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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伽蓝大造，劳民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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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为武则天时名相，杰出的政治家。作为一名当政的儒者，狄仁对于佛教的危害十分清楚。据载，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夏，武则天欲观看安葬舍利，狄仁杰拦住奏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以惑远近之人耳。山路险狭，不容侍卫，非万乘所宜临。”认为则天以万乘之尊拜夷狄之佛，恰中了胡僧计谋，万万不可。太后于是中道返回，说：“以成吾直臣之气”(193)，这是为了成全我们正直大臣的正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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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庚申，则天“又将造大像”，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钱，以助成之”。狄仁杰上《谏造大像疏》一文进行劝谏，列举了佛教对于国家经济所造成的种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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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环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肤，不辞箠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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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化诱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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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认为，“为政之本，必先人事”，然而当前大造伽蓝，劳民伤财，且寺院占有大量财产，僧侣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非但不劳而获，还要广劫人财，实在令人痛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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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还列举了昔日帝王崇尚佛法反遭灭国之祸的例子：“往在江表，像法盛兴，梁武、简文，舍施无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有勤王之师！”(194)可见，佛法无益于救亡兴国。于是，狄仁杰从现实出发，给则天皇帝分析不可造佛建寺之原因：“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近年来水旱灾害时有发生，边境又不安宁，如果为修建大佛像而耗费国库资财，又用尽民力，那么万一哪一个角落有灾难，陛下将用什么去救援呢？狄仁杰还指出“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存虚饰”，如来佛创立佛教，以大慈大悲为宗旨，哪里要劳民伤财，以设置浮华无实用的装饰！武则天听从狄仁杰的劝告，“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195)，于是停止了修建大佛像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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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狄仁杰的反佛思想，是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下，坚持以民为本，以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为重，从寺院竭尽百姓的财力、必然给社会经济造成大危害的角度考虑而进行反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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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崇佛者身戮名辱、国破家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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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为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其人才智过人、敢言直谏，当是之时，佛法盛行，皇亲国戚竞相营造佛事，度人出家，富户强丁纷纷削发为僧，以此逃避兵役者比比皆是。于是姚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中宗采纳其言，诏告审查僧徒，勒令“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打击了崇佛奢靡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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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九年，姚崇去世，此时，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此极为反感，特在去世前向子孙留《遗令诫子孙文》一书以告戒后人。在书中，主张效法古代圣贤薄葬故事以批评厚葬之风。在论及佛教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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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于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为天下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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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佛者身戮名辱、国破家亡，其事例俯拾皆是，可叹当今之时，“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此等举止，“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所谓富贵长命，对于姚崇而言，只是“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后难究，谁见有征”，何况“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并未见有佛教，更无“抄经铸像之力，设斋施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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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姚崇认为，佛就是“觉”的意思，关键在于自己内心之觉悟，在于平等慈善，行善不行恶，即使置伽蓝广以万计，还是不出五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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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溺于小说，惑于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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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不吝”此等行为，只是“溺于小说，惑于凡僧”，不足道也。其余如为亡人追福、布施造像，积累功德等，只是佛教讴骗欺人手段，既损耗生人，对亡者亦无所益。所谓“死者是常，古来不免”，造像抄经，百无一用。因此，姚崇谆谆告戒子孙：“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同时也揭露道教放弃老子清静无为的本旨，羡慕佛僧之求利，成为“趋竞之教”，一并不准子孙崇佛敬道。并遗令子孙不准为他厚葬，“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只给他穿随身衣服，不要抄经写像，“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196)，并要子孙牢记，永为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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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反佛，并且坚决反对宗教迷信，具有唯物论思想，并主张死后不用厚葬，“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这种无神论思想与儒家一贯主张理性、反对鬼神信仰迷信是一脉相承的，如《论语》记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之所以不讲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是因为四者无益于人，并且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97)，尚未了解人生的意义（社会的，现实的），如何能了解死意味着什么？