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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弈：兴孔、老之道，排斥胡佛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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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弈是唐初儒士反佛的最得力者，自唐高祖武德年起，傅弈先后七次上书，请求兴孔、老之道而排斥胡佛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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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弈首先从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力陈佛教的种种弊端，他认为佛教完全是“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通过这样的手段，使得那些愚痴之人“不察根源，信其矫诈”(184)，一心只知道“妄求功德”，从而“搢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曲类蛙歌，听之丧本，臭同鲍肆，过者失香”(185)。傅弈唾弃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的虚妄，明确的提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与信佛与否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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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不仅是“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而且是“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给国家的经济收入、社会稳定乃至政权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傅弈指责佛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186)，其为害政，不可胜数，认为佛的作用和君主的权力是相互对立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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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劳役工匠，独坐泥胡。撞华夏之鸿钟，集蕃僧之伪众，动淳民之耳目，索营私之货贿。女工罗绮，翦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冢。亢粱面米，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枉照胡神之堂。剥削民财，割截国贮，朝廷贵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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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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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僧尼众多，不事生产，兼又广置伽蓝，穷奢极侈，剥削民财，只为装扮泥塑雕像，实无可取。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傅弈还历数佛教传入后，所招致的对政权影响的恶果，他举例说：“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柞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188)，“符融托佛斋而起逆，逃窜江东。吕光假征胡而叛君，跱立西土”(189)，造成这些灾难，都是由于胡妖滋盛，惑民惑主所致。佛教既然与百姓无补，与国家有害，傅弈主张对于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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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奕还曾于贞观六年对太宗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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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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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颇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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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奕享年八十五岁，临终时犹且谆谆告诫子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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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惟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汝等勿学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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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弈认为佛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的确是如此。其将国家的兴衰治乱归于佛教，从经济利益、武事兵略、民族意识、伦理道德乃至人生之祸福寿夭等各个方面陈述了佛教的种种荒谬，这既是竭力捍卫儒家的传统忠孝思想，又是对国家的根本利益的维护。傅奕还曾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人物编为《高识传》，用作表彰，并与梁代慧皎所撰《高僧传》相对峙，为反佛斗争提供理论的利器与先达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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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伽蓝大造，劳民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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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为武则天时名相，杰出的政治家。作为一名当政的儒者，狄仁对于佛教的危害十分清楚。据载，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夏，武则天欲观看安葬舍利，狄仁杰拦住奏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以惑远近之人耳。山路险狭，不容侍卫，非万乘所宜临。”认为则天以万乘之尊拜夷狄之佛，恰中了胡僧计谋，万万不可。太后于是中道返回，说：“以成吾直臣之气”(193)，这是为了成全我们正直大臣的正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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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庚申，则天“又将造大像”，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钱，以助成之”。狄仁杰上《谏造大像疏》一文进行劝谏，列举了佛教对于国家经济所造成的种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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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环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肤，不辞箠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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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化诱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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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认为，“为政之本，必先人事”，然而当前大造伽蓝，劳民伤财，且寺院占有大量财产，僧侣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非但不劳而获，还要广劫人财，实在令人痛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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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还列举了昔日帝王崇尚佛法反遭灭国之祸的例子：“往在江表，像法盛兴，梁武、简文，舍施无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有勤王之师！”(194)可见，佛法无益于救亡兴国。于是，狄仁杰从现实出发，给则天皇帝分析不可造佛建寺之原因：“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近年来水旱灾害时有发生，边境又不安宁，如果为修建大佛像而耗费国库资财，又用尽民力，那么万一哪一个角落有灾难，陛下将用什么去救援呢？狄仁杰还指出“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存虚饰”，如来佛创立佛教，以大慈大悲为宗旨，哪里要劳民伤财，以设置浮华无实用的装饰！武则天听从狄仁杰的劝告，“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195)，于是停止了修建大佛像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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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狄仁杰的反佛思想，是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下，坚持以民为本，以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为重，从寺院竭尽百姓的财力、必然给社会经济造成大危害的角度考虑而进行反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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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崇佛者身戮名辱、国破家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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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为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其人才智过人、敢言直谏，当是之时，佛法盛行，皇亲国戚竞相营造佛事，度人出家，富户强丁纷纷削发为僧，以此逃避兵役者比比皆是。于是姚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中宗采纳其言，诏告审查僧徒，勒令“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打击了崇佛奢靡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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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九年，姚崇去世，此时，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此极为反感，特在去世前向子孙留《遗令诫子孙文》一书以告戒后人。在书中，主张效法古代圣贤薄葬故事以批评厚葬之风。在论及佛教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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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于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为天下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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