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7040
大唐开国之初，高祖受禅，“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至太宗践祚，方始“悉兴文教，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
1702047041
1702047042
对于制定新的礼仪制度，魏征提出一个修订的原则：即“稽诸古训，参以旧图”，认为“孝因心生，礼缘情立。心不可极，故备物以表其诚；情无以尽，故饰宫以广其敬。宣尼美意，其在兹乎！”认为“凡圣人有作，义重随时，万物斯睹，事资通变”。所以繁文缛节，及“伤于质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主张“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用以“廓千载之疑议，为百王之懿范”又说：“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172)在吉凶等礼中，还应使民间行用既久的“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173)。这种“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超乎经籍，度越百王的豪迈精神，固然来自国势的空前盛大富强，也来自对儒家礼乐精神理解的深透。方能有此自信与把握。所以新制定的《贞观礼》能够因时制宜，删减损益，只保留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等五礼，新加《国恤》五篇。根据礼制“有益于人则祀之”的原则，近代所祭的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等，并予以废除；并废除“近代通祭九州”的旧礼，“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认为封禅大典，不符合“天道贵质”的要求，“又乖醇素之道，定议除之”。也增添了如“农隙讲武”、“养老于辟雍”等礼仪。余皆“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太宗称善，颁布内外执行。(174)
1702047043
1702047044
关于音乐的改作，很多朝臣坚持乐音关乎国家兴亡，坚决要求禁止亡国之音的出现。对此，太宗提出：“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的观点。又说：“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魏征支持太宗的观点，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本着太宗：太宗“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的指令，魏征等又为《秦王破阵曲》制歌辞，“更名《七德》之舞，增舞者至百二十人，被甲执戟，以象战阵之法焉”(175)。可见阵容之盛大雄阔。表现了唐初讲武修文，思想开放的雄壮气魄。
1702047045
1702047046
总之，贞观年间的礼乐改制，正本清源，因时制宜，革除了旧礼的繁文缛节，纠正了音乐观的神秘错误的理念。为儒家礼乐精神在制度和现实社会中落实，奠定了基石。同时，新礼乐所表现的变古开放精神，也为唐代诗歌及艺术天地开辟与繁盛提供了制度保证与精神鼓舞。对此，魏征是做出杰出贡献的。
1702047047
1702047048
魏征第二项礼制改革是《类礼》的编纂。《类礼》又名《次礼记》二十卷。前面已经介绍过《类礼》编纂的原因和卷帙篇数，以及太宗颁赐太子诸王及藏诸秘府的情况。但是并未颁布天下。至开元年间，始有大臣上书唐玄宗，“请行用魏征所注《类礼》，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书成奏上。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今行冲等解征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玄宗又采纳张说意见。只是赏赐行冲等，“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于学官。行冲恚诸儒排己，退而著论以自释，名曰《释疑》”(176)。采用主客对话的形式，将郑注《礼记》和魏征《类礼》相比较。在经学史的宏大背景下加以审视，认为魏征《类礼》优于郑注《礼记》。元行冲《类礼义疏》五十卷，当时藏于秘府，今已不传。这种可贵的变古精神，因遭遇宰相张说的复古思想，而被遏制。
1702047049
1702047050
魏征的《类礼》继承了王通敢于疑古，因时变易，自作《续六经》的精神，开辟了中唐辨古疑经学风的先河，在学术史上应有其一席之位。
1702047051
1702047052
参考文献
1702047053
1702047054
［1］余和祥《魏征的人生哲学》，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97年1版。
1702047055
1702047056
［2］卢华语《论魏征的忧患意识》，《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1702047057
1702047058
［3］张应超《论魏征的治国方略》，《唐都学刊》，2005年，第21卷，第6期。
1702047059
1702047060
1702047061
1702047062
1702047064
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唐初的反佛教思想
1702047065
1702047066
一、唐初反佛思潮的背景与概况
1702047067
1702047068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兴盛时期，也是佛教深入中国化的发展时期。随着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的一步步的渗透，不仅引起了大批儒者对社会前途、道德伦理的担忧，而且引起对儒学自身发展前途的担忧。儒者们基于儒家道统本位，纷纷起而反击，从各个角度攻击佛教“违戾正道”。隋代的统治者是扶持佛教的，学者则大多采取兼容的态度；唐代则始终遵循开国君主所制定的以儒为主，三教并存的政策。以儒为主，使得中国原有文化传统得以全面保存并发扬光大。三教并存的政策，使得三教文化及其学理，得到进一步融合，对佛道两教的既支持而又抑制的政策，以及朝臣与学者不时的激烈抨击，则使佛教不得不沿着中国化的道路深入发展。
1702047069
1702047070
（一）隋唐儒、佛、道三教鼎立
1702047071
1702047072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时代，已经进入大一统帝国的强盛时期。隋朝初年在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宽以待民的经济、法律政策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亦采取一般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政策。与唐代不同的是，隋朝的两代君主，无论崇佛还是抑佛，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凭一己之好恶，任意而为罢了。完全是不计后果，不管其对国家社会所造成影响。