不知如何事奉生人，又怎么事奉（即祭祀）鬼神呢？当然，言外之意，自然是了解人生的意义，也就明白死去乃人生责任的解除。剩余的乃是后人的事情了。而对事奉人、鬼（人死为鬼）问题，曾子在《孝经》中有一个解答，是“生事爱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198)。死生尽礼，敬之而已，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和额外的祈求搀杂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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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替否：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百姓何食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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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龙年间，由于中宗的扶持，佛教复又昌炽，盛营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时任左拾遗的辛替否上疏谏诤，替否的奏疏首先陈述了佛教的宗旨，认为大兴土木营造佛寺违背佛陀教义，应予立即停止。他说：“夫释教者，以清净为基，慈悲为主，故当体道以济物，不欲利己以损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为荣身以害教。”而现在所为却是：“掘山穿池，损命也；殚府虚帑，损人也；广殿长廊，荣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荣身则不清净，岂大圣大神之心乎！臣以为非真教，非佛意，违时行，违人欲。”认为前朝征役造寺，“饰弥盛而国弥空，役弥重而祸弥大”。覆车之鉴，不可不省。历观往代治乱，“有道之长，无道之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得久长之祚乎！”国家耗竭民力与财力，大动土木，广置佛寺，“岂佛者之心乎？”明显是与佛陀慈悲济物的教旨背道而驰。于是进一步劝谏说：“臣以为减雕琢之费以赈贫下，是有如来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如来之仁；罢营构之直以给边陲，是有汤、武之功；回不急之禄以购廉清，是有唐、虞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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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替否的谏疏是颇讲策略的，他并不直斥佛教的荒诞，而用佛教的教旨攻击佞佛兴寺的行为，指出爱民护生才是佛陀的仁德。替否还指出了佛教寺院的过度发展已危及到国家的统治：“今天下之寺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用度尚或过之。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因而痛切陈言曰：“臣闻国无九年之储，国非其国。伏计仓廪，度府库，百僚供给，百事用度，臣恐卒岁不充，况九年之积乎！一旦风尘再扰，霜雹荐臻，沙门不可擐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臣窃痛之矣！”(199)替否的上疏反映了自武后临朝至唐中宗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过度膨胀，也反映了佛教走向追求奢侈、华丽的倾向。作为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替否看到这种形势无论对佛教自身，还是对国家政治都是极为不利的。可惜这次上疏并未得到皇帝的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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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睿宗即位之后，又为金仙、玉真公主广营二观，而且滥封公主官属。替否因此引述自太宗以来，各朝兴衰，以为劝谏。他说：太宗皇帝，“拨乱反正，开阶立极，得至理之体，设简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举天下职司无一虚授，用天下财帛无一枉费”。“不多造寺观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灭”。而指斥中宗皇帝，“居先人之业，忽先人之化，不取贤良之言，而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择，虚食禄者数千人；封建无功，妄食土者百馀户。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是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仓不停卒岁之储，库不贮一时之帛”。“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剥万人之衣，以涂土木。于是人怨神怒，亲忿众离，水旱不调，疾疫屡起。远近殊论，公私罄然。五六年间，再三祸变，享国不永，受终于凶妇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护妻子，取讥万代，见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见也，何不除而改之”。希望睿宗引以为为鉴，决心革除中宗敝政，恢复太宗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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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替否的这一次进谏，是从国家治乱的大道理上来说服皇帝，他说，陛下欲为圣明的君主，当“知仓有几年之储，库有几年之帛？知百姓之间可存活乎？三边之上可转输乎？当今发一卒以御边陲，遣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赏赐之间，迥无所出，军旅骤败，莫不由斯。而乃以百万贯钱造无用之观，以受六合之怨乎！以违万人之心乎！”“忍弃太宗之理本，不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陛下又何以继祖宗、观万国”。然后又一次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指出“出家修道者，不预人事，专清其身心，以虚泊为高，以无为为妙”，“何必璇台玉榭，宝像珍龛，使人困穷，然后为道哉！”因而要求“权停两观”，“以两观之财，为公主施贫穷，填府库，则公主福德无穷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减于前朝之时。”并向睿宗保证说：若依臣策，“行之三年，国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乐，则臣请杀身于朝，以令天下言事者”(200)。一片忠肝义胆，终于感动睿宗，“睿宗嘉其公直”，给予褒奖。史籍没有说明两座道观，是否停建，想是已经采纳了替否的意见，不然辛替否是不会接受升职赏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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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才：“以经谊推处其验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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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三年，“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要求吕才等人“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201)，吕才受命编审阴阳五行术数书，将一些虚妄迷信特甚的书籍删除，编了新书五十三篇，合旧书可用者四十七篇共百篇颁行天下。他所编的书均通俗易解，对世俗迷信之说驳斥得很彻底。在刊正阴阳书的过程中，吕才“于持议儒而不俚，以经谊推处其验术，诸家共诃短之，又举世相惑以祸福，终莫悟云”(202)。吕才的无神论思想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他并不拘泥，“以经谊推处其验术”，他时时用《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立论根据，侯外庐先生对此评价说：“这一点，与其说是吕才信而好古，不如说是他在”稽古“的形式之下尊重历史事实”。通过批驳阴阳书中的宗教迷信，用儒家思想创立了一种无神论体系，这也直接打击了佛教所宣扬的封建迷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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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才刊正削存的百余卷阴阳书绝大部分已经佚失，现仅存叙《宅经》、叙《禄命》及叙《葬书》三篇残文。在叙《禄命》篇中，吕才指出人的祸福、贵贱、寿夭与禄命绝对无关：“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禄命书说秦始皇“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吕才据《史记》记载，指出秦始皇是“有始无终，老更弥凶”，结果活了不过五十岁。他还考察汉武帝、魏孝文帝、南朝宋高祖等人的生平，说明禄命法也同样不验，从而揭穿所谓“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完全是虚伪与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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