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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元年，炀帝继位之初，即在其《改元大赦诏》中提出“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的诏令。儒臣许善心任礼部侍郎，奏荐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恺、陆德明、褚徽、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授为学官。(6)这是一次比较盛大的征召，南北儒生“远近毕至”。而许善心所荐举的五人，全都来自于南方，属于南学系统。“文远所讲释，多立新义，先儒异论，皆定其是非，然后诘驳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听者忘倦。”尝谓大儒沈重讲论“悉是纸上语耳，仆皆先已诵得之。至于奥赜之境，翻似未见”。沈重因呼与议论，“甚叹服之”。文远习经所追求的“奥境”，是指经传的义理深意，可见其对章句训释的不满。至“武德六年，高祖幸国学，观释奠，遣文远发《春秋》题，诸儒设难蜂起，随方占对，皆莫能屈”(7)。陆德明“与鲁（世）达、孔褒俱会门下省，共相交难，无出其右者”(8)，“辉（褚徽）博辩，无能屈者”(9)，事后五人都被授予国子、太学的博士、助教，在京洛一带聚徒讲授。说明在当时的学术辩论中，南学儒士表现突出，往往在论难中胜出，虽不能说明南北学术的优劣，却至少说明南学治学方法更利于启发思路、解放思想。其后南方学者大多在北方活动和授徒，南学遂亦普及北方。“时人称文远之《左传》、褚徽之《礼》、鲁（世）达之《诗》、陆德明之《易》，皆为一时之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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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三年，炀帝正式颁布科举之诏，并在诏书中明确提出十科举人。其后又颁诏，特别强调了“经术”的重要性，曰：“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仕。”(11)为了引导仕子对经书的研习，文帝曾诏令要求：功臣“家门子侄，各守一经”；“生徒受业”，则要“灼然明经高第”(12)；炀帝曾一度对不愿出仕而又“耽悦典坟”，“研精经术”的隐逸之士，也给予奖励。“量准给禄。”目的在于“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13)文炀两帝鼓励研习儒家经典的召诰，未始不在本有游学之风的仕子中，再次激起研习经典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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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代五经传注的盛衰情况，颇能看出经学风气的移易：《尚书》“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周易》“王注盛行，郑学浸微”；《春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诗》则惟传“《毛诗·郑笺》”，“韩诗虽传，无传之者”；《礼》则“《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惟郑注立于国学”；《孝经》除郑注之外，复得《孔传》，刘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论语》则“何（晏《集解》）、郑（玄《注》）并行，郑氏盛于人间。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皆存世。隋世禁绝图谶纬书，“自是无复其学”，魏征曾“录其见存”，“以备异闻”(14)而已。即隋代经学盛行的是南学杜预、孔安国古文学及王弼诸家，并北学少数郑注，余与服虔诸家皆式微不显。皮锡瑞认为，“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喜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因下结论说：“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亦统一，有南学而无北学”(15)。隋人所作经书义疏，据魏征《隋书经籍志》所载，则有《周易太义》二卷陆德明撰、《乐要》一卷何妥撰、以及刘炫所撰《尚书义疏》七卷、《尚书述义》二十卷、《毛诗义疏》二十八卷、《毛诗述义》四十卷、《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论语述义》十卷。这个目录肯定是不全的，因为唐初孔颖达传疏《五经正义》所据的刘焯著作，如《五经述义》等，一本也未见著录。可能是魏征任秘书监时，散佚于隋末战火的著述，尚未收辑齐全；当然，亦可能孔颖达等人所引据，只是其所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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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召集南北儒士论学于东都。南北经学相会，以南方经学的学术新风最受欢迎。学贯南北成为隋初硕学鸿儒的普遍特征。然而最出名的经学大师却又都是北人而通南学者。例如，房晖远、张文诩都是出身北方的学者而淹贯南北之学。在经学史上颇有声誉的隋朝大儒刘焯、刘炫也是北学弟子而兼通南学的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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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刘的经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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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虽然短促，但仍然出现一批如刘焯、刘炫、房晖远等淹贯南北，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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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刘炫齐名，皆为隋代最负盛名的经学家。刘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经学、天文、历学、数学皆有独到的研究，经学成就尤著，其天文律历之学，彪炳史册，而实乃其经学之余事，前已论及，兹不重述。《五经述义》等注经诸书，当时流行于世，后来多佚于兵燹。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仅辑得《尚书刘氏义疏》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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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学识不亚于刘焯，其天文律历之学，虽无著作，然有关议论，较集中者，收入《新唐书律历志》中，余则散见于诸《议疏》中，以此足见这也是经学所必备的学问。