏议往往不被理解而遭拒，由于心忧天下社稷，故而执意坚持，据理力争，亦数度让太宗盛怒不已，而魏征全然不顾自身安危，不纳不止。诚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150)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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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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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于其谏疏之中。由于得遇明主，乃将主要心血精力用于政治活动，此外就是主编周隋齐梁陈诸史，并著梁陈诸帝《总论》和为《隋书》撰写其中的序论、传论和《经籍志》；贞观初。又“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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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152)。《类礼》唐时又名《次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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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受太宗之命，编辑历代经史论著为《群书治要》五十篇。合二十卷。魏征在秘书监任上，曾竭力搜集汉魏逸书及《石经》残石：“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153)虽“十不存一”，但甚有益于群书校勘。至是，编录《群书治要》，于经传史籍则选录《古文尚书孔传》、等罕见传本。太宗览而善之，手诏褒奖之曰：“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154)并录副“以赐太子及诸王，藏之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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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魏征还与高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凡一千二百卷。旧唐书经籍志有《魏征集》二十卷，佚于唐末战乱。近代辑《魏郑公文集》只有文集三卷诗集一卷。三秦出版的《新编魏征集》收集各种辑本并梁隋诸史《史论》及《群书治要》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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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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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修史，始于唐高祖，武德五年，高祖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正式颁布撰修前代历史的诏令。其事绵历数载终未修成。太宗即位，乃于贞观三年（629年），诏令成立正式史馆，令房玄龄监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姚思廉等人分撰各史纪传。然其身居宰相，总司百揆，无暇脱身，太宗根据魏征的才学，任其“总知其务”，所以魏征是五朝史的实际总监。他不但监修，而且把握指导诸史编纂宗旨并亲自修撰，躬与撰写梁、陈、齐三史的总论和《隋书·经籍志》（此志可能撰于任秘书监时）。及各传序论与传论，皆有深刻的见解。如在《隋书·儒林传序》中对儒学的评价，表明其儒学的基本认识，以及个人立身从政的准则和对国家政治的作用。《传序》说：“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155)，明确指出历经“百王损益”的儒学对于国家政治、礼法教化、人伦关系，以及仁义忠信社会风尚的树立，所具有的决定性指导意义。因此，理应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序论》还对西晋以来儒学盛衰的历史及其原因作了精辟的论述。贞观十年诸史、传完成。由于诸史惟有魏征著《隋书经籍志》，并为之撰《序》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156)可见魏征对经籍的重视，是有着深刻的理论认识为基础的。贞观十五年，太宗又诏令补撰《五代史志》，由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颜师古等人分撰，令狐德棻、长孙无忌前后监修。《史志》修成后，编入《隋书》，是为《隋书》十志。为研究隋及其前代礼乐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图书目录，且有魏征所撰分类专论，准确论述了诸学各派著述存亡及学术演变的情况，可视为一部学术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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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史《纪传》的修撰者皆为当时著名的儒臣名士，体现了较高的修史水平，加之魏征所作史论，以儒家重人事轻天命的思想为指导，总结各朝沦亡的教训，阐发了不少深刻见解。在其影响下，诸史据实直书成为明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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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年，五代史同时修成，唐太宗十分高兴，对史臣们的业绩给予嘉勉。他首先肯定了史书的作用，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惮恶，足为将来之戒。”并历数了始皇、炀帝畏惧历史、毁灭史籍的荒唐：“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表明自己与之不同：“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157)太宗不仅诏令修史，平日尤喜读史，目的即在“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史书正是其所谓的三镜之一。魏征史论的目的也正要是为太宗提供谏诫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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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为诸史所作《总论》，反映了儒家的史学思想，提出儒家著史的目的和衡史的标准。成为后世修史论史的榜样。在考证历史、据实直书的基础上，以客观公允的态度，总结其所以兴所以亡的历史教训，是其史学观的核心。兹举《陈书五帝总论》以观其史论概貌，《陈五帝总论》书于《陈书》各纪的篇末，魏征以政治家、史学家的目光，对陈霸先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应是关于陈霸先最权威、详备的历史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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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载：陈霸先出身低微，胸存大志，不聚家产，“读兵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158)。为平定梁朝历次战乱，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传统文化，做出卓著贡献，直到梁元帝败亡，当小皇帝不孚众望，而战乱方殷之际，方禅梁自立。陈霸先在位时间虽短，但其从戎的一生，却处处表现了一代明君的特有风格。魏征评其为“志度弘远，怀抱豁如，或取士于仇雠，或擢才于亡命，掩其受金之过，宥其吠尧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能得其死力”(159)。当时史官姚察的话来表述，就是“英略大度，应变无方，盖汉高魏武之亚矣”(160)。和陈书撰者姚思廉及史论撰者魏征皆持肯定意见。姚思廉虽与魏征史观稍异，但基本还是一致的。魏征的《陈五帝总论》对继位者陈文帝的评价同于晋代陆机《辨亡论》提出的论点。认为属于“守文之主”。守文者，能守先王法度的意思。其后的君主则一代不如一代，至陈后主，则其一切作为都表明他是典型的昏庸亡国之君。