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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乾·文言》：“六爻发挥”一语，《释文》释曰：“音辉。《广雅》云：‘动也。’王肃云：‘散也。’本亦作辉，义取光辉。”即是借他书以补充王弼未注之文。又如《乾·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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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体仁”一语，《释文》云：“京房、荀爽、董遇本作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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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足以和义”，《释文》云：“孟喜、京、荀、陆绩作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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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不仅助于后学对经义的理解，也保存了汉魏古注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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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不仅注释经文，对所引注解的音、义也同样进行注释。如王弼注易，于乾九二爻辞的注解说：“九二刚健中正，出潜离隐，泽及于物，物所利见，故其象为‘见龙在田’，其占为‘利见大人’”。《释文》：“离隐：力智反。”《释文》于经传笺注凡认为有疑难的字，皆有音义训释，颇便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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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至张参校订《五经文字》时，犹奉为主要依据。后周显德二年周太祖敕文尚曰：“《经典》之来，训释为重，须资鸿儒，博其正疑讹庶，使文字精研，免至传习眩惑。”(76)对《经典释文》重新校勘并首次雕板印制。可见历代对其书学术价值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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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典释文》援道入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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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德明《经典释文》既经学者论定乃其于隋唐统一前所著，则不能说其是受时代影响，方著成此一适应统一政局、符合学术文化发展需要的鸿篇巨制。那又如何解释其堪为《五经正义》之前奏，恰又符合时代要求这一现象呢？其学术原因已见前分析，无非与其师承渊源有关，亦不可遽谓之偶合，实乃儒家一贯之理想也。创造一种理想的儒治社会的理想，自然是与浊世格格不入，而与治世若合符契的。所以说，即非偶合，亦非为现实服务，而实儒家学术理想的一种必然结果。下面再就其经学思想寻找一下其立身出仕的思想根源，陆德明的其他著述皆已散佚，只能就《经典释文》之《序录》及“释文”所反映者进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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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作为一代经学大师，生长于南朝玄学盛行的学术氛围中，经历了隋唐两种不同的大一统政治，以及遭逢隋代前后两次战乱，而能本着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处世原则，或遁世无闷，退居著书；或守正不阿，避地郊野。及唐一统，则欣然乐与圣君贤臣相处。在历次三教论辩中皆能胜出，所至玄佛造诣不可谓不深，而终能不沉溺其中；荣膺瀛台十八学士之美誉，君臣际遇不可谓不隆，而未曾弃学从政，始终保持一代淳儒风貌。此其中必有其过人的操守及可为坚守的思想原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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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德明以国子助教留于洛阳。值王世充僭称伪号，署德明为其子汉王师，其子就其家中，将行束脩之礼。德明耻之，因服巴豆散，称病高卧东壁下。王世充子入，跪拜床前，德明对之遗痢，竟不与语。后人对此事评价甚高，《资治通鉴》，列此事于武德二年四月戊申。胡三省注曰：“德明过孔颖达远矣。”(77)黄震《古今纪要》曰：“德明经行兼修，不降其志。”(78)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比较二人之优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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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达亦安敢望德明。仲达之在东都，为隋皇泰主太常博士，时有道士桓法嗣献《孔子闭房记》，以为王世充受命之符；世充即命仲达与其长史韦节杨续撰禅代议，仲达此事，可以比美新之大夫矣。其时，德明亦为国子助教，世充遣其子玄恕师之，德明不应，服巴豆，卧称病，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礼，跪拜床下，德明对之遗利，竟不与语，斯其人视仲达果何如，果谁得为圣人之徒欤。仲达仕唐，颇有风节，有谏太子承乾之功；则以在太宗之世，故欲铮铮自见也，是所谓治世乱世，与时屈身者也。且世充暴人也，徐文远为其师，犹拜服见之；德明以一国子先生拒之，可谓大勇矣。(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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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明之“大勇”，却是以道家之术成就之的。“勇”在儒家，与仁、智并列，属于三达德之一；孔子谓“仁者爱人”，又说“惟仁者能爱人，能恶人”，此即所谓大仁；孔子谓宁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80)，此即谓之大智；勇的内涵是“勇者不惧”，其表现应该是刚直的抗争。而身陷王世充淫威下的诸儒，却并没有峻拒的表现。孔颖达不惜名节，终为遗憾；徐文远见侮不辱，明哲保身；惟陆德明能够运用智慧与之对抗，终致全身而退。此举即是道家以柔克刚之术，德明熟读老、庄，谙习其术，卒用之以保全名节，非大勇而何？古之所谓“大”者，超越之谓也。大勇即是不以匹夫之勇，而能运用智谋，以柔克刚，是对刚直之勇的超越。此即所谓“援道入儒”，亦可谓之儒道互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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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季世，经生士大夫竞以名节自高，儒家名教之学成为普遍关注、追求的学问。但于不久的魏晋之际便遭遇政治权谋的巨大挑战，几乎沦为虚伪的代名词。在卑污而残暴政治的高压下，逃名于道家玄谈的儒家名士，于是发明了“越名教以任自然”的著名论题。其实只是表面上蔑弃礼教，实则是借助当时盛行的玄学，挽救了名教与自身人格的尊严。为了应对君主专制，儒家本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策略。儒士仕途失意或对现实不满，则亦可以退为进，退隐乡野与山林，所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自孔子开始的传统。与老庄道家的返归自然、清静自守的人生哲学，还是有所区别的。