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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唐会要·议释教上》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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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旧唐书·傅奕传》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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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二》卷二百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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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以上均见《旧唐书·狄仁杰传》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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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资治通鉴·唐纪第二十三》卷二百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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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以上见《旧唐书·姚崇传》卷九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23，3028，30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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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论语集注·述而第七》卷四，第98页；《先进十一》卷六，第125页，《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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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黄得时：《孝经今注今译·丧亲章第十八》，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修订版第6次印刷，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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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以上见《旧唐书·辛替否传》卷一百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56，3157，3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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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旧唐书·辛替否传》卷一百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59，3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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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旧唐书·吕才传》卷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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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新唐书·吕才传》卷一百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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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旧唐书·吕才传》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21，2726，2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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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以上俱见《全唐文·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卷一百六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38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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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第263页，〔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3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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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唐）释慧立撰．（唐）释彦悰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3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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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章 隋唐经学成就及其对儒学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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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刘焯、刘炫的经学思想与隋唐儒家经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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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北朝至隋唐经学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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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学，主要是指解释经典的传疏之学。中国上古时代，自虞夏商周以来，记载政治事件、朝章制度、帝王言行、歌咏风俗以及认知自然，以利民生的几部历史、哲学著作，经过孔子的整理、讲授，被后世的儒家奉为经典。所谓经典，经训常、恒，法、度，谓恒常不变之法度；典，诂训多与经通，本训书册，合而言之，即记载恒常法度的高文大册，引伸而有准则之义。这些经典包括：《易》、《诗》、《书》、《礼》、《乐》、《春秋》，谓之六经，《乐》至汉失传，成为五经。孔子以《六经》为弟子所作的讲解，即是首次为经典所作的传注，并亲自为《易经》作有十个“大传”，谓之《易传》，由弟子所记录者，则谓之《记》。后学者沿着孔子的道路，继续注释讲解。于是，就产生了传、章句、注、解等释经文体，一般而言，初次诠释经义者，谓之《传》，多产生于先秦及汉初；诠解《传》义者，谓之注，产生于两汉之际；为《注》所作之诠解，则谓之《疏》。至此释经之文体已经大备，自刘炫于《疏》后加《议》，则又出现孔颖达的《正义》，《正义》亦《疏》之一体，唯其可以纠前疏之失，而发挥新解，是其所长，故为后世学者所习用。但两汉经学的章句师法之学，割裂经义，破碎大道，沉浸于章句训释的泥潭之中，白首难于通一经，更无论通习五经，把握儒学精神了。魏晋学风一反其弊，引进道家思想方法，专务约取经文大义，而且注重天人之学的哲理阐述。吸取佛教讲疏的形式，新创一种诠释性的文体，谓之疏或义疏。“传须遵经，注宜从传，疏不破注”，传统儒学就是通过注疏之学的形式得到发展与普及。在中国，儒学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五经（包括传、记，后增《论》、《孟》、《孝经》与《尔雅》，成为十三经），是儒学的元典。由经典和经典诠释所构成的经学，则是儒学的基石与核心，而且也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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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经学是承袭汉魏南北朝经学而来，由于政治的隔绝，南北文化逐渐产生差异，自然也影响到经学的发展变化，使之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北学继承两汉注重名物制度的训诂传统，保持质朴深邃的特色；南学则沿着魏晋玄学方向，崇尚清通简要和华美的风格。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化已经发生交流的与相互影响，北方学者对南朝经学吸收尤多。不仅因为南朝的义理之学与华赡文风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或吸引力，实亦因为南朝在北方学者的心目中，为“中国礼仪正朔所在”而致。所以自隋文帝恢复汉族政权，统一南北之后，南北经学的会通与统一的进程便正式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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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儒学的分野延至隋朝，南、北学者各持己见，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开皇初年，“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河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其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1)经义注疏如此混乱造成并日益加深儒者之间的矛盾，如《隋书·刘焯传》记载：刘焯“后因国子释奠，与（刘）炫论义，深挫诸儒，咸怀炉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2)类此事例在《隋书·元善传》中亦有记载。这更铸成儒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障碍：“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转疏，无复师资之法。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雒对，遂有芟角、反对、互从等诸翻竞之说。驰骋烦言，以紊彝叙，浇浇成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蔽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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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南北学风迥异会造成思想观念的歧见，这与统一王朝所要求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不相符合。隋统一南北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更是要求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的统一，于是南北学风的合流成为势所必然。隋朝虽短，但文帝和炀帝对经学进行了两轮大的整治，经学出现了两期繁荣。当时隋朝政府出面组织学术论辩，经常“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4)，展开争鸣。辩论内容多为领略经义短长，考定经本，争论时由“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5)，通过辩论讲论得失，求同存异，这对于统一歧义滋生的南北经学，效果极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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