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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五帝总论》因陈五帝截然相反作为，而综合历代君主兴亡之迹而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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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观列辟，纂武嗣兴，其始也皆欲齐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视五帝，俯协三王，然而靡不有初，克终盖寡，其故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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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中庸之才，怀可移之性，口存于仁义，心怵于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违，道远难以固志。佞谄之伦，承颜候色，因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顺流而决壅。非夫感灵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遗其所乐，而以百姓为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载而罕遇，癸、辛、幽、厉靡代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婴戮辱，为天下笑，可不痛乎！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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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首先就历代帝王“靡不有初，克终盖寡”的现象，提出问题。然后条分屡析，追根寻源，逐项指出其先天秉赋、后天人为等四条内外原因。其人多为中庸普通才质，具有既可向善、又可为恶的可移心性，却只是口谈仁义，心存嗜欲，远仁义、逐嗜欲，沉迷不悟，是为内因；佞谄之徒，投其所好，多方诱导，遂使远仁嗜欲之心，犹如决壅溃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是为外因。实际上，历代帝王皆非天降明德，很难主动抛弃所乐嗜欲，而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就是为什么明君千载罕遇，而昏君靡代不有的原因。这些昏君固然须要付出“身婴戮辱”的代价，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然而毒被社稷，祸延天下生灵，实在又是令人悲痛的灾难。然后指出：“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乱、亡之祸，出自“多有才艺”的君主，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对素多才艺的继位之君唐太宗，直接敲起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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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史论率皆如此，放眼前古，总是立足于现实。总结前朝的经验，目的是为当代后世提供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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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礼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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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在河汾受学时，王通称其“征也直而遂（阮注：直道而遂行）”(162)，只闻其“受《书》”(163)，似不以精通礼乐著称。然《中说》记“征宿子之家，言《六经》，逾月不出”。(164)向王通请教、并研讨《续六经》，自然是包括《礼论》《乐论》在内的。可见魏征对其师的礼乐之论及其精神应该是有所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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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通的观点：礼乐是“先王之道”的载体，“仁义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继道德而兴礼乐者也”。遂有“礼得而道存”(165)之论。王通还认为：礼乐的真精神和作用，是“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吾于礼乐，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贵乎？”(166)可见精通礼乐，得其精髓，尚须位至崇贵，方能有机会实施不失礼乐精神的礼乐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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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弟子皆一时之秀异俊彦，但王通认为“若逢其时，（其位皆可）不减卿相，然礼乐则未备”(167)。因为礼乐的精神极难把握，把握不好，容易陷入繁文缛节的形式之中，无法予以损益取舍。所以王通认为不得其人，虽逢明时，亦难制礼定乐。然而，董、薛早殁，历史的重任落在房魏诸人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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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曾向王凝述及河汾往事云：“大业之际，征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征及杜、房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征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又转述房玄龄谓征之言曰：“玄龄与公竭力辅国，然言及礼乐，则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礼》《乐》赐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适不至此。噫！有元首无股肱，不无可叹也。”(168)然而勇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魏征，最终完成了新礼乐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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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魏奉诏在《隋礼》基础上撰修成《贞观礼》，于传统“五礼”，各有损益，又特加《国恤》部分。不仅开唐代礼制改革的先端，唐时迈出儒家制度思想在大唐全面落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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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魏征又“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帝美其书，录寘内府”(169)。认为“《小戴礼》综汇不伦”，正是文中子的观点。至此由魏征实施改编重制。实开唐代疑经变古风气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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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礼乐志》载：“《文中子》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盖其旷世不常行，而于礼无所本，故自汉以来，儒生学官论议不同，而至于不能决，则出于时君率意而行之尔。”(170)唐太宗既平突厥，而年谷屡丰，当时“公卿大臣并请封禅，唯征以为不可”(171)。封禅既扰民又不合于礼制，所以遭到魏征的反对，看来，礼制对帝王的奢侈行为还是有所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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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国之初，高祖受禅，“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至太宗践祚，方始“悉兴文教，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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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制定新的礼仪制度，魏征提出一个修订的原则：即“稽诸古训，参以旧图”，认为“孝因心生，礼缘情立。心不可极，故备物以表其诚；情无以尽，故饰宫以广其敬。宣尼美意，其在兹乎！”认为“凡圣人有作，义重随时，万物斯睹，事资通变”。所以繁文缛节，及“伤于质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主张“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用以“廓千载之疑议，为百王之懿范”又说：“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172)在吉凶等礼中，还应使民间行用既久的“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173)。这种“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超乎经籍，度越百王的豪迈精神，固然来自国势的空前盛大富强，也来自对儒家礼乐精神理解的深透。方能有此自信与把握。所以新制定的《贞观礼》能够因时制宜，删减损益，只保留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等五礼，新加《国恤》五篇。根据礼制“有益于人则祀之”的原则，近代所祭的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等，并予以废除；并废除“近代通祭九州”的旧礼，“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认为封禅大典，不符合“天道贵质”的要求，“又乖醇素之道，定议除之”。也增添了如“农隙讲武”、“养老于辟雍”等礼仪。余皆“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太宗称善，颁布内外执行。(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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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乐的改作，很多朝臣坚持乐音关乎国家兴亡，坚决要求禁止亡国之音的出现。对此，太宗提出：“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的观点。又说：“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魏征支持太宗的观点，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本着太宗：太宗“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的指令，魏征等又为《秦王破阵曲》制歌辞，“更名《七德》之舞，增舞者至百二十人，被甲执戟，以象战阵之法焉”(175)。可见阵容之盛大雄阔。表现了唐初讲武修文，思想开放的雄壮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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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贞观年间的礼乐改制，正本清源，因时制宜，革除了旧礼的繁文缛节，纠正了音乐观的神秘错误的理念。为儒家礼乐精神在制度和现实社会中落实，奠定了基石。同时，新礼乐所表现的变古开放精神，也为唐代诗歌及艺术天地开辟与繁盛提供了制度保证与精神鼓舞。对此，魏征是做出杰出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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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第二项礼制改革是《类礼》的编纂。《类礼》又名《次礼记》二十卷。前面已经介绍过《类礼》编纂的原因和卷帙篇数，以及太宗颁赐太子诸王及藏诸秘府的情况。但是并未颁布天下。至开元年间，始有大臣上书唐玄宗，“请行用魏征所注《类礼》，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书成奏上。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今行冲等解征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玄宗又采纳张说意见。只是赏赐行冲等，“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于学官。行冲恚诸儒排己，退而著论以自释，名曰《释疑》”(176)。采用主客对话的形式，将郑注《礼记》和魏征《类礼》相比较。在经学史的宏大背景下加以审视，认为魏征《类礼》优于郑注《礼记》。元行冲《类礼义疏》五十卷，当时藏于秘府，今已不传。这种可贵的变古精神，因遭遇宰相张说的复古思想，而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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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类礼》继承了王通敢于疑古，因时变易，自作《续六经》的精神，开辟了中唐辨古疑经学风的先河，在学术史上应有其一席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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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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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和祥《魏征的人生哲学》，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97年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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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华语《论魏征的忧患意识》，《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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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应超《论魏征的治国方略》，《唐都学刊》，2005年，第21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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