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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葬书》中，吕才援据儒家经典，批判驳斥《葬书》所宣扬的迷信思想。他指出，据《易》、《礼》等书记载，“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到后来才有“圣人易之以棺椁”；为了揭穿丧葬中的吉凶、禁忌等迷信，吕才还列举了历史上从国王、诸侯、大夫、士及庶人的殡葬情况，说明丧葬只不过有“贵贱不同，礼亦异数”，但都“葬有定期”，因而得出葬礼“不择年月”的结论。至于“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禄”，均为无识者的愚昧，巫者的狡诈诳谝。但在叙《禄命》中，吕才在谈到人生禄食运数时未否定“天命”，说：“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实。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祸福之应，其犹影响”(203)，表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是不彻底的。尽管吕才的无神论思想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阴阳迷信充斥、“举世相惑”的时代，他对《宅经》、《禄命》、《葬书》的深刻批判，仍然放射出唯物论思想光芒，是对佛教等宗教迷信的有力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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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才还写成《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三卷，对神泰等三法师的义疏进行批判，“善者因而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为上中下卷，号曰破注解”；并将神泰等人的“旧说”和他自己的“新撰”并存，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其间墨书者，即是论之本文；朱书者，以存师等旧说；其下墨书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决师等前议，凡有四十馀条，自郐已下，犹未具录。至於文理隐伏稍难见者，乃画为义图，共相比较”，可惜全书早佚，现只有少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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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才在批判《因明》的神泰等三家义疏时，直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三家之说的自相矛盾：“诸法师等虽复序致众富，文理会通，既以执见参差，所说自相矛盾，义既同禀三藏，岂合更开二门？但由衅发萧墙，故容外侮窥测。”(204)吕才在《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中，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逻辑思想，可惜原书散佚，只能从佛家经论的转述，了解部分片段。虽然竭力摘取吕才可能致误之处，但论敌也不能不在反驳的同时，承认其确有“实见”。此书写成于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该书一经公诸于世，就激起佛教保守派的群起攻击，高僧明竣抨击吕才“自既无是，而能言是；《疏》本无非，而能言非”。认为吕才是颠倒是非；慧立更是恣意毁谤，说什么吕才是“好起异端，苟觅声誉，妄为穿凿”(205)。但是，吕才坚持真理的科学战斗精神，得到了当时朝野有识之士的赞誉与支持。博士柳宣称赞吕才对神泰等人《因明注疏》的批判“其词辩，其义明，其德真，其行著”；科学家李淳风就吕才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进行进一步阐发，做出补充与完善。(206)就这样，引起了一场由吕才发起，李淳风等人响应，三藏大德回应，亦即慧立所谓“媒炫公卿之前，嚣喧闾巷之侧”，僧俗之间关于佛教立论逻辑的大辩论，最后引起皇帝的干预，吕才不得不与诸僧学士前往慈恩寺与玄奘对定，听候玄奘的“裁决”。这场儒佛的大论战上至朝廷公卿、下至街巷百姓无不知晓，可见当时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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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傅奕、姚崇等反佛，主要基于儒家的礼教和国家的财赋以及民生的体恤；而吕才所论则牵涉到儒家乃至中国民间习俗的基本信仰，亦即所谓世界观、人生观的根本问题。“他发挥了《易传》天地乾坤、刚柔消息的”义理，把义理和孔子“扣其两端”的逻辑学结合起来；在逻辑学上完成了矛盾律，从判断的的真确性，探寻到认识的出发点，因而又把认识论与方法论统一起来。构成了其唯物论完整体系。《阴阳书》是有关节气详细变化的历书，包含着农耕种作、婚丧起造的最佳时机，即所谓的择吉。其中难免搀杂着许多莫名其妙的迷信成分。太宗委托吕才整理的目的，就是要鉴定和删除其中毫无道理的迷信。至于为《因明大疏》作“破义”图解，与高僧辩论，则属于对佛家方法论的批判与吸取，以便利用，是促进佛学中国化进程的必经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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