魏晋玄学所谓的息影林泉，是对自然的艺术审美中，寻找到人生的寄托，巧妙地将自然和名教结合起来，既解决了两者之间对立的矛盾，为名教寻找到自然的基础，也为自然寻找到终极的归宿。“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既是与现实政治的逃避，也是对现实政治的对抗。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进则为儒退则为道，成为士人行为的基本模式，当然，这仅是就其表面现象而言之，其间还是有着巨大区别的。有些儒家的行迹近于与世无争的道家，而实则是为儒家积极进取行为的掩护，如中唐历仕肃、代、德三朝的名相李泌；又如王通退隐的仅是表面行迹，而实则是彻里彻外的大儒；至于陆德明，虽亦欣赏甚至谙习道家学术，却只是偶一运用，以保身名而已，而主要致力于“援道入儒”的学术研究，坚守儒道两家共同持守的“遁世无闷”原则，即使应仕，仍然始终学官的淳儒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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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道入儒”，首先亦须对道家思想作引向儒学的诠释，似乎多为前人所忽略，这应该是王弼以来的玄学首要的致力方向，而后方能用之以诠释儒学。无为、清静的道家，先须成为“无为而无不为”以及“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君人南面之术，方可与儒家的治道相互补充。《经典释文序录》评《老子》思想时，即引班固的诠释说：“道家者流，清应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实则有益于治道；从而认为崇尚玄谈的言辨之士，实则未能领略老子深意，“唯王辅嗣妙得虚无之旨”。又赞扬庄子独立特行的高尚人格曰：“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子》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庄生弘才命世，词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认为后之为《庄子》传注者，罕晓庄生之意，惟郭子玄（象）所注“特会庄生之旨。”而王弼、郭象都先后是当时玄学的领军人物，都是首先将儒道结合，重构老、庄学说。如王弼以“有生于无”，“圣人有情”等新说诠释老子思想，从而夺得玄学领袖之席。又如其“崇本息末”说论及“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81)等等，既以释老，又将其引入儒学的论域。郭象注庄，亦用王弼故技，实亦借庄以创新说，如以“寄之人事，当乎天命”说诠释庄子关于“无以人灭天”；以“游外弘内”说诠释庄子关于“逍遥无为”、“外内不相及”的思想，故其注《庄》却不忠实于《庄》，意在“援庄入儒”而已，斯则所以为玄学也。德明深受玄学影响，反以二子新说为老、庄本旨，故以此论定《释文》之并释庄老，意在“援道入儒”，与王、郭二子欲借道家理论解决政治危机，以济儒学之困的用意相同。于儒家学术的发展，应该是有所裨益的。宋明理学的产生实亦借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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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玄虚之学，之所以被后人蔑弃，实在有其内在原因。竹林七贤之后，至如东晋的王戎、王澄、胡毋辅之之徒，乃玄学末流，清谈入云，而竟贪鄙、荒诞至极；坐而论道的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82)；自鸣“高朗疏率”的王敦，终致专权谋逆，清谈误国之恶谥，绝非虚言。乐广一句“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83)算是挽救了玄学的一点清誉。萧梁时代玄风复煽，三教学者在一起谈玄，多少还有一点学术意味。此所以陆德明虽深受玄风影响，仍能清醒地坚守经学的领地，引进老庄，以拓展经学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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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周易》是讲变化、发展之哲学，为诸学智慧之源泉。因为高深玄妙，也被魏晋六朝玄学奉为经典，与《老》《庄》并列称之为“三玄”；《礼》是儒家社会、政治的核心，是维系上下左右人群行为关系不可或缺的规范；《尚书》、《春秋》是对政治历史的借鉴。《诗经》虽属文学，然其却是“文明以止，化成天下”，诗乐合一，化性移俗的有效途径。今人习谓“还文学以娱乐美的原本属性”，恰恰是反说其事，流风普及，其害无穷。在儒学看来，诗书礼乐都是论述和阐扬先王治道，化民成俗学问。陆德明评《诗经》说：“王者巡守则陈诗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也。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乎诗。”诗是艺术，作为学问家，德明不仅诠释字词音义，还要把儒家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理想通过笺注的形式加以发挥，让人们在审美感受的同时达到“厚人伦、美教化”的目的，为唐代礼教（实即文教，文明教化之意）社会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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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汉唐之世，特别是至盛唐以前，存在的主要形式和载体还是经学，汉魏诸子及隋末王通，可谓寥若晨星。这往往与儒家学人的不遇有关，政治的昏暗，反而促成了学术之大明。(84)然而初盛唐时期，本应先有一个乱世学术的总结期，可惜河汾诸子，由于环境的过度恶劣与自砺的过分严酷，大都过早夭亡；房杜王魏之徒，则因遭逢明主，得宣其用，所学尽付之于实践，也已无暇学术；史学及明经诸儒，如姚、陈、三李、令狐、颜、陆、孔等，又从而辅成之，使历史、经学的总结、整合总算得以告成。贞观之治所造就的文治武功，于是乎堪称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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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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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向奎《唐宋时代经学思想—经典释文、十一经正义等书所表现的思想体系》，《文史哲》195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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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利器《〈经典释文〉考》，《晓传书斋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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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载光《三朝通儒陆德明》，载舒大刚主编《中国历代大儒》，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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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荫楼《陆德明的南学风韵及其对经学的贡献》，《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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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琨荧《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冀东学刊》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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