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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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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太宗此时对治国理政尚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对此，魏征则有着更为深刻的见解，因而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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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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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舟之喻，遂使太宗牢记于心，经常提及，并用作临民理政的原则性指导方针。贞观十一年，魏征曾两上奏疏，提出以“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认为：自古帝王，即位之初，皆能“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至治，传于百世。“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因而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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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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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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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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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在另一奏疏中，再次阐明并劝导太宗：“惩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道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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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为治），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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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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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为太宗书之于屏风，时常记诵，引为深戒而彪炳史册的《谏太宗十思疏》。其后在对太宗“守天下难易？”之问时，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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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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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居安思危的治国方略，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治国主张，魏征的弘谋远虑，常常寓于平实的议论之中，强调帝王与臣民关系的和谐。看似平易，而实为治国之要领。水舟之喻，本出于孔子、荀卿所言，然而历代儒家常予忽略，至魏征始予大力发挥，并施之于实际政治之中，遂为后世君臣所称颂，而忘其为孔荀之言，可见其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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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虑及深远的忧患意识，贯穿于魏征所有的言论与谏疏中，是魏征为政思想的指导原则，也是其论谏时政的主要特色。因为思虑深远，魏征的一些谏议往往不被理解而遭拒，由于心忧天下社稷，故而执意坚持，据理力争，亦数度让太宗盛怒不已，而魏征全然不顾自身安危，不纳不止。诚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150)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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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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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于其谏疏之中。由于得遇明主，乃将主要心血精力用于政治活动，此外就是主编周隋齐梁陈诸史，并著梁陈诸帝《总论》和为《隋书》撰写其中的序论、传论和《经籍志》；贞观初。又“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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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152)。《类礼》唐时又名《次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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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受太宗之命，编辑历代经史论著为《群书治要》五十篇。合二十卷。魏征在秘书监任上，曾竭力搜集汉魏逸书及《石经》残石：“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153)虽“十不存一”，但甚有益于群书校勘。至是，编录《群书治要》，于经传史籍则选录《古文尚书孔传》、等罕见传本。太宗览而善之，手诏褒奖之曰：“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154)并录副“以赐太子及诸王，藏之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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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魏征还与高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凡一千二百卷。旧唐书经籍志有《魏征集》二十卷，佚于唐末战乱。近代辑《魏郑公文集》只有文集三卷诗集一卷。三秦出版的《新编魏征集》收集各种辑本并梁隋诸史《史论》及《群书治要》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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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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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修史，始于唐高祖，武德五年，高祖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正式颁布撰修前代历史的诏令。其事绵历数载终未修成。太宗即位，乃于贞观三年（629年），诏令成立正式史馆，令房玄龄监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姚思廉等人分撰各史纪传。然其身居宰相，总司百揆，无暇脱身，太宗根据魏征的才学，任其“总知其务”，所以魏征是五朝史的实际总监。他不但监修，而且把握指导诸史编纂宗旨并亲自修撰，躬与撰写梁、陈、齐三史的总论和《隋书·经籍志》（此志可能撰于任秘书监时）。及各传序论与传论，皆有深刻的见解。如在《隋书·儒林传序》中对儒学的评价，表明其儒学的基本认识，以及个人立身从政的准则和对国家政治的作用。《传序》说：“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155)，明确指出历经“百王损益”的儒学对于国家政治、礼法教化、人伦关系，以及仁义忠信社会风尚的树立，所具有的决定性指导意义。因此，理应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序论》还对西晋以来儒学盛衰的历史及其原因作了精辟的论述。贞观十年诸史、传完成。由于诸史惟有魏征著《隋书经籍志》，并为之撰《序》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156)可见魏征对经籍的重视，是有着深刻的理论认识为基础的。贞观十五年，太宗又诏令补撰《五代史志》，由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颜师古等人分撰，令狐德棻、长孙无忌前后监修。《史志》修成后，编入《隋书》，是为《隋书》十志。为研究隋及其前代礼乐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图书目录，且有魏征所撰分类专论，准确论述了诸学各派著述存亡及学术演变的情况，可视为一部学术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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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史《纪传》的修撰者皆为当时著名的儒臣名士，体现了较高的修史水平，加之魏征所作史论，以儒家重人事轻天命的思想为指导，总结各朝沦亡的教训，阐发了不少深刻见解。在其影响下，诸史据实直书成为明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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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年，五代史同时修成，唐太宗十分高兴，对史臣们的业绩给予嘉勉。他首先肯定了史书的作用，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惮恶，足为将来之戒。”并历数了始皇、炀帝畏惧历史、毁灭史籍的荒唐：“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表明自己与之不同：“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157)太宗不仅诏令修史，平日尤喜读史，目的即在“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史书正是其所谓的三镜之一。魏征史论的目的也正要是为太宗提供谏诫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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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为诸史所作《总论》，反映了儒家的史学思想，提出儒家著史的目的和衡史的标准。成为后世修史论史的榜样。在考证历史、据实直书的基础上，以客观公允的态度，总结其所以兴所以亡的历史教训，是其史学观的核心。兹举《陈书五帝总论》以观其史论概貌，《陈五帝总论》书于《陈书》各纪的篇末，魏征以政治家、史学家的目光，对陈霸先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应是关于陈霸先最权威、详备的历史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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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载：陈霸先出身低微，胸存大志，不聚家产，“读兵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158)。为平定梁朝历次战乱，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传统文化，做出卓著贡献，直到梁元帝败亡，当小皇帝不孚众望，而战乱方殷之际，方禅梁自立。陈霸先在位时间虽短，但其从戎的一生，却处处表现了一代明君的特有风格。魏征评其为“志度弘远，怀抱豁如，或取士于仇雠，或擢才于亡命，掩其受金之过，宥其吠尧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能得其死力”(159)。当时史官姚察的话来表述，就是“英略大度，应变无方，盖汉高魏武之亚矣”(160)。和陈书撰者姚思廉及史论撰者魏征皆持肯定意见。姚思廉虽与魏征史观稍异，但基本还是一致的。魏征的《陈五帝总论》对继位者陈文帝的评价同于晋代陆机《辨亡论》提出的论点。认为属于“守文之主”。守文者，能守先王法度的意思。其后的君主则一代不如一代，至陈后主，则其一切作为都表明他是典型的昏庸亡国之君。有文采聪明，但不谙政治；信用奸佞之臣，摈斥忠臣良将，自毁长城；骄奢淫逸，拒谏饰非，沉迷酒色歌舞，敌军已渡江破城，犹且不知。“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典故即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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