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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明之“大勇”，却是以道家之术成就之的。“勇”在儒家，与仁、智并列，属于三达德之一；孔子谓“仁者爱人”，又说“惟仁者能爱人，能恶人”，此即所谓大仁；孔子谓宁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80)，此即谓之大智；勇的内涵是“勇者不惧”，其表现应该是刚直的抗争。而身陷王世充淫威下的诸儒，却并没有峻拒的表现。孔颖达不惜名节，终为遗憾；徐文远见侮不辱，明哲保身；惟陆德明能够运用智慧与之对抗，终致全身而退。此举即是道家以柔克刚之术，德明熟读老、庄，谙习其术，卒用之以保全名节，非大勇而何？古之所谓“大”者，超越之谓也。大勇即是不以匹夫之勇，而能运用智谋，以柔克刚，是对刚直之勇的超越。此即所谓“援道入儒”，亦可谓之儒道互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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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季世，经生士大夫竞以名节自高，儒家名教之学成为普遍关注、追求的学问。但于不久的魏晋之际便遭遇政治权谋的巨大挑战，几乎沦为虚伪的代名词。在卑污而残暴政治的高压下，逃名于道家玄谈的儒家名士，于是发明了“越名教以任自然”的著名论题。其实只是表面上蔑弃礼教，实则是借助当时盛行的玄学，挽救了名教与自身人格的尊严。为了应对君主专制，儒家本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策略。儒士仕途失意或对现实不满，则亦可以退为进，退隐乡野与山林，所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自孔子开始的传统。与老庄道家的返归自然、清静自守的人生哲学，还是有所区别的。魏晋玄学所谓的息影林泉，是对自然的艺术审美中，寻找到人生的寄托，巧妙地将自然和名教结合起来，既解决了两者之间对立的矛盾，为名教寻找到自然的基础，也为自然寻找到终极的归宿。“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既是与现实政治的逃避，也是对现实政治的对抗。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进则为儒退则为道，成为士人行为的基本模式，当然，这仅是就其表面现象而言之，其间还是有着巨大区别的。有些儒家的行迹近于与世无争的道家，而实则是为儒家积极进取行为的掩护，如中唐历仕肃、代、德三朝的名相李泌；又如王通退隐的仅是表面行迹，而实则是彻里彻外的大儒；至于陆德明，虽亦欣赏甚至谙习道家学术，却只是偶一运用，以保身名而已，而主要致力于“援道入儒”的学术研究，坚守儒道两家共同持守的“遁世无闷”原则，即使应仕，仍然始终学官的淳儒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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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道入儒”，首先亦须对道家思想作引向儒学的诠释，似乎多为前人所忽略，这应该是王弼以来的玄学首要的致力方向，而后方能用之以诠释儒学。无为、清静的道家，先须成为“无为而无不为”以及“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君人南面之术，方可与儒家的治道相互补充。《经典释文序录》评《老子》思想时，即引班固的诠释说：“道家者流，清应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实则有益于治道；从而认为崇尚玄谈的言辨之士，实则未能领略老子深意，“唯王辅嗣妙得虚无之旨”。又赞扬庄子独立特行的高尚人格曰：“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子》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庄生弘才命世，词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认为后之为《庄子》传注者，罕晓庄生之意，惟郭子玄（象）所注“特会庄生之旨。”而王弼、郭象都先后是当时玄学的领军人物，都是首先将儒道结合，重构老、庄学说。如王弼以“有生于无”，“圣人有情”等新说诠释老子思想，从而夺得玄学领袖之席。又如其“崇本息末”说论及“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81)等等，既以释老，又将其引入儒学的论域。郭象注庄，亦用王弼故技，实亦借庄以创新说，如以“寄之人事，当乎天命”说诠释庄子关于“无以人灭天”；以“游外弘内”说诠释庄子关于“逍遥无为”、“外内不相及”的思想，故其注《庄》却不忠实于《庄》，意在“援庄入儒”而已，斯则所以为玄学也。德明深受玄学影响，反以二子新说为老、庄本旨，故以此论定《释文》之并释庄老，意在“援道入儒”，与王、郭二子欲借道家理论解决政治危机，以济儒学之困的用意相同。于儒家学术的发展，应该是有所裨益的。宋明理学的产生实亦借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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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玄虚之学，之所以被后人蔑弃，实在有其内在原因。竹林七贤之后，至如东晋的王戎、王澄、胡毋辅之之徒，乃玄学末流，清谈入云，而竟贪鄙、荒诞至极；坐而论道的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82)；自鸣“高朗疏率”的王敦，终致专权谋逆，清谈误国之恶谥，绝非虚言。乐广一句“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83)算是挽救了玄学的一点清誉。