有文采聪明，但不谙政治；信用奸佞之臣，摈斥忠臣良将，自毁长城；骄奢淫逸，拒谏饰非，沉迷酒色歌舞，敌军已渡江破城，犹且不知。“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典故即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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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五帝总论》因陈五帝截然相反作为，而综合历代君主兴亡之迹而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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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观列辟，纂武嗣兴，其始也皆欲齐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视五帝，俯协三王，然而靡不有初，克终盖寡，其故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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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中庸之才，怀可移之性，口存于仁义，心怵于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违，道远难以固志。佞谄之伦，承颜候色，因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顺流而决壅。非夫感灵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遗其所乐，而以百姓为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载而罕遇，癸、辛、幽、厉靡代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婴戮辱，为天下笑，可不痛乎！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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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首先就历代帝王“靡不有初，克终盖寡”的现象，提出问题。然后条分屡析，追根寻源，逐项指出其先天秉赋、后天人为等四条内外原因。其人多为中庸普通才质，具有既可向善、又可为恶的可移心性，却只是口谈仁义，心存嗜欲，远仁义、逐嗜欲，沉迷不悟，是为内因；佞谄之徒，投其所好，多方诱导，遂使远仁嗜欲之心，犹如决壅溃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是为外因。实际上，历代帝王皆非天降明德，很难主动抛弃所乐嗜欲，而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就是为什么明君千载罕遇，而昏君靡代不有的原因。这些昏君固然须要付出“身婴戮辱”的代价，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然而毒被社稷，祸延天下生灵，实在又是令人悲痛的灾难。然后指出：“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乱、亡之祸，出自“多有才艺”的君主，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对素多才艺的继位之君唐太宗，直接敲起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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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史论率皆如此，放眼前古，总是立足于现实。总结前朝的经验，目的是为当代后世提供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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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礼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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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在河汾受学时，王通称其“征也直而遂（阮注：直道而遂行）”(162)，只闻其“受《书》”(163)，似不以精通礼乐著称。然《中说》记“征宿子之家，言《六经》，逾月不出”。(164)向王通请教、并研讨《续六经》，自然是包括《礼论》《乐论》在内的。可见魏征对其师的礼乐之论及其精神应该是有所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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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通的观点：礼乐是“先王之道”的载体，“仁义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继道德而兴礼乐者也”。遂有“礼得而道存”(165)之论。王通还认为：礼乐的真精神和作用，是“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吾于礼乐，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贵乎？”(166)可见精通礼乐，得其精髓，尚须位至崇贵，方能有机会实施不失礼乐精神的礼乐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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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弟子皆一时之秀异俊彦，但王通认为“若逢其时，（其位皆可）不减卿相，然礼乐则未备”(167)。因为礼乐的精神极难把握，把握不好，容易陷入繁文缛节的形式之中，无法予以损益取舍。所以王通认为不得其人，虽逢明时，亦难制礼定乐。然而，董、薛早殁，历史的重任落在房魏诸人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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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曾向王凝述及河汾往事云：“大业之际，征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征及杜、房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征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又转述房玄龄谓征之言曰：“玄龄与公竭力辅国，然言及礼乐，则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礼》《乐》赐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适不至此。噫！有元首无股肱，不无可叹也。”(168)然而勇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魏征，最终完成了新礼乐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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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魏奉诏在《隋礼》基础上撰修成《贞观礼》，于传统“五礼”，各有损益，又特加《国恤》部分。不仅开唐代礼制改革的先端，唐时迈出儒家制度思想在大唐全面落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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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魏征又“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帝美其书，录寘内府”(169)。认为“《小戴礼》综汇不伦”，正是文中子的观点。至此由魏征实施改编重制。实开唐代疑经变古风气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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