其所疏群经，亦能综贯古今，兼容南北，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南北学风之融会贯通。刘炫著述宏富，所著《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乃至《论语》、《孝经孔传》诸《议疏》为唐修《五经正义》奠定了基础。清人陈熙晋将其与郑玄相比拟，称郑玄集两汉之大成，而刘炫集六朝之大成，“窃谓集两汉之大成者康成也，集六朝之大成者光伯也”，“古来注家注经之多未有过于康成者，疏家疏注之多未有过于光伯者”(16)。刘炫虽恃才傲物，“多自矜伐”，固不可取，其经学成就及治经特色应该得到详细总结及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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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与刘焯自幼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常，问《礼》于阜城熊安生”(17)，但由于天资聪明，皆提前卒业，辞师而去。因访得“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知名”，正是由于如此卓绝的刻苦努力，才成就了两人一世盛名，成为隋代经学大师。魏征即认为“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18)两人虽先后秀才中举，但仕途并不畅达，还数度罢官回乡，以授徒教书为生。然而皆能穷不失志，遍注群经，兼采经今古文学说，注重经义的阐发，“文而又儒”，兼具南北学术之长，对前儒注疏的失误与学风流弊多所纠正，所作《五经》义疏，多为孔颖达所采纳，成为唐代《五经正义》的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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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的经学著作统名之为《五经述义》，而刘炫的讲经著作，据《本传》及今传《孝经孔传述议》，似应统名之为《述议》。“述议”应该比“述义”，更便于直接发挥著者的见解，也与刘炫为人为学的风格切近或相符。《隋书》则已《义》与《议》两名互见，必有一误。学者每于失察，以致至今犹误。今观《孝经述议》，每于“述义”之后，再加“议曰”一大段辨析议论文字，为一般义疏所无，实为创举，可知应以《述议》为是。两人著作隋时并行于世，唐后多已不传。然其中精义，已被吸收至唐代官修的《五经正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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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刘经学与《五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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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孔颖达撰修的《五经正义》与“二刘”的学术思想，有着深切的渊源关系。近人黄焯在其《诗疏平议·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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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中，孔颖达等撰《毛诗正义》四十卷。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二刘疏义，并迥绝前世，孔氏据以为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远明姬汉，下被宋清，后有新疏，盖无得而逾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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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读经书提供了方便。书中包含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是研究者的宝贵资料。《五经正义》撰修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于隋代二刘的《五经》义疏经说尤多采撷，甚至依之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者，因为已有前代通儒的心血在内，经过两代大师的搜罗筢疏，因之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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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五经正义》主要是在南北朝以来《五经》义疏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周易正义》采用王弼注，据“江南义疏”删定；《尚书正义》采用孔安国传，及刘焯《尚书义疏》、刘炫《尚书述议》删定；《毛诗正义》据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议》删定；《礼记正义》据梁皇侃和北周熊安生两部《礼记义疏》删定；《左传正义》据刘炫《左传述议》、梁沈文阿《春秋义略》删定。当然，删定旧疏之际，孔颖达等唐儒不仅于旧疏有所改易去取，进行总结，且亦能申发己说，形成了自身特色，是对两汉晋魏南北朝隋代经学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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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编纂的目的，在于统一、总结历代儒学对经学的解释；由于《五经正义》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又是朝廷颁布的官书，故士子相传习诵，不易亡佚，被它选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传至今；同时更由于它收录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虽然不少人批评《五经正义》在疏解上颇多烦言赘语，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实不可没。