萧梁时代玄风复煽，三教学者在一起谈玄，多少还有一点学术意味。此所以陆德明虽深受玄风影响，仍能清醒地坚守经学的领地，引进老庄，以拓展经学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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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周易》是讲变化、发展之哲学，为诸学智慧之源泉。因为高深玄妙，也被魏晋六朝玄学奉为经典，与《老》《庄》并列称之为“三玄”；《礼》是儒家社会、政治的核心，是维系上下左右人群行为关系不可或缺的规范；《尚书》、《春秋》是对政治历史的借鉴。《诗经》虽属文学，然其却是“文明以止，化成天下”，诗乐合一，化性移俗的有效途径。今人习谓“还文学以娱乐美的原本属性”，恰恰是反说其事，流风普及，其害无穷。在儒学看来，诗书礼乐都是论述和阐扬先王治道，化民成俗学问。陆德明评《诗经》说：“王者巡守则陈诗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也。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乎诗。”诗是艺术，作为学问家，德明不仅诠释字词音义，还要把儒家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理想通过笺注的形式加以发挥，让人们在审美感受的同时达到“厚人伦、美教化”的目的，为唐代礼教（实即文教，文明教化之意）社会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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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汉唐之世，特别是至盛唐以前，存在的主要形式和载体还是经学，汉魏诸子及隋末王通，可谓寥若晨星。这往往与儒家学人的不遇有关，政治的昏暗，反而促成了学术之大明。(84)然而初盛唐时期，本应先有一个乱世学术的总结期，可惜河汾诸子，由于环境的过度恶劣与自砺的过分严酷，大都过早夭亡；房杜王魏之徒，则因遭逢明主，得宣其用，所学尽付之于实践，也已无暇学术；史学及明经诸儒，如姚、陈、三李、令狐、颜、陆、孔等，又从而辅成之，使历史、经学的总结、整合总算得以告成。贞观之治所造就的文治武功，于是乎堪称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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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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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荫楼《陆德明的南学风韵及其对经学的贡献》，《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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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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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颖达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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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574—648）生于北齐后主武平五年，卒于唐贞观二十二年，字冲远，一字仲达，冀州衡水（即今河北衡水）人。孔颖达之字，史传记载不一，《新唐书》与原《旧唐书》各本本传并作“仲达”；今版《旧唐书》据于志宁《大唐故太子右庶子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宪公孔公碑铭》作“冲远”(85)。北宋欧阳修收集古代金石碑拓，以为证史之用，亲见于碑拓本，并为之跋云：“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86)观其文意，跋文作于《新唐书》撰修之前，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已作“冲远”(87)。然《本传》卒不改者，想是宋祁坚持。古人用字，往往随时改易，“仲达”或为原字，而“冲远”或为避祸时所改，时人不知，一仍旧称，不必定误，故并存之。晚出之《全唐文》小传作“仲远”，当为斟酌两字以意断之，并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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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达生长于儒学世家书香门第，孔子第三十二世孙，曾祖灵龟，北魏国子博士；祖父硕，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为官清正，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名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情在公平”，“心敦宽简”。颖达自幼受家风熏陶，“庭罗俎豆，幼习升降之仪；门列骖驵，少怀远大之操”(88)。《旧唐书》载其“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89)。《册府元龟》亦载其“八岁就学，口读千余言，至暮更诵，未尝嬉戏，有异凡童。《三礼义宗》尽能闇记。”(90)可见颖达确有神童天赋，崔灵恩《三礼义宗》三十卷，居然尽能闇记，亦足见其勤奋好学。