1702047073
1702047074
佛教在北朝虽经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毁佛，但由于隋文帝的崇信，尤其至其晚年更是一心向佛，遂使“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延至北方，直至隋末仍然保留并发展起来。隋炀帝虽然跋扈而且并不十分崇信佛教，然其人毫无主见，在与僧侣争论“礼敬王者”的实质问题时，竟然屈服败下阵来。于是佛教逾加昌炽。致使隋末隐士李士谦在评价三教优劣时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177)李士谦是位跳出三教外，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却又普惠乡民的世外高人。其对三教之评价，自有其标准，不必细究。但其所言却是当时三教存在状态的真实写照。彼时之佛教兴盛真是如日中天；而道教亦如朗月当空；惟有儒学如漫漫长夜天际的明星，虽然微弱，但仍然可以指引着夜行的方向。
1702047075
1702047076
迨至唐代，中国古代社会才真正进入全面鼎盛时期，经济空前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国力极为强盛，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了宽宏开放的气度。唐前期儒、释、道三教并存以及容纳西域文化的局面，就是对唐帝国开放姿态的明证。
1702047077
1702047078
唐代统治者以开明的态度，开放的姿态，容许各家各派的发展，对于儒、释、道三教采取调和的态度，力争使三者和平相处，形成和谐的关系。如唐高祖在武德八年（625）借“幸国学”释奠之际，“堂置三坐，拟叙三宗”，“时五都才学，三教通人，星布义筵，云罗綺席，天子下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当尔之时，相顾无色”(178)，“相顾无色”的当然是佛教高僧，隋时的风光从此不再，然而也从此确立了唐代三教共存并行的宗教政策。
1702047079
1702047080
唐朝初年，在思想领域已经形成儒、佛、道三家形成鼎立的格局，儒学仍被奉为正统，作为朝廷典章与礼乐制度制定的标准与依据，学校教育（自京师至州县，各级学校通称“儒学”，这是任何学派、宗教无法比拟的；自私塾以至于太学，所受教育，和科举考试，所学所用，莫不是儒学。即使以后受各方面影响，信仰佛、道，崇尚法、术，儒学及儒治社会的背景和底色是无法消除的。这就是儒家融会百家乃至佛道而使儒学与时俱进，而佛教终究要中国化的内在原因；朝廷的政策、士大夫的反对，则是其外在原因。如斯而已，岂有他哉）、科举考试的内容，选拔人才，任用官吏乃至法律制度的基本标准。
1702047081
1702047082
文化政策，表面上以道教为先，只是唐统治者认其为先祖而已，譬犹朝廷尊崇皇帝，但皇帝却须接受儒学的的教育与约束，不过至此老子有益于治化的思想也被大量应用而已。道教的一些祭祀仪式，也被采纳为简化儒家祭祀礼仪之用；前面已论及唐初高祖与太宗为唐代确定的基本国策是“儒学为主，三教并存”（详见本章第一节），既以儒学为主，则余学他教，实为辅翼自不待言矣。所谓“为主”，即是独尊；所谓“独尊”，亦即以其为主；若无并存局面，则亦无须“主客”“尊卑”之分矣。汉武之“独尊儒术”，与太宗之“儒学为主”，并无二致。“儒学为主”之语虽未出自唐初两帝之口，是从整个国策言行总结而来。然而，“天下大法”，确为长孙皇后所亲言，岂能匿而不见。试问长孙皇后敢妄作法乎？所以，即使说唐代“独尊儒术”亦不为过。独尊儒学，不一定非要罢黜百家不可，尽可以“王霸道兼之”，尽可以“三教并行”，并不矛盾。（“罢黜”前已辨析，只是政治用语，“罢黜百家”是指逐出朝政。）对于佛教，共存并行政策给予扶持的同时，在实际上亦给予一定的抑制，如京师、州县立寺庙数，寺院僧众人数及人占田亩数，不仅屡见诏书，并且形诸法律。
1702047083
1702047084
这一时期佛教虽然仍然受到儒、道两方面的攻击和诘难；但佛学却异常兴盛发达，法相宗的引入，以及深入中国化的佛学宗派，也建立起卓然自立的派系。道教自从与李唐皇室攀上亲缘关系，自然会受到李唐统治者的格外垂青，但终因其缺乏高道大德，学理上并无大的突破，所以其发展势头远不如儒、释两家。三教共存，非但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反而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但也往往因为帝王对或佛或道的单方面偏袒，导致某一教异常发展，则势必引发三教混战。更多的是引致儒臣的谏诤与批评。但唐代毕竟是我国历史上高度统一、开放宽容、气度恢弘，礼法制度完善，讲武修文，四裔来朝，敦睦百邦的大帝国，其凝聚之方，治国之术，也惟有采取儒术，使用儒家的政治模式。小国寡民，清静无为；及超脱红尘，专意事佛，岂堪用作治国之道。道教之理身，佛教之治心，确适可为治政之助。而且其不断阐发出的学理，以及不时发出对儒教的批评，亦足以促进儒学的进步。所以三教在共同发展中，不断发生地摩擦和龃龉，最终还是会促进三教逐渐融合的趋势，但在唐初及中晚唐等时期，三教斗争仍然会成为主要表现形式。
1702047085
1702047086
唐初的佛教泛滥成灾
1702047087
1702047088
唐朝开国之初，高祖在位，正值万民困疲，百废待兴之际。而社会风尚犹承隋风，无暇整治。官僚士庶相率崇佛，自隋以来的崇佛风气未见稍衰，反而乘机泛滥，日益膨胀，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这对于本来微弱的国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耗蠢，当时社会上禅风弥漫，无论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学林士子，还是斯隶皂徒，都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浸染。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托身于寺院名下，寺院伪度、私度泛滥，造成了避役者的大量增加和官府收入的大幅减少。可见，佛教的恶性膨胀不仅严重干扰了社会生产，而且严重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政权的稳定。这自然会激起了有识之士的反佛，纷纷发表意见，建议抑制甚至废除佛教。唐高祖“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与世俗无别，于是下令“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馀皆罢之”(179)。高祖这次抑佛，虽然没有达到彻底清理的目的，但其对佛道抑制的用意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还是明确和深远的。
1702047089
[
上一页 ]
[ :1.7020470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