在古书大多散佚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其所保存的汉晋经说，得窥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武库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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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经学，特别是唐初修订与颁布的《五经正义》，不仅具有经学统一的学术意义，而且结束了一个经学纷争，无所取正，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时代，还具有实现思想主流大体一统的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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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为《五经正义》各书所作《序》言中，对《五经》流传及历代注疏的情况，作有概述，并说明《正义》所依据的注疏究系何本。如于《毛诗正义·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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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氏之初，《诗》分为四：申公腾芳于鄢郢，毛氏光价于河间，贯长卿传之于前，郑康成笺之于后。晋、宋、二萧之世，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间，兹风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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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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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主要承袭刘焯《毛诗义疏》与刘炫的《毛诗述议》。孔颖达已在《毛诗正义序》中加以说明，“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亦即将二刘义疏作为稿本或发挥的依据。同时指出“二刘”“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的弊病。因此《正义》取舍的标准只是“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爱憎”。“今奉明敕，考订是非。谨磬庸愚，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21)于刘焯、刘炫等旧疏，加以考定评判，增删取舍，这也正是“正义”之所以称为“正义”的意旨所在。据《序》文所言，已经将二刘义疏的精粹内容尽数收在《正义》之中，至于每条“正义”所采焯、炫义疏，以及孔颖达自己的观点，并未加以区分。所以将其视为二刘与孔颖达共同的观点，甚至视《毛诗正义》为二刘《毛诗》义疏的改编本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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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先秦两汉以来以性情说诗的传统，至隋唐经疏自亦加以继承，其性情思想的主旨大要为：性情的本体是“气”；以人秉受“气”的清浊厚薄不同，将人性分为九等，各等善恶级差有别；但是，人只要能持循正道，即使性恶，亦可以化而为善。这与《礼记·中庸》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来教化人民，以养成良风美俗，构筑和谐的社会秩序。其教化可以成功的依据，便在于人的性情可以改变。欲使人的性情中和，由淳朴而趋于美善。而教化最有效的途径与方法即是诗与乐。诸如此类，儒家一贯传承的思想观点，在二刘的著述之中是不会出现断档的。二刘对毛传郑笺的疏证，必多新颖的创见，不然不会迥出群疏之上，博得“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的声誉。孔颖达对二刘的赞扬和批评，都应是实有所指，只可惜二刘义疏遗逸，《正义》又未加说明，我们已无从质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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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正义》也是以二刘义疏为基础修撰而成，孔颖达《正义序》说：前人疏解《尚书》诸书，“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也。”(22)但刘焯这种不肯蹈袭前人的探索精神，还是十分可贵的。不过这些探索性的过度诠释，经过《正义》的删削，已经不可得而见了。又说：“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为领袖，此乃炫之所失，未为得也。”(23)在肯定刘炫义疏的基础上，指出其两大缺点：一是“好改张前义”，颖达主张表述尽可以“省要”，但不能改张前义。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尚书正义》对二刘之“义”，必多保留。二是“义太略，辞过华”。可见颖达是主张“文辞”与“义理”，应大体平衡。文辞只是载道（即义理）之具，若无义理，空骋文辞，炫耀文采，则不宜提倡。刘炫此两失都已在《正义》中，得到纠正，具体的表现，已经难以考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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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及孔传，是阐述古代政教思想的专书，二刘对其所作的阐释与发挥，亦应俱载于《尚书孔传》的义疏之中，虽然经过孔颖达《尚书正义》的综合与提炼，仍然是可以检阅寻按的。清儒王鸣盛《尚书后案》指出：“此经疏名虽系孔颖达，其实皆取之顾彪、刘焯、刘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经删净处，原文犹有存者。”(24)如《尚书正义·洪范》疏释“五行”引刘焯与顾彪云：“大刘与顾氏皆以为水火木金，得土数而成，故水成数六，火成数七，木成数八，金成数九，土成数十。义亦然也。”(2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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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和刘炫二人均对《左传》有精深研究，但刘焯《左传》学著作没有流传下来，唯刘炫所著《春秋左传杜预集解序注》一卷、《春秋左传述议》四十卷及《杜传规过》三卷，或云即附于《述议》之后。（后亦皆佚），代表了隋代《左传》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唐代初期孔颖达等的《春秋左传正义》的问世，使《左传》的经学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孔颖达对《春秋左传正义》所依之注本和义疏本都进行了严格的筛选。注本以杜预的《左传集解》为宗，注本选定之后，对于义疏本的选择亦非常谨慎。唐之前为杜预《集解》作义疏的有沈文阿、苏宽、刘炫三家。然孔颖达对于沈、苏两家之说不满，认为沈氏“于经传极疏”，苏氏则“全不体本文”，而对刘炫之疏则评价较高，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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