《旧唐书》载“同郡刘焯名重海内，颖达造其门。焯初不之礼，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颖达固辞归，焯固留不可。还家，以教授为务”。而《册府元龟》所载与此有所不同，文曰：“初受业于同郡刘焯。然焯号为通儒，门人甚众，初不之礼。颖达察焯不能出己之右，于是请质疑滞，皆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颖达固辞归，焯固留，不可。”(91)疑两文应据同一记载而来，旧《唐》编者，见其所述不类师生情谊，因而删去其受业刘焯门下事。按《隋书刘焯传》，实即颖达所撰，传云：焯教授乡里，“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然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92)。应为亲见亦为成见，焯门下受学者如云，固不能一一亲接，颖达又非焯入室弟子，以当时情形与焯踞傲性格，“初不之礼”，当在情理之中。颖达世家子弟，所至优待，因以为憾，至于“请质疑滞”，使焯知其非等闲之辈，意气用事而已。若按新旧《唐书》所载，则是专意前去论学，既未闻见刘焯讲论，又非所请，有何“疑滞”而须面“质”之？且预有答案，直成卖弄而已，想颖达何至浅薄如此！又“固辞归”，乃本应久住之意，亦可证明本为来此受业者，未满期而求去，亦周隋之际高才求学之常态，不足为怪。故以为《册府元龟》所记可从。天文历法，尤为刘焯所长，杜预《左传》，王弼《易注》，本为南学，最早应为二刘所传（见二刘章节）。颖达之学尤明《左氏传》、《王氏易》，兼善算历，不能不说受刘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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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时颖达少年，而先辈宿儒耻为之屈，潜遣刺客图之。礼部尚书杨玄感舍之于家，由是获免，补太学助教。”(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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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达优异且早成，颇为时人所许，后来与颖达同为天策府十八学士的于志宁在其《碑铭》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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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韬金匮，覃思迈于西河；学富石渠，沉研冠于东阁。词光翰苑，文丽彩虹；思极掞天，才华日（茂），蹈忠（恕）以行已，践仁信以（沐）身。（握）汉皇之明珠，光映照车之瑶；抱金山之美玉，价重连城之器。闻之者未面而虚（席），见之者忘言而倾盖。可谓儒宗之镜（铨），学府之（渊薮）焉。(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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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颖达才学出众，然年轻气盛，好骋辨才，与人论驳，毫无含容，难免折辱先辈，尚不自知，遂令先辈宿儒引为深耻，亦属自然。然而竟然阴遣刺客图之。事颇可疑，应须辨之。隋季儒风虽然颓丧，然而仁风递邅，不绝如缕，尚不至于堕落如此。且宿儒大多贫寒，即有是心，亦无其财力势要。所以应该另有其人，隋世权要虽多武功名法之吏，然亦自幼谙习五经，尤喜附庸儒雅，每有学术论辨，必皆预席。自是受辱于后进小子，岂肯善甘罢休？所谓“潜遣刺客图之”者，正此辈所为而能为之也。(95)若非得杨玄感之类权要庇护，几致不免，亦可反证对方势力之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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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达既蒙杨玄感知遇，及玄感起兵，并未从军，而是选择避祸虎牢。王世充于东都洛阳拥兵自立，自封太尉，罗致隋季百官知名之士为僚属，略地虎牢时，得孔颖达，任命为其太常博士。及逼皇泰主禅位，命其与韦节、杨续撰禅代议，致令后世学者讥其“可比美新之大夫”。或以为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捷足者先登之，无所谓正统乃至正义与否！然犹须察其平素为人为何如也，岂有暴虐而后可为明君者？士君子立身择木而栖，择君而事，一直是其应守之操行，虽曰处于无奈，究乏脱身之计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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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太宗平洛阳，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擢授国子博士。从游甚众，“负笈质疑”的“膏粱胄子，举袂成荫”(96)堪称一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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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时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太宗尝问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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