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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初排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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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排佛特点有三：最主要的特点是三教融合中的儒道排佛；其次是儒臣的谏疏反佛；第三特点实际上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特点，是最高统治者对三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清醒明确的认识，所以反佛抑佛都控制在加以利用的范围之内。当然，具体的政策还要随着三教各自发展是否打破平衡，佛教的寺院经济发展是否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财政，以及帝王的倾向与需要而定，如武后和和宪宗两朝的狂热化崇佛，以及唐武宗的彻底毁佛，则是朝政走向极端的表现，并非唐代三教政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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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融合中的儒道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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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三家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宗旨与理论体系，都试图为自己争夺更多的思想文化阵地，所以在理论与利益上经常引起摩擦，这种摩擦在唐初三帝时期表现的较为突出与激烈。佛教来自外域，使其与儒、道之外又多了一层中外文化的冲突。另外，宗教势力与封建政权之间在政治与经济利益上也时常发生矛盾。因此，三家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时常发生。尽管如此，统治阶级出于社会统治的需要，仍然采取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文化政策，使其三家都尽力与皇权保持一致。因而隋唐帝王对儒佛道一般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佛教与儒、道的鼎足而立，也推动了佛教与儒、道在思想上的融合。如汉代佛教就曾借助于道家的术语来翻译佛经，用“无为”来表示涅槃之义：“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180)，以至于当时人们认为“佛与老子，无为志也”，即认为佛教与老子道家一样，追求的都是“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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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在佛教与儒、道相融合的总趋势下，佛教与儒、道的争论和冲突也有新的发展，佛道之间为了政治地位的高低，经常就排列的先后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并随着争论的深入而涉及了许多教理方面的相互诘难，而儒家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也经常站在道教一边，从国家经济收入或封建伦理纲常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批判。儒、道对佛教的批评攻击，一方面对佛教的发展产生某种阻碍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从反面推动着佛教的发展，例如儒、道以华夷之辨来排斥外来的佛教，佛、道在形上学方面的争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对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佛教与儒、道既冲突又融合，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隋唐佛教在三教关系中发展的基本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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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臣的谏疏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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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的儒士（多为朝庭重臣）通过上谏疏的方式，对佛教进行持续不断的驳斥和抨击。这一时期儒臣力主排佛的谏表疏文，有傅奕的《请废佛法表》、《请除释教疏》；狄仁杰的《谏造大像疏》；姚崇的《谏造寺度僧奏》及其《遗令诫子孙文》，还有吕才的《叙卜宅》、《叙葬书》、《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等文章，也是针对包括佛教在内的迷信行为而发。儒士们对于佛教的排击，主要针对因为对佛教的信仰所造成的修寺、度僧、佞佛等以及因此而衍生的对民族文化、政治利害、国家社会产生影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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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归因于佛，就难免和儒家的敬天尊王思想发生矛盾，从而影响或阻碍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强有力统治，因此在唐朝建国之初，统治者就感到了统一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历史上帝王提倡佛教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进行了总结，如唐太宗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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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已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於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衣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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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不可暂无”。正是由于认识到了佛教的危害，所以唐初统治者排佛崇儒，并曾对佛教进行了打击，如唐高祖李渊就认为僧尼“苟避征徭，不守戒律”(182)，曾下诏书裁汰僧尼道士；太宗即位后，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对反对傅奕的佛教徒法琳等人进行流放惩罚，使佛教遭受了初次打击，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佛教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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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初主要儒者排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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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引起了儒者们的忧虑，傅弈是唐初儒士反佛最得力者；狄仁杰和姚崇身为相宰，既是坚定排佛之儒者代表，又是位高权重之相宰，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得他们对佛教的批判更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隋代刘焯的入室弟子张士衡，从“焯受《礼记》，皆精究大义。此后遍讲《五经》，尤攻《三礼》”。仕隋任余杭令，后解职回乡里。入唐为燕王礼聘，北面师之。引荐于朝，“太宗延之升殿，擢授朝散大夫、崇贤馆学士”。太子承乾曾“问以齐氏灭亡之由绪”，对曰：“齐后主悖虐无度，昵近小人”。“诛害忠良，疏忌骨肉。穷极奢靡，剥丧黎元。所以周师临郊，人莫为用，以至覆灭，实此之由。”承乾又问曰：“布施营功德，有果报不？”对曰：“事佛在于清净无欲，仁恕为心。如其贪婪无厌，骄虐是务，虽复倾财事佛，无救目前之祸。且善恶之报，若影随形，此是儒书之言，岂徒佛经所说。是为人君父，当须仁慈；为人臣子，宜尽忠孝。仁慈忠孝，则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则殃祸斯及。此理昭然，愿殿下勿为忧虑。”(183)将儒佛之不同，分梳得十分简捷明快，深具理性色彩。唐初还有吕才，也是当时著名的无神论学者，曾与当时的佛教徒展开理论上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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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弈：兴孔、老之道，排斥胡佛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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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弈是唐初儒士反佛的最得力者，自唐高祖武德年起，傅弈先后七次上书，请求兴孔、老之道而排斥胡佛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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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弈首先从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力陈佛教的种种弊端，他认为佛教完全是“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通过这样的手段，使得那些愚痴之人“不察根源，信其矫诈”(184)，一心只知道“妄求功德”，从而“搢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曲类蛙歌，听之丧本，臭同鲍肆，过者失香”(185)。傅弈唾弃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的虚妄，明确的提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与信佛与否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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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不仅是“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而且是“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给国家的经济收入、社会稳定乃至政权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傅弈指责佛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186)，其为害政，不可胜数，认为佛的作用和君主的权力是相互对立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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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劳役工匠，独坐泥胡。撞华夏之鸿钟，集蕃僧之伪众，动淳民之耳目，索营私之货贿。女工罗绮，翦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冢。亢粱面米，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枉照胡神之堂。剥削民财，割截国贮，朝廷贵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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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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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僧尼众多，不事生产，兼又广置伽蓝，穷奢极侈，剥削民财，只为装扮泥塑雕像，实无可取。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傅弈还历数佛教传入后，所招致的对政权影响的恶果，他举例说：“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柞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188)，“符融托佛斋而起逆，逃窜江东。吕光假征胡而叛君，跱立西土”(189)，造成这些灾难，都是由于胡妖滋盛，惑民惑主所致。佛教既然与百姓无补，与国家有害，傅弈主张对于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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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奕还曾于贞观六年对太宗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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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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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颇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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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奕享年八十五岁，临终时犹且谆谆告诫子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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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惟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汝等勿学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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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弈认为佛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的确是如此。其将国家的兴衰治乱归于佛教，从经济利益、武事兵略、民族意识、伦理道德乃至人生之祸福寿夭等各个方面陈述了佛教的种种荒谬，这既是竭力捍卫儒家的传统忠孝思想，又是对国家的根本利益的维护。傅奕还曾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人物编为《高识传》，用作表彰，并与梁代慧皎所撰《高僧传》相对峙，为反佛斗争提供理论的利器与先达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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